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次长沙会战，薛岳战报与日军战史对比

    国军将领薛岳，因抗战期间指挥长沙会战“三战三捷”，在坊间不但享有“战神”之名，且被誉为“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譬如，曾有纪录片如此扼要描述其功勋：

“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第一次将自由勋章授予一名中国人，一位著名的抗日战神，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攻击，这位获此殊荣的就是薛岳上将。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抗日第一战将，歼灭日军最多，仅他指挥的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

但揆诸史料，上述褒赞争议极大。以前三次“获捷”之长沙会战为例。

一次会战：薛岳称粉碎日军迷梦；日方战史称日军无意攻取长沙

第一次会战，按薛岳之说法：

“敌六路会犯长沙，预对国际宣传：‘九月杪占领长沙。’并取分进合击战法。但其一0六师团由奉新、靖安、上富、甘坊、找桥、铜鼓以趋浏阳，须通过一九二公里山岳地带，道路崎岖，运动、联系、补给均困，宜其为我各个击破，非独占领长沙之迷梦为我粉碎，反而取笑国际。”

图：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中)

日方战史中，并无“第一次长沙会战”之说。日方的说法是：此次作战，意图并非占领长沙。其战略目标是“为了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汪）政权的气势”，其战术目标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重庆方面判断我军进攻目标为长沙”，故而在长沙周边部署了相当兵力，“当发现我军反转后，又向国内外宣传其胜利称：‘日军到底不能攻占长沙，10月1日已行退却。’重庆军将此次作战称为第一次长沙作战，并歌颂其作战胜利。”

冈村宁次并在战后总结教训时强调：“(重庆军已)决心放弃长沙。但我军对之攻而不取，回师原防，敌则立即宣传业已反攻夺回长沙，且对其作战军、师颁发奖赏，竭力鼓舞其士气，由此看来，今后进攻作战，一旦攻陷要地，即须予以确保。”“如指示第106师团暂时延期反转，则我军可立即攻陷长沙，且易于保持”

二次会战：重庆高层承认吃亏极大，日方战史称国军遗尸5万余具

第二次长沙会战，重庆方面着力宣传日军攻占长沙失败，称作“大捷”。但军事高层洞悉内幕，并不认为此役获胜。如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二、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支，余可想矣。”故大发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另据王世杰披露，“当时薛岳等之军报，谓我军始终未退出长沙，实属谎报。闻委员长对此甚愤怒。”

日方战史则称：此役发动之目的，是鉴于第9战区“自1939年秋迄未发动作战”，因此决定“给予一次沉重打击。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夺取地盘和物资。”战役推进期间，日方还破获了“薛岳长官准备由东方侧击我军的会战指导方案”，并随后按该情报针对性调整布局，结果发现中方阵地“与特情报告的阵地线完全一致”。按日方统计数据，此役国军遗弃尸体54000具，被俘4300人；日军战死1670人，战伤5184人，死伤战马2260匹。

9月27日下午，长沙失陷。当日，日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在日记中写道：“此次作战在于粉碎第9战区的战斗力，打开通向重庆的道路，岂能以占领长沙、掠夺粮食等为目的？” 10月1日，日军决定反转，撤离长沙，其战史反思道：“这样秩序井然地占领和撤退，毫未留下任何被占领的痕迹。重庆方面却不断宣传‘长沙未被占领’，反而被敌利用进行反宣传，产生了啼笑皆非的结果。”

图：薛岳为第九战区司令部编写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纪实》一书题词

三次会战：薛岳称歼敌五万有余；日方战史称日军战死千余人

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的战报可谓相当辉煌。报告谓：

“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其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之官兵，则尚不在此数之内。生俘敌松野荣吉炮兵大尉以下官兵一百三十九员名，军马二百六十八匹。”

对薛岳该报告，重庆军令部作了修订。军令部在会战概要中谓：

“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一周间，敌陆续抽调其……所属各部队，集中岳阳附近地区，其总兵力约五万余。……敌之伤亡损耗，据俘虏敌各部队官兵供词综合判断，敌军伤亡当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损耗更无计矣。”据此，已可知薛岳所报“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乃是浮夸之数。

