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党政机关领导被称为“老板”、“老大”，下属被称为“哥们儿”、“兄弟”。

　　干部称呼呈现“市场化、官职化、江湖化、亲戚化”四大异化倾向。

　　干部称呼出现异化，说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也折射出干部意识跑偏。

　　“不要问我为什么，老板说动手我就动手，反正一句话，权大于法。”江西省资溪县国土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吴剑称，作为下属，只能服从领导指示。2016年12月6日，二十多个城管队员在副县长吴辉文的指挥下，抡起铁镐、铁锹将资溪县 鹤城镇泸声村农民徐晓洪家刚建起的屋墙推倒。

　　此番话引发社会舆论批评，除了藐视法律外，还有这名下属把领导称呼为“老板”。

　　近年来，在有的地方党政机关中，此类干部称呼存在混杂之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申，“党内一律称同志”。这不仅是称谓上、字面上的规范，更是正本清源、纠偏正向、纯洁内部关系的体现。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在党政机关，把领导称为‘老板’、‘老大’，把下属称为‘哥们儿’、‘兄弟’等行为，是‘四风’问题在称呼上的具体表现。”

　　“如果领导干部过于看重自己的头衔、过于在意官职称呼，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在李成言看来，中央强调“党内一律称同志”，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义，也是尊重每个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的要求。

　　干部称呼呈四种异化

　　“党内一律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和政治规矩。这体现着党员之间关系的纯洁质朴，传递着相互之间的民主平等、尊重信任。正因此，“同志”这一称呼很长一段时期在群众中普遍使用，深受认同。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元，“同志”这一称呼在社会上使用渐少，一般人相互称呼，更多地使用“先生”、“女士”或“师傅”等等。

　　而在党政机关内，“同志”称呼更多是出现在正式的会议、文件中，比如领导干部任免交接大会，以及领导干部任免通知。即使是在党代会、党委会和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这样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中，互称“同志”也曾减少过。与此同时，对领导干部的称呼出现异化倾向。

　　从总体来讲，领导干部称呼存在四种异化倾向：

　　一是干部称呼市场化。将市场经济中对企业老板或高层管理人员的称呼用到党内生活中，比如老板、老总等。

　　二是官职化。比如不论何时何地均以官衔相称，称为“书记”、“局长”，而且对干部称呼，副职一律免称“副”字。

　　三是干部称呼江湖化。比如称领导为老大、大哥。

　　四是干部称呼亲戚化。比如互相称兄道弟、呼姐唤妹。

　　“干部称呼异化多数体现出等级观念的思维逻辑，容易使上下级之间产生等级之感，让党内原本清爽的同志关系变得浑浊不堪，与新时期作风建设‘格格不入’。尤其是将江湖上的一些称谓用在一个有信仰的团队或党内关系上，更是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迷失。”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说。

　　“有些领导干部在‘老板’、‘老大’之类称呼中，形成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势力范围的感觉。”齐善鸿说，这种称谓，容易滋生唯我独尊、趾高气扬的心态，淡化了服务群众的责任。在这种等级观念作用下，一些领导变成了“老大”，组织原则、纪律意识渐渐淡薄。

　　源于意识跑偏

　　“干部称呼出现异化，说明‘官本位’思想还根深蒂固，也折射出干部意识跑偏。”在李成言看来，“职务低的或者资历浅的，担心直呼同志对领导有不尊重之嫌，而职务高的或者资历深的，担心直呼同志引起下属对自己的误解，这是等级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显现。”

　　“领导干部称呼异化表面是社会交往中的正常现象，却折射出部分干部存在等级观念。”李成言说，如果党政机关一把手权力过大，一手操控下属财权和人事权，缺少监督下级称呼其为“老板”，实际上是权力格局的真实反映。

　　“对于普通党员干部来说，自己职务的升迁，奖励的评定，工作的安排，失误的处理等等，这一切都与上级领导干部有直接关系。下属如何称呼领导干部，不得不掂量掂量。”李成言说，出现这样的称呼异化，其根源在于少数上级领导意识跑偏，有的甚至是内心喜欢。

