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伦敦蒙难真相：李敖的谬论已被学界推翻--大江法律服务网官网-www.flfww148.com

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领导兴中会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由于消息败露，起义被清政府扑灭，革命志士陆皓东等英勇就义。孙中山在河网密布的珠三角地区躲藏几昼夜后，登上了熟人的小汽船抵达澳门。在澳门，他看到了清政府出价一万两白银的悬赏公告，仅逗留一日便秘密前往香港。在香港，他首先拜访了老师康德黎请教解决之策。英国人康德黎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期的第一位老师。康德黎建议孙中山，马上去咨询邓思尼律师。在邓思尼的建议下，孙中山搭乘前往日本神户的轮船，取道横滨前往夏威夷。1896年6月，孙中山前往美国旧金山。10月，抵达伦敦。

此时，康德黎也已经离开香港回到伦敦家中，孙中山遂成为康德黎家的常客。某日午餐，康德黎提到，清政府的驻英大使馆就在附近，问孙中山是否有兴趣到周围走走。此种建议马上得到康德黎夫人以及另一位老师孟生的否定。孟生告诫孙中山，千万不要接近清国使馆，否则必有麻烦。然而，即使孙中山远离英国使馆，也同样必有麻烦。当孙中山抵达伦敦时，便已经处在清政府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下。清政府雇佣了伦敦史雷特侦探事务所的侦探，密切监视孙中山的一举一动。孙中山住在哪个旅馆，乘坐什么马车，每天如何行动，都被侦探记录在案，及时汇报给清国使馆。

10月11日是清政府决定行动的时间。当天，孙中山正准备与康德黎先生到教堂汇合，途中遇到中国人搭讪。孙中山得知其为广东同乡后，便沿街漫步与之谈话。不久，又有一个中国人过来搭讪，邀请孙中山到他们的“住所”吸烟。孙中山婉言拒绝，此时出现了第三个中国人，强行与孙中山攀谈。第一个中国人先行离去，其他两个中国人不断纠缠孙中山，并将其引导至人行道边。此时，街边的一所房子突然打开门，两个中国人半开玩笑半强行地将孙中山推入房内。房中等待的，是几个穿蓝袍马褂的清朝官员。此时，孙中山才明白，这里是清国大使馆，自己被清政府挟持了。

孙中山被关押到了四楼，首先审问他的是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参赞哈里代·马卡尼。此人实为英人，1858年随英军来华，曾任淮军教习，后以三品顶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对大清忠心耿耿。马卡尼虽然是英国人，却蛮横地向孙中山宣布“这里就是大清，你现在是在大清。”其后，清国使馆翻译官邓廷铿前来，向其宣布：“我们可以在这里杀你，因为这是大清，在使馆里没人能干涉我们。”当然，邓廷铿又明确告诉孙中山，不要幻想英国政府能够出手相救。大使馆不会按照正式手续引渡孙中山。

孙中山想尽一切办法想逃脱。首先，他将希望寄托在前来打扫卫生的英国仆人身上。10月11日，他写了便条，先后请两位仆人送到老师康德黎的府上，并给了他们金币作为小费。然而，两个仆人无一例外地都将纸条交给了清使馆官员。孙中山十分绝望，又利用小纸片呼救，试图用硬币包裹投出窗外，引起行人注意。这些小纸片同样被清使馆人员拾获。孙中山是基督教徒，此刻只有向上帝祈祷一途。10月16日，他祈祷之后，向一个仆人科尔恳求，说自己是一名基督徒，受到清朝政府迫害，称此刻的生命掌握在科尔的手中，希望他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帮他给康德黎送信。孙中山给予科尔20英镑的报酬，并许诺获释后给予巨额回报，终于打动了科尔，同意帮他通风报信。孙中山在名片的背面写下：“礼拜天我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并将从英格兰偷运到中国去处死，恳求赶快救救我！”

经各方营救、新闻界施压，10月23日下午4点30分，孙中山在被囚十二天之后，终于走出清国大使馆，重新获得自由。守在门口的记者如潮水般涌过来，让孙中山唯恐避之不及。随后，孙中山接受各大媒体采访，揭露事实真相。事随着路透社的电讯被传向世界各地。欧美、中日报章竞相报道，成为一个爆炸性的世界级新闻。这些报道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性效应，让许多西方人了解到了清政府愚昧落后的现状，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产生了同情。这些报道也使国人重新认识了孙中山。通过媒体的报道，国人看到了一个既了解西方先进知识又具备刚毅冷静品格的孙中山。由此，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孙中山其人其事，并对其革命事业产生同情。

伦敦蒙难的纪念与书写

孙中山本人也意识到，伦敦被囚事件对于揭露清政府的愚昧蛮横具有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遂开始写作伦敦被囚的回忆录，用于革命宣传。在康德黎的帮助下，孙中山用英文将此次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于1897年1月在英国首都伦敦和英格兰西南的近海城市波里斯托尔出版发行。然而，此书作为一种舆论造势和宣传文本，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改写情况。

