【散文】我与礼泉农村改革试验--大江法律服务网官网-www.flfww148.com

礼泉境内名胜古迹很多。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开了中国历史上皇家以山为陵的先例，占地30万亩，迄今为世界最大的皇家陵园。昭陵博物馆的文物著称于世，昭陵六骏石雕堪称国之瑰宝。昭陵连同唐肃宗李亨的建陵均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还有唐王朝徐懋功、魏征、尉迟敬德等185位皇亲大臣的陪葬墓等，国内外游客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礼泉改革试验区的工作，先说是3个月，后时间无限期延长。期间，我曾去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进行过考察学习；参加过全国第一期试验区干部培训班；还被中央试验区办公室借调去黑龙江省尚志县做过半年联络员；到北京顺义县和河北玉田县农村搞过调查。回咸阳后，又是沈树森副书记鼎力推荐，将我由副县级研究员改任为礼泉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和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兼管宣传、精神文明建设和科协工作，直至1995年元月初离任。在礼泉，前后整整呆了8年。

中央5号文件第四个问题为“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

文件指出，“乡、村合作组织主要是围绕公有土地形成的，与专业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的特点。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目前在乡一级，有些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设立了农工商联合社等机构；在村一级，有的单设合作机构，有的则由村民委员会将村合作和村自治结合为一体。不管名称如何，均应承担生产服务职能、管理协调职能和资产积累职能，尤其要积极为家庭经营提供急需的生产服务。有条件的地方，还要组织资源开发，兴办集体企业，以增强为农户服务和发展基础设施的经济实力。”

礼泉试验区一开始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对合作组织的建立有无必要，认识不一，争论不休。有的认为建立合作组织是“倒退”，是又要“归大堆”；有的认为既有村委会，又建合作社，是“瞎子戴眼镜——多了一层”；有的认为经济没发展起来，又揣弄生产关系，是“吃力不讨好”。这些持否定、半否定合作经济组织和双层经营制的观点，当时还有较大市场。这就给试验工作带来较大难度，亦影响试验效果的发挥。我心里也曾经七上八下。

1988年4月，我参加了中央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在国防大学举办的试验区干部培训班。这个培训班被同行们戏称为“黄埔一期”。在培训班里，我结合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主任的讲话和许多专家学者的讲课精神，对礼泉试验区近一年时间在27个主辅点的试验进行了思考，思想上进一步明确，双层经营制的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和试验，但绝不能否定。礼泉初步试验的效果有四点：一、推动了生产服务的开展，使农户家庭经营有了依托；二、初步理顺了各类经济关系，使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三、开辟资金来源，集体经济实力开始壮大；四、促进了干部观念更新，转变了基层组织的职能。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点。

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村基层组织的主要职能普遍由组织生产变成了行政管理。干部只抓“催粮要款，办学、引产”。有的只顾个人发家致富，“光吃俸，不敲罄”。合作组织的职能由村委会代行，实际上多数是代而不行。合作社的建立，突出了农村基层组织抓经济工作的职能，使干部和群众受到了商品经济意识的教育，增强了商品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效率观念和集体观念。1990年6月，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曹令中同志来礼泉考察，在同几位农村支部书记、经济合作社主任谈话中，听到的都是“宏观控制”、“微观搞活”、“机制转换”、“经济合作社四大职能”等改革新名词，很觉惊讶。

试验工作由点到面，用典型引路，干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不断克服由“大锅饭”带来的逆反心理，逐步认识了完善社区性合作组织双层经营制的必要性。实践证明，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以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为宗旨；正确处理“统”与“分”的辩证关系（“统”、“分”不是对立的，“统”是为“分”服务的，“统”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分”）；继承了合作化的遗产，又培植着新的基因。因此，它不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旧组织的复归，也不是农民自发地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通过政府行为引导农民做出的有目的、有比较的选择。这种以社区性、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新体制，既适应经济发达地区，又适应经济一般和暂时还比较落后的地区；既能解决社区性的问题，又能解决专业性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因而，基本符合礼泉县生产力水平和群众的文化素质、心理状态以及传统习惯。只要把那些有经济头脑、有事业心、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干部选出来，组织起一个硬梆班子，并且很快投入服务工作，农民还是拥护和支持的。

礼泉县由于苹果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试验前就出现了一些专业性合作组织的雏形，如苹果协会、葡萄协会、酥梨协会、果工商公司，等等。因此，对合作组织的认识，还有一个如何看待社区性合作组织与专业性合作组织的关系问题。礼泉试验区在建立社区性合作组织的前前后后，专业性合作组织也在蓬勃发育。这种组织与参加人利益更直接，尤为从事专项商品生产者所欢迎，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于是有人主张只要“专业性”的，不要“社区性”的。这种观点亦有偏颇之处。事实上，这两种合作组织并不对立。社区性合作组织中有专业性合作组织的单元，专业性合作组织又往往影响社区性合作组织的经济发展方向。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时，它们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专业性合作组织覆盖面较小，往往在那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并且已经出现大宗产品的地方形成和发育。在现阶段，碰到涉及社区性的问题，比如土地的承包和调整等，就不容易解决。社区性合作组织主要围绕公有土地所形成，集经济、行政于一身，往往离不开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也难以满足所有参加者的要求。鉴于此，必须扬长避短，使两种组织共同发展，逐步形成互相渗透、纵横交织的新的合作组织体系。