日方战史则称：此役，国军遗弃尸体28612具，被俘1065人；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死伤战马1766匹。

注释

纪录片：《国军抗战全纪实》之《一代战神薛岳》，凤凰视频。此处“歼灭日军十余万人”尚属保守，坊间流传更广的一种说法认为，薛岳“在长沙与日军展开三次会战，不但三战全胜，而且歼灭日军多达27万余人”。薛岳：《第一次长沙会战》，收录于《湖南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P4-6。谌旭彬：《戴笠披露国军令人发指的贪腐》，短史记第139期。《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P24，P45，P127-128。同上，P77-78。《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要报》，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军令部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概要》，同上。《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P214-215。

二、薛岳战报中的水分

如前文所述，有“战神”之誉的薛岳，其“三次长沙大捷”之战报，与日方之战报，存在着极大差距。

前两次“大捷”的实情，尚不难明了。因中方高层对外，虽重点宣传挫败了日军进攻长沙的图谋；但对内，亦了解长沙之所以未失陷，实因日军并无意攻取。

“第三次长沙大捷”，日军确曾猛烈攻击过长沙，且遇挫败走。故分歧的焦点在于：薛岳战报称，“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日方战史则谓，此役国军遗尸28612具，被俘1065人；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歼敌数据差异如此之大，究竟孰是孰非？

日方战史，自难免存在夸大国军伤亡、缩减自身损失的嫌疑。故出于保守计，笔者尽可能使用中方材料；日方战史数据仅供参照之用。

首先对薛岳该战报进行“挤水”的，是国民政府军令部。在《军令部编第三次长沙会战检讨》中，先是将薛岳所宣传的日军兵力达12万人，缩减为“总兵力约五万余”；再将所谓日军遗尸五万余具，遍地已焚化之尸体尚不在其内，修订为“据俘虏敌各部队官兵供词综合判断，敌军伤亡当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换言之，重庆军令部的调查认为，日军此役，伤亡总计约在3万左右，与“遗尸五万、焚化者尚不在其内”，差距甚大。

军令部的这一数据，仍有水分可挤。据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赵子立披露，“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后来参谋长吴逸志由耒阳回到长沙，让人把已经掩埋的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勒石留念，上书‘倭寇万人冢’，……虽没有万人，但冢中也有几百具尸体。”

按：长沙攻防战，是此役最为激烈之战斗，日军投入兵力甚巨，伤亡亦最重。然吴逸志造“倭寇万人冢”，掘出已掩埋之全部日军尸体，仅得数百具；长沙附近另两处“倭寇万人冢”的情形，也大致类似。由此可知薛岳所谓“遗尸五万余具”，乃是虚言；至于日方战史所言——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长沙作战》，1942年1月4日，日军决定放弃长沙反转撤退时，丰岛第三师团“伤亡已经达到700多名，携带弹药几乎消耗殆尽”——似亦较实际数据为小。

图：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9战区部队士兵

另，薛岳在给重庆的战报中谓：日军攻取长沙失败撤退后，“败残之敌又经我军四次之猛烈围歼，生还无几，实为敌军空前之惨败”。但在重庆高层看来，薛岳该战报，非但不可信，而且可笑。国民政府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日记中记载了重庆军委会诸要员接获薛岳该战报后的反应：

“主席(在军事委员会)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

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也承认，“关于战果部分，如日军伤亡、我军所获战利品等则有所夸大”。据其披露，“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陷入了重围，伤亡惨重；但日军的指挥系统未被打乱，日军虽然在艰苦的状况下撤退，却始终是有部署、有指导的撤退。”该记载，与日方战史所述日军有序撤退之情形相同。日军既能保证“有部署、有指导的撤退”，自不可能出现薛岳所谓“生还无几”之结局。