　　“在机关工作，如何称呼上级、平级和下级，确实值得琢磨。”西部地区某县一位科级干部对本刊记者坦言，“称呼平级和下级的同事为同志还好一些，但这种氛围还没有形成，带头叫同志，怕被人嘲笑。对领导，一般都是姓氏加职务。这些年都叫习惯了，一下改称领导为同志，很难拐过这个弯。”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孔德永教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剖析，“首先，受‘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一些领导干部对来自他人的官职称呼心安理得接受，同时获得一种优越感。这种感觉日积月累，就有可能助长官僚作风。其次，过去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没有得到相应制约，权力意识使人们不敢或不便在领导面前称呼同志，有的选择了迎合与恭维。”

　　“同志”凝聚党内力量

　　从历史角度来看，“同志”绝不仅仅是一个称呼问题。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就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志同道合，成为党内凝聚力与战斗力的坚强基础。

　　随后，“同志”渐渐成为习惯称呼，在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军队、解放区内广泛使用。比如毛泽东在其《为人民服务》的文章中即有“……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同志”一词还涵盖到所有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人们，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性。1954年民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同志”一词在中国大陆地区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对所有成年人的称呼，完全代替了“先生”和“女士”或者“小姐”的称谓。

　　1959年8月3日，鉴于党内部分同志开始称呼职务，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同志，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至此，“同志”这一称呼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称呼，而且还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和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方式。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同志’这一称呼，是一个信仰团队的专有称谓，包含着神圣、纯洁、平等、民主、和谐的涵义。”齐善鸿说，“党内一律称同志”，有利于突出党的信仰团队性质，有利于严肃党内生活、纯洁同志关系，也将有效避免党内同志间的庸俗之风，有利于党内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有利于增加信任、凝聚力量，让党内关系更简单、更纯洁、更坚强。

　　增强对权力的监督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领导干部对党员不能颐指气使，党员对领导干部不能阿谀奉承。”

　　2014年5月，广东省纪委发出《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禁止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并指出其“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实际上，禁称领导干部为“老板”、“老大”，广东并不是先行者。早在2003年，上海、甘肃等地也曾下发过类似“禁令”。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尽管各地纷纷发文规范干部称呼，但这仅仅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还是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内监督。

　　首先，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内民主质量。

　　在齐善鸿看来，核心是在共同信仰下让上下级之间对自己的角色有正确的认识，上下级能够相互尊重，上级不模仿江湖或者市场中的关系而居高临下，下级也不因为畏惧权力而一味屈从上级。这样，才能将关系定位在共同的目标上，而不是个人的私人关系。近些年的一些问题，将工作关系、同志关系异化成江湖或者利益上的隶属关系，就是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要补足精神之钙，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帮助党员干部清除‘官僚主义’等遗毒。”齐善鸿说，领导干部要坚持自尊自重，真诚待人，克服家长制、一言堂。“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凌驾于其他党员之上，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如此，才能建立党内正常和健康的关系。”

　　而在孔德永看来，重申互称同志的要求，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义，也是尊重每个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的要求。只要党员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得到落实，自然就会发自肺腑地称呼“同志”。

　　其次，领导干部严以用权。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权力不越界，权利有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简单顺畅。

　　第三，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是关键。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夏宁认为，互称同志推而广之、蔚然成风，不能仅仅盯着“同志”这个称呼来讨论，而是要从作风建设的推进、制度举措的完善、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等方面跟进，合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发扬党内民主，党员队伍的整体状态、精神面貌不断改善，互称同志也就自然而然了”。

　　“要使互称同志真正落地，要抓好‘关键少数’。”李成言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不好，下必戒之。”作为“关键少数”，主要领导应自觉提升民主修养，尤其一把手要自觉抵制“老大”、“老板”等称呼，才能以上率下形成示范效应，进一步带动党内政治生态向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