据此，我在培训班期间写的《浅议礼泉试验区完善合作组织双层经营制试验》的论文，受到中央试验办和省委农研室以及市委的重视。中央试验办将其收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第一期干部培训班学员《结业论文选》。省、市、县委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于1989年6月3日至6日，在礼泉县召开了有省内几十位专家学者、市县委领导、省市农工部门领导和县乡干部等101人参加的理论研讨会，对双层经营制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使之坚定了将试验搞下去的决心。我在会上拿出了《社区性合作组织与专业性合作组织之比较》的论文，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后获得了1989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征文三等奖，中、省、市4家刊物转载，并收入陕西农村改革试验办《探索与创新》一书。

二

试验中，我先后深入到城关镇东关村、药王洞乡茨林村和新时乡抓服务体系建设试点，蹲在骏马乡抓土地制度建设试点，盯住东庄乡果农协会、叱干镇果工商公司、城关镇葡萄协会、烽火乡小应村（以工补农试点）不放，都对面上起到了示范作用。

1991年11月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即中共中央中发（1991）21号文件。《决定》强调指出：“农村改革，必须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切不可偏离这一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和总方向。”

这些话，礼泉人听了几年，讲了几年，耳熟能详，现在赫然出现在《决定》里，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和总方向。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经济联合社”亦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写进第26条中。礼泉人在慨叹：“想不到我们试验的思路和中央的部署竟是那么的合拍，我们和中央想到一起了！”我作为主管试验区工作的县委领导，这下知道试验的大方向没有错，一下子感到压力减轻了许多。

在此期间，我于1991年6月带队赴山东烟台市、平度市、淄博市周村区和莱芜市进行了考察。先后于1991、1992年分别参加了中央试验办在山东平度和河南商丘召开的研究土地制度建设和流通体制改革的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和广州参加了全国试验区几次培训班。多次聆听到中国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主任，刘堪、王郁昭、吴象、谢华副主任和林毅夫、陈锡文、郭书田、周其仁、吴晓灵、杜鹰、胡庄君等专家、学者的报告，使我“视野更加开阔，考虑问题更为全面，也更有深度了”（吴象主任语），受益匪浅。

试验期间，礼泉试验区共形成论文和调查报告《撞击与反射》（一、二、三集）《裂变的思索》《在改革中崛起》《典型材料汇编》等，共计过百万字。从而，使试验区的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我写的《礼泉农村改革试验区综述》一文入选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县市施政录·礼泉卷》。我和张坚同志合写的《礼泉试验区完善双层经营制的报告》在1990年的陕西省农村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凝聚能人于其中》被1988年9月的《农村工作通讯》采用。试验办王战旗同志主笔写的《在商品经济中崛起，在市场流通中壮大》获全国试验区优秀论文奖、陕西省农村改革试验区优秀论文一等奖，发表于1994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礼泉有条苹果“产业链”》被《陕西日报》评为好稿。1991年10月，日本学者佐藤宏和中国留日博士研究生严善平来礼泉深入乡村农户进行了考察，对生产服务体系建设表示赞赏。

1994年，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对礼泉试验区两个课题的试验均颁发了优秀奖牌。同年，国家农业部也授予我“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优秀干部”荣誉证书。

省委对礼泉试验区的工作非常重视，一直由主管农村工作的牟玲生副书记分管。期间，牟书记多次参加过省上召开的试验区工作会议，也多次单独听取过我们的汇报，还几次深入到礼泉县乡、村检查指导工作，和我接触自然比较多。牟书记系搞政策研究出身，其工作的扎实细致，了解下情的不厌其烦，对基层工作同志的尊重与理解，对文件材料的字斟句酌，都使我受到极大的教益和启发。他所著的《躬行集》一、二、三集就集中反映了他的不凡足迹。我曾有感而发，赠这位受人崇敬的领导七律一首：

赠牟玲生书记

一身正气倡廉风，不畏奸邪威自生。

主政哪凭听汇报，做官岂敢远亲躬。

调查现状目光远，掌握实情家底清。

天道酬勤天不老，大家风范誉秦中。

礼泉试验区在省委的主管部门是省委农研室。省委副秘书长、农研室主任刘云岳同志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既有文才，又有口才，既擅长写大材料，又特长书法、诗词。《礼泉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基地综合调查报告》就是由他主笔在礼泉县写出来的。其所著《春蚓集》《云岳诗词选》代表了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字水平，可谓我的良师。2015年11月，我曾赠诗一首：