再，薛岳在战报中称“生俘敌松野荣吉炮兵大尉以下官兵一百三十九员名”，但尴尬的是，当外国记者来到长沙，在战区报告会上提出要看日军俘虏时，却被告知“几个重伤、重病的俘虏，已经死了，无俘虏可看”。面对“你们打了胜仗，为何不捉俘虏”的质疑，赵子立亦只能无奈强辩：“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中国作战的目的，是要把日军从中国领土上一步一步地赶出去，中国作战的目的不是捉俘虏。”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日军发动此役，其目的本是为牵制九战区部队防其南下，以策应日军攻取九龙。长沙成为其攻击重点目标，是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在战役期间的独断决定；故参战日军一度陷入携带弹药严重不足之窘境。此节，不独日军战史有载，中方材料也述之颇详。如新10师30团2营6连连长陈万钟，在前线即观察到“日军弹药、给养均靠空投”。

薛岳之所以在日军撤退之时，决定对其实施节节阻击，亦在于意外缴获日军文件，了解到其弹药将尽。但薛岳向重庆隐瞒了此事。据赵子立披露，“当时薛岳对这个文件极保守秘密，除捡得部队——第4军、薛岳和（赵子）立外，其余的人都不知道，更不呈报(重庆)军委会了。”究其原因，乃是“他怕这个文件一公布，说明了日军预定要撤退，并无久居长沙之目的，那么他就不能向军委会邀功，向世人吹嘘第九战区如何奋勇击破日军攻占长沙的目的了”——薛岳给重庆的战报，确实没有提及此一关键信息。

图：盟国军事人员和记者视察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遗弃之尸体(照片居中拼合部分不完整)

注释

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赵子立明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没有进攻长沙就走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也没有进攻长沙。”见赵子立：《第三次长沙会战》，收录于《赵子立将军纪念集》，陶君雅/编，团结出版社1997。事实上，第二次会战，日军虽无意攻取长沙，但长沙仍被小股日军攻陷，旋即撤离。薛岳曾一度竭力对重庆封锁该消息，但终不免败露。该数据与日方战史所记载的日军兵力部署较为接近。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P140。《军令部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概要》，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赵子立、王光伦：《第三次长沙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赵当时系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王当时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P173。《何成濬日记》，转引自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一一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陈万钟：《第三次长沙会战——我在福临铺战役中》，收录于《烽火余生》，中共昭通市委统战部昭通市黄埔同学会编，2005。赵子立遗稿：《第三次长沙会战》，收录于：陶君雅编，《赵子立将军纪念集》，团结出版社1997。

三、第四次长沙会战为何一触即溃

如前文所言，薛岳在“三次长沙大捷”中，存在着虚报战功的事实。可能很多人会质疑：虚报战功乃是鼓舞本国抗战士气之必要手段，无可厚非。此言貌似有理，但却忽略了关键所在，即：作为战区最高长官，薛岳有义务向重庆最高军事当局如实报告战况，以裨最高军事当局在全局层面，做出正确决策。

换言之，对外界、对媒体，重庆及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皆不妨将敌军伤亡数目扩大，将自身损失缩减。但对内部，呈报给最高军事当局之战报，却须尽可能准确。但薛岳没有这样做。第一次会战，第三次会战，向重庆谎报战功，均系薛氏主动为之。

第一次会战，薛岳向军委会报告：“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蒋介石受其蒙蔽，亦致电陈诚、薛岳，祝贺曰：“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蒙蔽重庆成功后，薛氏进而欺骗媒体，在记者招待会上吹嘘称：“我全体将士忠勇用命，国民努力助战，激战20余夜，先后毙伤敌三万余人，俘获无算。”事实上，日军未至长沙而退，“我军没有击破任何一个日军部队，日军也没有击破我军任何一个部队”。

第二次会战，第六、九两个战区，伤亡官兵逾10万之巨，实系无可遮掩之惨败。故将此次大败宣传为“大捷”者，乃是重庆方面，而非薛岳诸人。薛仅指派参谋处长赵子立等人，将重庆广播的新闻和报刊宣传的材料收集、整理，加工成一套无漏洞的“战役经过”，以应付中外记者。

第三次会战，日军虽败，但未溃散，仍能有序撤退。薛岳向军委会报告称：“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生还无几”。以致军委会“在场诸人均笑斥之”。

