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

让毛泽东动怒的张奚若，曾于1948年12月18日北平围城之时，带解放军干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期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提到了故宫：“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首都规划随即展开。

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被拆除，梁思成、张奚若曾表示坚决反对。1956年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又引发学术界激烈批评。对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终导致张奚若1957年向毛泽东坦陈己见。

毛泽东与故宫有过一段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即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54年4月，毛泽东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三次仅登城墙，而不入内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内。

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宫改建计划？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其中内情无人知晓。

毛泽东主席对紫禁城有着特殊的感情。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曾是他就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老师。1919年，毛泽东同湖南人民代表团来到北京，宣传进步，声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就住在紫禁城脚下的福佑寺。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平之前，毛泽东曾亲自给解放军将帅发出指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又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您们务使各纵队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道“手谕”，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保证了紫禁城免受战火破坏。

毛泽东不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他收到过许多书画家、收藏家、艺术家朋友馈赠的诗书画印之类文物，但他并未将这些珍玩国宝归为己有。他自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礼品，一律缴公。

1950年，毛泽东亲笔致信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友人姚虞琴先生赠送的王夫之手迹《双鹤瑞舞赋》转交国家。他在信中强调：“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获悉墨迹拨交故宫博物院后，他甚为欣慰，但不欲将自己捐献之事过分张扬，便批复：“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陈列展览。”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将中外友人所赠之私人礼品上缴国家。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回忆，1952年12月，毛泽东主席还将友人赠送的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转送故宫。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将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他，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惟一的李白传世墨迹，自然爱不释手，但仍按规定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

1954年5月间，毛泽东在4天之内3次登上紫禁城。5月17日下午4时，毛主席来到故宫。为了不打扰游客，他只让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故宫保卫科长韩炳文两人陪同。他们从神武门东坡道登上城楼，顺着城墙向东、向南，一直走到东华门。在东华门城台，毛泽东坐在小马扎上休息，与大家分食橘子，同韩炳文亲切交谈。随后，他参观了设在午门城楼上的“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前后共计3个多小时，直至天近黄昏才悄悄离去。

时隔一天，5月19日下午，毛主席又来到故宫，继续参观“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并对陪同人员说：“这就是历史。”两个小时后才意犹未尽地离去。5月20日下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故宫。这次是从神武门向西走，在西北角楼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直到晚上7时左右，才走下城楼，同大家挥手告别。

毛泽东三登紫禁城，为紫禁城历史留下一则难忘的往事。

陆定一力排众议保故宫

（陆定一，江苏无锡人。1945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62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下面是陆定一之子陆德的口述。）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中也涉及城市的改造。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肆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将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计划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拆除。”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中宣部是主管部门之一，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父亲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让所有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父亲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表示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据查有关档案，父亲在会上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父亲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是（保护故宫的）保皇派。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当时，中央听取了不同意见，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改造计划。1964年6月12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谢辰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