致刘云岳老领导

满腹经纶佐赵公①，才华横溢靓韩城②。

歌轻舞曼身姿俏，笔走龙飞墨迹浓。

雁塔巍峨成正果，渭河汹涌荡精英。

竹林钦赞五车富③，同道折服传盛名。

①赵公即赵伯平，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②刘云岳系陕西韩城县人，曾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③竹林即原陕西省委副书记蔡竹林。

三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于1995年9月在礼泉县召开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设研讨论证会”。此时，我调离礼泉工作不久，仍应邀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在中间举行的专家学者“问询会”上，我一一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顺利“考核”过关。在问询过程中，一位专家突如其来地提出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认真议论过的问题：礼泉试验工作分几个阶段？接受问询的其他同志当时都面面相觑。我的脑子里飞快地回忆了试验走过的路，迅速作了回答：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7年5月试验研究组进驻到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为初创阶段。主要任务是学习文件，制定方案，培训干部，顶着压力，进行主辅点的试点和理论准备。围绕双层经营制有无必要的争论，逐步统一对试验工作的认识。

第二阶段，从1989年7月到1991年12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为全面铺开试验阶段。着重进行了土地制度建设、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资金积累机制建立的试验，以及苹果、葡萄等专业合作组织的试运行。将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十三届八中全会公报精神上来。并狠抓了苹果基地配套建设的硬件建设。

第三阶段，从1992年1月到1995年8月全国会议之前，为深化试验阶段。按照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配合省委安排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继续分期分批大胆地试，大胆地创，总结出一批典型和试验成果。进一步验证了双层经营制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回答得到了专家组的满意。

1995年9月23日，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农村司司长李炳坤为首的专家组对礼泉试验区的论证意见是：

礼泉县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同改革试验之初的软弱瘫痪状态相比已有了质的变化。其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双层经营体制为基本特征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已成为礼泉县广大农民群众的成功实践和自愿接受的新制度。

（二）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在向农户提供各种生产服务、并发挥其功能的活动中，发育出了各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组织，促进了农村分工分业和苹果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从而，为礼泉县农村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三）礼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和成长，造就了大量具有生机活力的农村微观组织，从而推动了礼泉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全县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专家组认为，礼泉县改革实践的基本经验和有益启示是：

（一）完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双层经营体制，是深化农村改革方向性的重要工作，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一项长期而又艰苦细致的基础性工作，必须积以时日，方能见到成效。

（二）制度完善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礼泉县的制度安排，始终是以适应和服务于苹果商品生产这一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为中心来进行，坚持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三）礼泉县的改革试验坚持从实际出发，先行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因此，避免了走入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发展集体经济的误区。

（四）礼泉县在改革试验中将社区合作与专业合作结合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为多种形式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同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后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讲话中说，礼泉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里面多多少少与礼泉试验区坚持农村改革试验是分不开的。专家组在讨论的时候，马骏英同志讲的一句话很值得重视，这就是8年来礼泉农村改革试验最大的变化是思想观念的变化。从县上干部，然后到乡镇干部到农民，思想观念变化是非常显著的。我想这是礼泉经济发展、面貌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杜鹰还说，礼泉的改革试验工作有一种永不动摇的精神，这是我们其它试验区的同志应该好好学习的。刚才刘堪主任也讲了，礼泉试验的特点确实与其它试验区不一样，不是有轰动效应的，也不是当前的热点问题。……礼泉选择的方案是解决包产到户以后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这是涉及我们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问题。能在这个问题上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作，而且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我希望其它试验区在学习礼泉经验时，首先要学习他们的这种扎扎实实的精神。

《经济日报》于1995年11月18日、25日，《陕西日报》于9月25日头版，都对礼泉改革试验的经验进行了重点报道。

至此，我在礼泉县从事的农村改革试验工作算是画上了句号。

后来，我写了一首赞礼泉改革试验的诗：

改革试验绩斐然，验证功能有续编。

体制双层初建立，措施全面紧相连。

干群目染思维广，县域前瞻远景宽。

日异月新原貌改，来宾接踵主开颜。

前面提到的沈树森副书记，后来担任了咸阳市政协主席。2011年12月21日不幸因病逝世。我感念他的人品、作风和对我的知遇之恩，写了这样一首缅怀诗：

废寝忘食工作狂，暑寒不避志如钢。

农村沟岔留足印，文苑书坛著锦章。

幽默诙谐飞笑语，忠诚敦厚重贤良。

君今撒手仙游去，天上人间思意长。

2014年12月21日，在纪念他逝世三周年时，我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缅怀沈树森老领导

力排众议乃恩公，慧眼识珠见赤诚。

尽瘁鞠躬尘不染，永留感佩在心中。

这两首诗被许多同志看好，说是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