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节，我不能回家去看母亲。独自走在熙攘的大街上，看见花店里的康乃馨妩媚而又招摇，似乎每一片花瓣上都凝聚着化不开的母爱，那浓郁的气息象游丝一样直钻鼻孔，沁入肺腑，渗进骨髓，令人心往神驰，欲罢不能。我走进花店，为母亲，为自己，买下一枝鲜红的康乃馨。我把它插在细细的花瓶里，置于我的书案上。没有陪衬，没有点缀，只有孤独的一枝，静静地绽放着。我知道，这是我给母亲的最好的节日表达。

    母亲在乡下，她老了，她不知道还有什么母亲节，更不习惯送花这样的洋作派。我若买花给她，她一定训我说：花钱买那些东西有什么用，还不如买几斤肉吃呢！虽然她现在并不缺肉吃，但她勤俭节约、温厚朴实的作风没变。

我们兄妹三人都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国家经济紧张，我们的小家更贫穷。加上奶奶总共六口人，全靠父亲当教师的40几元工资和母亲当赤脚医生的30个劳动工分度日，拮据的程度可想而知。为了弥补家用，母亲白天在合作医疗站上班，晚上踩着缝纫机为村民缝衣服。每件衣服4毛钱的工钱,已经够全家人吃一月的盐巴了。我们虽然很想依在母亲怀里睡觉,但又都盼望母亲的缝纫机快快响起来，那样我们就有可能在冬天戴上从商店买来的花手套，过年的时候也能得到五毛压岁钱了。哗啦啦的缝纫机声，既是我们的催眠曲，又是我们的幻想曲。

母亲文化不高，她出生在一个雇农家里，外婆在她不到一岁时就去世了，外公靠给地主家看守坟墓度日。这样的家庭自然不会让她去上学，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是在放牛割草、洗锅抹灶、下田耕作中度过的。贫困的生活没有扼杀掉她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文化的追求。到她该成亲的时候，她执意要找一个文化人。嫁给当教师的父亲后，父亲成了她的家庭教师。后来，她背起书包走进了学校，成了班级里个子最高年龄最大学生。

母亲只上到高小，就肄业参加工作了，因为那时国家大跃进，大量岗位急需人才，母亲就进入了刚刚成立的城固县医院，当上了一名实习医生。到了六十年代，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食品配给锐减，医院的工作人员压缩，母亲退职回到了家乡。后来她被吸收到人民公社医院工作，再后来由她回到生产大队筹建合作医疗站。

    80年代初期，合作医疗终止了，母亲独自承包了医疗站。她一个人亲自看病，亲自打针抓药，忙得不亦乐乎。奶奶过世不久，哥哥又参军走了，我也考上了公费大学，就剩小弟还在家上初中。这时，家庭经济好了些，可是父亲的身体却坏了。自81年父亲被查出得了肺结核以后，母亲的眉头就没有舒展过。父亲先后住过五次医院，短的三两个月，长的则有半年。由于我和哥哥都不在家，弟弟年龄小，看护父亲的任务都落在母亲一人身上，她常常连回家换洗衣服的机会的没有。遇到农忙时节，她只好把父亲托付给同病房的病友，回家去侍弄田里的庄稼。有一次我请假回家，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晒谷场上打盹。母亲太累了，我能想象得出她一个人收割这些谷子有多艰难。汗从她的脸颊流到了脖颈，我掏出手绢却不敢去擦，怕惊醒了她。后来我让她别再种责任田了，她却不同意，说是种一点粮食就可以节省点钱给父亲治病，也可以多给我和弟弟上学的零花钱。就这样，母亲一边照顾父亲，一边经营她的诊所，另一边还要种地。即使一个男人，在这样的压力面前也会皱眉的，可母亲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1983年，我大学毕业了，分配在一所师范学校里教书。不久，哥哥也从部队复员回了家。按说，母亲该歇歇了，可母亲说家里的房子太破了，你们父亲的病一天重如一天，得让他住进新房，了却他的心愿；也得给你们兄妹一个象样的家。母亲就象一个陀螺，不停地运转在医院、诊所和田地间。四年工夫，她一边看护三次病危的父亲，一边为哥哥娶进了媳妇，为我主办了婚礼，把弟弟送进了大学，还迎来了孙子和外孙女。