图：薛岳亲信幕僚吴逸志

由此可知，薛氏虚报战绩，非是为鼓舞抗战士气，而实有个人私心，有蒙蔽重庆最高当局的用意。也唯此才能理解，何以第一次会战后，薛氏幕僚吴逸志即积极排演现代京剧《新战长沙》，将薛氏打扮成“岳武穆”，将自己打扮成“诸葛亮”，各处巡演。此种拙劣不实之宣传，虽“遭到外界的讥诮和内部的反对”，但第三次会战后，吴氏又故技重施，排练了多种宣传薛岳个人功绩的粤剧、湘剧。湖南的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更是“差不多变成了薛岳个人的‘表功’的报纸，一切都照薛岳的指示去办理。”

此种私心自用，终于酿成“第四次长沙会战”一触即溃之败状。

此役之败，薛岳重责难逃。先是，长官部参谋处处长林方策等，根据日军在各沦陷区大量抓夫等情报，判断“日军要攻长沙”，但薛岳不信，认为“就日本来说，太平洋的其他战场重要，不会再向中国战场进攻”、“自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日本已经不敢向本战区进攻了。”对于抓夫之举，则判断为：“那是抓了到南洋去当苦力的！”因薛氏“对内部统治甚严，……本战区无论谁与（重庆）军令部讲电话，都要按他的旨意回答、汇报”，故九战区参谋处的上述战情研判，无法详细传递至重庆。

再是，薛氏此时，正与李济深等人密谋，企图在史迪威等人的支持下，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据李济深自述，1944年日军进攻长沙前后，“我派李卓贤到重庆去见史迪威，……又派人去与薛岳联络，薛岳那时也与美国接上了头。我又派人与余汉谋联络。”

薛岳“与美国接头”的野心，至晚可以追溯到1943年7月。薛氏命其亲信幕僚吴逸志，通过吴氏在外交界工作的襟兄，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递了一份《关于美国加强亚洲作战的方案》，获罗斯福复电嘉许。此种地方战区越过重庆中央，介入与盟国外交的行为，对全局性战略的破坏性可想而知。故蒋介石闻讯后大怒，欲严办吴逸志，但因薛岳力保，仅以免职另调告终。

因有以上种种，当蒋介石派白崇禧前往桂林，架空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以指导即将爆发之战役时，薛岳反应极大，“开始叫骂，闹腾着要辞职”；对白崇禧拟定的在湘桂边区或广西境内决战之方案，坚决抵制，理由是“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事实上，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投入兵力空前之大，尽可能拉长日军战线，是相当合理的战术；白崇禧不惜糜烂广西，薛岳却计较于“不去给广西看大门”，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其私心自用，已凌驾于抗日大义之上（白后来在桂林保卫战前夕，有调走桂系主力部队的做法）。

因战役期间，李济深曾“拟联合西南各省实力派，组织西南政府，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下野”，薛岳亦参与其中，故薛氏并不愿死守长沙，而欲保存实力以待变局。虽不得不将其嫡系第四军留在长沙，自己却转往了湘东耒阳。参谋长赵子立不解：“将来的战事是要向西南发展，本部应移往湘西指挥”，薛则怒气冲冲地回应：“我才不去给重庆守大门！”薛走后，将赵子立留在长沙，但又不许赵氏指挥负责守卫长沙的第四军，其目的，同样是为了保存个人实力，留待反蒋之用。

正因本无意坚守，故日军自6月16日攻城，18日上午长沙即告陷落。蒋介石震怒之下追究责任，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被枪毙。

图：1945年，衡阳保卫战之后的衡阳市区

注释

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编纂组编印：《长沙会战纪实》，P2，1940年4月出版。赵子立 王光伦：《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赵当时系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王当时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谌旭彬：《“战神”薛岳抗日战报严重注水》，短史记第145期。《郭光洲关于湖南党的工作概况给中央的报告》，收录于《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省档案馆编。赵子立：《长衡战役始末及第4军军长之死真相》。李济深/口述，张克明/整理：《李济深先生略历》，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