据学者周楠本考证，书中孙中山本人的求救信便与实际情况不尽相同。最原始的求救信称：“礼拜天我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并将从英格兰偷运到中国去处死，恳求赶快救救我！”“恳求赶快救救我！”实际是一种渴望生还的呼救，更能体现孙中山当时惶恐紧张恐惧的心情。然而，孙中山为了维护自尊，删去了此语，塑造出一种虽被囚困仍处变不惊、沉着冷静的坚毅的自我形象。

另一个地方是有意隐瞒了部分史实。孙中山在书中，记录了自己曾投身信仰君主立宪的“少年中国党”的历史，称曾经纠集全体党员向清政府联名请愿上书请求立宪，但被清政府驳斥。孙中山亦称自己在澳门加入此党，更是子虚乌有之事。孙中山后来承认，自己之所以刻意回避自己激进的革命立场，系认为英国人具有保守主义性格，崇尚和平政变不流血的传统，如果谈太多激进革命，无疑会给英人以暴徒的印象。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孙中山如果承认每次都以香港作为武装起义的跳板，无疑会引起英国政府的干涉，妨碍日后革命事业的进行。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翻译出版，定名为《伦敦蒙难记》。由于此书在国内广为流传，反对派则将这段历史拿出做文章，称孙中山曾是保皇分子。1918年，孙中山护法失败后在上海闲居，撰写《孙文学说》一书，在第八章公开声明，承认在《伦敦蒙难记》中为博得英国同情，虚构了参加立宪活动的事实。然而，此书对他而言已经是过去时，始终没有对原书进行修订。

孙中山去世后，被国民党奉为“国父”，开始具有神圣的地位，伦敦被囚事件也具有了耶稣被钉十字架般的伟大意义。1928年9月，上海市党部一干国民党党员将10月11日定为“总理伦敦蒙难纪念日”，并奏请中央核准。1929年10月，中央党部将此纪念日推广向全国，要求每年的10月11日，各地高级党部召集全体党员举行开会纪念，民众团体需派代表参加活动。纪念大会的主要宣传点应该包括：“(一)、总理初次失败后中国的环境及当时革命势力的情形；(二)总理在伦敦蒙难的经过；(三)总理伦敦蒙难记的要点。”“总理蒙难纪念日”这个重要节日，纪念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抗战时期国家几乎快要被日本灭亡，“总理蒙难”与之比起来已经是小巫见大巫，遂不了了之。

当年囚禁孙中山的清使馆旧址，作为国民政府驻伦敦的公使馆，也被国民党打造为朝圣之地。国民政府将囚禁孙中山的四楼保持原样，不惜金钱从利物浦将当年的桌椅家具收购回来，甚至找到了当年孙中山求救的名片陈列于室内。据时人记载，在正中墙壁上，挂着孙中山的遗像，其上是国旗和党旗。再往上是汪精卫题写的“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从当时的报刊杂志上看，直到1948年仍有作者发表瞻仰纪念室的游记。

与纪念活动相配合的，是历史学家的书写。随着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孙中山被人引诱进入清政府使馆的事实，逐渐变成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向清政府宣传革命。此种书写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国民党党史系统的骨干罗家伦。罗家伦在1930年出版的《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中称：“我以为从逸仙先生勇往无前的性格推论，或许他当时是自动进使馆去宣传主张，集合同志，窥探虚实……这也是一件大可以彰显孙逸仙大无畏精神的事。”至于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中亲口承认被诱骗，罗家伦解释为孙中山这样写主要目的是为了暴露清政府的罪恶和愚昧。孙中山早年的革命盟友陈少白，在1935年出版《兴中会革命史要》，亦称孙中山亲自与他说，曾公开改名换姓到使馆去宣传革命，因对方怀疑而被捕。这些观点，基本都是出于为尊者讳的态度。由于孙中山的地位，也罕见后世学者反驳。

几十年后，随着国民党已经快成为“死老虎”，在海峡对岸出现了另外一种丑化孙中山的说法。李敖在《孙中山研究》一书中，耸人听闻地使用了《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的标题。他利用清政府方面的汇报资料，称孙中山确实是自己糊涂大意走入使馆的。他还利用清代外交官的笔记，称孙中山为了求饶，竟然跪地申冤，叩头请求清使馆官员宽恕。然而，李敖所依靠的史料，只是一些野史笔记和转录的道听途说之词。所谓孤证不立，利用野史却言之凿凿宣称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绝非严肃客观的态度。罗家伦等人的研究，虽然不无宣传目的，但也仅仅是一种谨慎的推论，李敖则完全是别有用心地将反感国民党的怒火殃及孙中山，实际类似于小报记者的行径。幸运的是，李敖的谬说，近年来已经被严肃的史学家黄宇和、周楠本等利用中外档案多方考证，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