1987年的冬天，一座红墙青瓦的两层小楼在村子里拔地而起。这是村里的第一座楼房，当时很令村民们羡慕。母亲实现了父亲的心愿，可是父亲只住进新房不到两个月就永远地走了。那一年，母亲才五十二岁。在对父亲六年多的伺候上，从端茶递水到穿衣喂饭，从送药打针到接屎倒尿，身兼妻子与护士的双重责任，我们没见她哭过；在三次接到医生下的病危通知书时，母亲也没有哭，因为她对父亲的康复很有信心。但这次，她哭了，钢铸铁打的母亲哭了。我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能够形容母亲当时的痛苦，只知道在父亲下葬前的那一个星期里，她昏死过三次。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说，劝她不如让她哭出来好。可是母亲的嗓子早已哑了，我们只看见她的嘴在动，泪在流，却无一丝声音。

安葬父亲后，母亲就病倒了。虽然在这之前她就患了动脉硬化，可这次却发作的更厉害，双腿肿胀，脚趾发红溃烂，钻心的疼痛使她整夜睡不着觉，左脚不能走路了。这时母亲才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北上西安治病。由于刚刚建了房子，家里不但没有积蓄，还有外债。这次看病，母亲只带了从亲戚处借来的千把块钱。为了省钱，她住进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外小旅馆的地下室。每天早上啃几个馒头，赶三站车去医院治疗，回旅馆的路上吃一碗拉面。她经常告诉她的病人，瞧病要三分治七分养，可轮到自己，却全然不顾保养一说。母亲说：钱要用在刀刃上。

在病情得到缓解之后，她就停止了治疗，赶回家继续开她的诊所。在我们眼里，母亲还是个病人，可在病人眼里，她却是医生。每个病人的接诊，她都象见到亲人一样，不仅例行医生的职责，还问寒问暖，连病人平时的卫生习惯、饮食习惯她都不放过，有时一个病人她要处理个把小时。无论三九还是酷暑，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病人，她都开门应诊。有时刚刚躺下，病人来叫门，她立马起身；有时刚端起饭碗，病人举着血淋淋的手指头来了，她放下饭碗就进了诊室。她说：我也是病人，我知道有病的人多难受，能早一点减轻他们的病痛，是我的福分。

正因为母亲把减轻病人的疾苦当作是享福，所以她从不把自己的劳累当受苦。村上的卫生室是七十年代修建的土坯房，年久失修的房梁已经变形，土墙上到处都是老鼠洞，一到雨天，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床上桌上到处接上盆子。有的病人看见这种情形，笑着说她不会享福，放着家里的楼房不住，住这里来受苦。

按照一般人的见识，母亲真要算是不会享福的人了。母亲养了我们三个儿女，大哥和嫂子是教师，我们和弟弟也是教师，弟媳是医务人员，全都有稳定的收入，都在城里购买了住宅。按能力，谁都能养活母亲，可是母亲不愿和任何一个儿女住，她是怕给我们增加负担。九六年，弟媳生了侄女后，母亲放下手头的医疗工作，来弟弟家带她的孙女。孩子刚满4岁上幼儿园，她便回到老家。她忘不了那令她魂牵梦饶的村庄，放不下那些面露病容的乡亲。在她给弟弟带孩子的四年中，每到打防疫针、做卫生宣传的时间，她都要求弟弟用摩托车带她回去工作，弟弟成了她的义务宣讲员，走家串户散发资料、通知打针。有一次，母亲的脉管炎复发，严重到脚部溃烂、腿部红肿，弟弟接她来城里治疗。到了打防疫针的时候，我们都劝她把任务交给镇卫生院算了，她却说镇上的卫生员不熟悉村里的情况，硬让弟弟驮她回村。由于下雨路滑，摩托在路上摔倒，母亲有病的腿被压在车下，立时腿脚青紫，不能行动，本来快要愈合的伤口再次大面积溃破。回到城里，母亲再度卧床几个月，可她毫无怨言。

