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干亲”本是一种民俗现象,它源于封建时代的传统宗亲制度。当亲族关系难以满足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立足的需要时,人们便会到亲族之外寻求可以相互信赖、相互帮助的类似亲属的社会关系。这时,“打干亲”就应运而生了。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打干亲”这种原本被很多人认同的民间习俗,却渐渐地变了味,俨然成了拉关系、搞特殊的“代名词”。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贪官中,就不乏“干亲”成串甚至被“干亲”拉下水者。

　　2014年,中央巡视组在向广西、四川等地方反馈巡视情况时就曾指出,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一些干部通过“打干亲”“打礼”等方式拉关系。为什么四川多发此类“打干亲”问题呢?这源于四川有深厚的“袍哥”文化,而“袍哥”文化衍生出的“打干亲”现象,也被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列为“十类问题现象”之一。为此,去年12月,四川省泸州市纪委还专门发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干部认真自查“打干亲”问题,有干亲关系的必须立即解除,领导干部要做出不“打干亲”承诺书。　

　　“打干亲”这种习俗如果只是在民间、在老百姓中间存在,其实未尝不可。但倘若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面流行,甚至有人热衷于认“干亲”、攀亲家,就有些变味。当党员干部之间,或党员干部与各种社会关系之间,互相“打干亲”、攀高结贵之后,关系就会变得相当微妙而难以割舍。或在干部任用、人事安排、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诸多方面,给“干亲”大开方便之门；或以“干亲”关系为掩护,以亲情间“礼尚往来”为借口,收送红包礼金；或干预和插手工程招投标、政府项目经营管理等,为“干亲”谋取不当利益；甚至与“干亲”合伙经商办企业,搞买官卖官……

　　贪官缘何多“干亲”?当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有多“亲”,而是缘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太诱人,缘于权力失去了约束与监督。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干亲”。纵观官场中各种各样的“打干亲”现象,不论是权色交易型“打干亲”,狐假虎威式“打干亲”,拉帮结派“小圈子”式“打干亲”,还是行贿方便型“打干亲”,很多都是在以“干亲”马甲掩饰个人私欲,并将原本陌生的关系镀上“唯亲”的借口。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法庭上曾陈述:“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在交往中失去了底线,失去了界线,失去了防线。”季建业的“朋友圈”确实有些乱,有商界的大老板,还有一个“干妹妹”。季建业的“干妹妹”祝某攀上季建业这根高枝,看中的即是他手中的权力。因此,祝某用“干妹妹”身份换取的,是季建业大肆出卖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中央反复强调,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遏制官场“打干亲”现象,当然需要各级官员头脑清醒,保持警惕,但关键还在于规范权力的运行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一方面,必须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抵制“圈子文化”、纯洁权力关系,坚决查处腐败问题,形成强大的震慑效果,形成不敢拉帮结派、不敢任人唯亲的氛围；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强法律与制度的顶层设计,以科学完备的法律制度,确保权力运作透明化,让拉帮结派、关系攀附无利可图,官员想贪腐也贪腐不成,想为“干亲”牟取利益也要大费周折。倘若如此,也就无须担忧官员“打干亲”了。(宛诗平,基层组织部门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