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主管部门给家属出具的不予认定为见义勇为的答复书。

家属代理律师向当地官方递交法律意见，认为应认定见义勇为。

2016年6月10日，端午假期，来自成都的张正祥、于强、肖军、喻春祥等5个家庭共13人，来到郫县（现称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出游。在此过程中，肖军及喻春祥落水，张正祥和于强闻讯前去施救未果。最后，四人中仅有喻春祥一人生还。

张正祥的妻子周萍和于强的妻子钟敏，为了帮助丈夫申请认定“见义勇为”，在市县两级主管部门间反复，却被告知，由于其所救为同行好友，属于“履行特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法律界人士观点不一。有人认为，“特定义务”概念应在法律框架内阐述，上述主管部门属于“过度拓展”；也有人认为，由于目前关于“见义勇为”的定义，并无国家层面统一标准，地方有权自行认定。

因救溺水同伴遇难

周萍没有想到，一次好友间的亲子游，会彻底改变三个家庭。

今年6月10日，家住成都的张正祥、于强等人，携妻带子，一行13人来到位于成都市区近郊的郫县安德镇出游。在一处大坝前，肖军和喻春祥找来一只皮划艇，步行到河流上游，开始一场自制的“漂流”。与此同时，其余的人在河边野餐、聊天，小孩子玩着水，一切似乎井然有序。

变故突然降临。肖军和喻春祥在进行第二圈漂流时，发生了意外，皮划艇被一股暗流掀翻，两人随即被漩涡吸住。

周萍回忆，在听到河中传来的呼救声后，正在岸边纳凉的张正祥和于强二人，随即前往施救。其中，于强最先下水，张正祥紧随其后，迎着漩涡向溺水的二人游去。10多分钟后，喻春祥被急流推至岸边，得以脱险，而仍在水中的另外三人，则被漩涡一路裹挟，最终淹没在激流中。

于强和肖军的遗体，在大坝下游约三百米的位置被发现，而持续打捞五天后，张正祥的遗体才最终出水。

当地称救好友属“履行特定义务”

张正祥遗体出水的那一天，周萍的“征途”才真正开始。

打捞遗体那几天，曾有现场工作人员向周萍表示，张正祥因救人而身亡，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见义勇为”。这样一句话，周萍记在了心里。料理完丈夫身后事之后，在事发地安德镇政府的帮助下，周萍向郫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提交了认定申请。2016年7月6日，周萍收到了上述单位出具的回复书。

结局没有让周萍如愿。新京报记者看到，这份回复书中称，根据《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张正祥和于强二人“施救落水同伴”的行为，不属于见义勇为。

《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将“见义勇为”定义为“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郫县综治委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由于于强和张正祥所救人员为其二人好友，且家庭集体出游属于一种“邀约”，因此属于“履行特定义务”，不予认定“符合规范”。

在周萍看来，丈夫因救人而溺水身亡，应当得到认定。她奔走于郫县和成都市两级主管部门之间，并聘请了律师。由于申请过程一直无解，周萍说，自己打算在12月底，针对郫县政府启动行政诉讼程序。

■ 追问

如何界定救人行为中的“特定义务”？

“特定义务”产生原因分3种：法律规定、先行行为、职业要求

周萍介绍，郫县和成都两级主管部门，在拒绝其认定申请时，均引用《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对于“特定义务”的限制。

周萍的代理律师李凯告诉新京报记者，特定义务属于法律义务，不能随意扩展。法律上的救助义务包含两类，第一类是近亲属之间，第二类依据法理，救助义务还产生于“共同从事危险行为时”。李凯认为，在事发时，张正祥等人并没有约定玩漂流，因此没有“共同从事危险行为”。针对落水的同伴，他实际不负救助义务。

让周萍不明白的是，仅仅因为丈夫救助对象系“熟人”，性质便产生了变化。那么，“特定义务”如何界定？在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看来，救助义务主要是由于三方面原因产生的，一是法律规定，例如父母对孩子，二是先行行为（先行行为：行为人实施了某种行为而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使行为人负有防止或者排除这种危险发生的义务），比如使他人处于危险中，有能力施救就必须施救，三是职业准则要求，比如警察面对暴力犯罪。常莎表示，当前法律并未规定朋友之间有救助义务。如果被救助者的危险情况，并非因救助人的行为造成，就不能认定有“救助义务”。

是否有必要出台统一认定标准？

赞成者认为可降低见义勇为风险，反对者称成本太高

新京报记者查询全国各省区相关条例后发现，有至少8省市明确限定，见义勇为人员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救人或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公民。而包括北京、江苏、福建在内的省市，则没有这一表述。

常莎称，在国家层面，目前尚未建立针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统一标准，各地政府出于弘扬优秀道德品质的考虑，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认定和表彰。在此种情况下，便会出现各地认定标准不一，部分救人者无法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现象。

多名法律界人士认为，见义勇为系道德上的高尚行为，为了避免救人者陷入法律困境，国家有必要，也有责任出台全国性的法律文件，对见义勇为的认定、奖励、保护等作出统一规定，使全体公民敢于勇为，无后顾之忧。

法律学者齐东文表示，实现“国家标准”，要确定认定主体，并设计一套科学完整的程序，包括递交申请材料、审核、认定、作出决定、支付救助金等。此外，还应明确奖励标准。他表示，国外对此认定机制已经成熟，对于施救者有相应规范，不赞同盲目施救，“要通过立法尽量降低见义勇为的风险。”

此外，也有律师认为，就当前环境来看，建立“国标”并不适合。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学棉认为，国家统一立法成本太高，交给各个省市判定执行显得更加“经济”。不过其也强调，各省市在认定中，应严格遵循法律框架，不过分拓展认定“禁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王煜 实习生张彤 本版图片/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