母亲宁肯自己吃苦，也不连累儿女，更不连累他人。04年初夏，她在出诊的途中被一辆拖拉机挂倒摔伤，拖拉机手在村民的斥责声中把母亲送到医院。经检查，母亲那患脉管炎的腿脚大面积皮下出血，很有可能引发溃烂。可母亲住在医院心却挂在别人身上，看到肇事的拖拉机手从出事到第二天早上一直没吃饭，她就把弟媳送来的病号饭让给他吃；看到时间太晚，公交车可能停运，他就让弟弟骑摩托车送他回家；听说他为省几块钱舍不得乘公交车而步行十几里路赶来医院，母亲抚摩着肿得象水罐一样的病腿说：他也是个苦命人，再住下去别把他逼坏了，这院我不住了，咱回家慢慢治吧！任凭我们兄妹几个怎么劝说她都不听，坚持出了院。这次车祸，她在医院只住了三天，却在家治疗了三个多月，大半年时间她都瘸着一条腿；她在医院只花了700多元，而回家后自己花了两三千元。她说：吃亏就是福，钱够用就行了，只要我们平安比啥都强。

母亲把钱看得淡，所以她在许多唯利益是图的个体医生面前，显得不会挣钱。病人来了，能用便宜药的她绝不用贵药；能简单治疗的她绝不复杂化；能用土方子治的她就无偿传授方法，不叫病人错花一分钱。有的病人经济困难，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儿女不孝，自己没有经济来源，母亲就免了他们的诊疗费，有的连药品也分文不收。所以母亲的诊所总是没什么经济收益。二十几年了，母亲依然一身朴素，两袖清风，三间土屋，满头白发，既没有买屋置地，也没有银行存款，就连她看的电视机也还是父亲在世时买的十四寸黑白机。对于这些，我们都有些意见：既然挣不到钱，就别干了，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图啥呀？可是母亲说：啥都不图，就图了高兴！是啊，母亲干着她喜欢做的事，从二十几岁干到现在，经她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当了爷爷奶奶，经她治疗的乡亲都活得生龙活虎，她能不高兴吗？在她小小的土屋里经常放着刚摘下的蔬菜瓜果，那是村民们为感谢她而急急送来的。看着这些不值钱但满含情谊的东西，母亲比什么都高兴。有时，我们回家去看她，她拿出乡亲们送的东西让我们吃，那炫耀的神态让我们也为她得意。

医生是个终身学习的职业，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她的桌案上一直放着一本《医生手册》，抽屉里还有许多赤脚医生培训资料。就在她满七十岁的时候，她还在参加县上组织的培训。那时候，她戴着老花眼镜，趴在桌子上一字一句地填写考试答案的情景，一下让我想到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

2003年春天，非典肆虐的时候，全民动员，预防瘟疫。大医院的医生荷枪实弹，六十七岁的老母亲也摩拳擦掌，不敢怠慢。每天披着白大褂，带着口罩，走家串户查访回乡的民工，登记造册，消毒撒药，测量体温，密切监控一切可疑病人。我们知道，如果真有非典病例，凭母亲穿戴的那点行头，岂是病毒的对手，恐怕她还没辨明病毒，病毒就先把她撂倒了。可是母亲却毫无惧色，乐此不疲，按时按点出现在村头巷尾。那段时间，村里的孩童都相互提醒：打针的老奶奶又来了。母亲却说：今天我不给你们的屁股打针了，我是给你们赶鬼来了。多幽默的话语！把鬼赶走，把福迎来，这不就是天使的职责吗？60多岁的老母亲，你就是天使！

如今，母亲已经七十一岁了，可她依然骑着那辆十几年前的破自行车奔波在乡村小道上，随她而行的是那稀疏的白发和孤独的背影。父亲走后，她就那么孤独地行进着，在泥泞里，在病痛中，在漆黑的夜里，在凛冽的风中。她好象一面旗，孤独地舞动，却猎猎作响；虽然残破，却昂然挺立；虽然朴素，却永不褪色。

在又一个母亲节到来之际，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对母亲的爱意。买衣服，她嗔怪我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买礼物她总说她用不着；给钱她说不需要。她常说：你们一个个健康平安有出息就是给我的最好礼物。我不知道我和哥哥弟弟算不算得有出息，每年年终考评，我们领到的“先进工作者”证书既不是权也不是钱，但我们都还健康平安。我就买这一枝康乃馨，孤单，然而娇艳，让它坐在我的书桌上，看我敲击键盘，写下我对母亲的情谊，吐出我的心曲，作为献给母亲的薄礼，聊以慰藉母亲孤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