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甲午之战后，清廷与日本皆有反思。就务实程度而言，二者差异极大。
一、李鸿章对内谈器械，对外谈制度
晚清学者严复，曾赴伦敦皇家海军学院求学，归国后长期服务于北洋水师学堂。民国七年，池仲祜撰《海军大事记》，请其作序。严氏其时垂垂老矣，回首前尘往事，念及所教导之海军学生，在中法、中日两战中，“为国死绥者殆半”，悲从中来，痛定思痛，不由想起三十年前，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一番良言：
“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今之贵国海军，……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①
严复感叹：今日政体虽异，但赫德之言，仍足以使国人警醒。——赫德之意乃是：欲建设强大之海军，犹如求树开花，须先有相宜之政治土壤，造就相应之政治环境；仅一味苛责北洋海军不如人意，而不从“根本求之”，必徒劳无功。
在北洋海军的成军过程中，赫德曾有极深入的参与（如对外购舰），自然了解从硬件上来说，北洋海军已是一支近代化舰队。除基本购自西方的船舰主体外，既有威海、旅顺这般远东第一流的海军基地；亦有练饷局、支应局、军械局、水师煤厂、工程局、征信局、医院等一整套较完备的后勤机构；更建设有数千公里先进的海防电报通讯；中法战争后，认识到军事运输能力在海陆联防中的作用，铁路事务亦被归入海军衙门；其余如海军学堂等，亦已略具规模。
然而，李鸿章在战后，向慈禧、光绪总结败因时，仍竭力强调武器之不如人。其奏折称：
“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倭人于近十年来，……购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至陆路交锋，……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②
埋怨朝廷之意，至为明显。
图：日本水兵在俘获的“济远”舰前主炮炮位上操作
北洋海军成军后，因清流掣肘，确曾长期未购入新舰。但就硬件而言，日本海军在甲午年亦未必处处胜于北洋。最典型者，如其高薪聘请法国造舰专家白劳易，所建造之专门针对北洋“镇远”、“定远”的“三景舰”（严岛、松岛、桥立三舰合称），即存在严重设计失误。黄海之战中，三景舰三门主炮共发射13次，但因军舰弊病甚多，发射悉数落空，没有击中任何中方舰只，“松岛舰”反被“镇远舰”击中两次。③
由此，海军史学者马幼垣感叹：“国人论甲午海战，恒把日方写成胸有成竹有备而来。其实日海军是在主要作战工具所存严重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时，便仓皇上阵的。”④由此也可知，李鸿章战后将主要责任推给“器械之相悬”，乃是诿词。就硬件而言，北洋绝非毫无胜算。北洋全军覆没之根源，当从赫德之言中寻找。
仅以军事体制为例：日人自明治维新后，即设立海军省，统一筹划管理海军事务；其后又设立军令、军政机构，以完善统一指挥体系；再颁布征兵令，实行普遍义务兵制，进而确立现役与预备役结合的近代常备军制度；为适应出洋远征，陆军亦效仿德国改为师团制。
反观清廷，虽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作为海军最高机构，但诡异的是，该衙门之五大臣：奕譞、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全都另有要职，无一人在海军衙门担任专员。海军大臣中，既无人专门研究与建设海军，也无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所谓“海军衙门”，不过虚设，清国海军，仍区隔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等诸多派系，以至于甲午战后，降将牛昶昞曾请求日军将“广丙舰”拆掉武器后“虚舰交还”，理由竟是“广东军舰不关今日之事”。⑤
事实上，李鸿章面对慈禧与光绪，虽将战败主要责任推给了军舰、器械不如人，但其内心，却相当明了问题更主要是出在本国落后的军事体制上。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会场，曾做长篇演说，其中明言对"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的服膺：
“此次战争，……其一，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二，贵国之长足进步，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⑥
至于何以日本能积极改用西式军事体制，而中国连一个“海军衙门”都不能实质性成立，其根源，诚如赫德所言，乃在政治土壤——日本学者藤村道生的理解是：
“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它不过是打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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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严复：《池仲祜〈海军大事记〉序》。②李鸿章：《据实陈奏军情折》（1894/9/19）。③④（美）马幼垣：《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⑤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P437-438。⑥《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东行三录》，P227。⑦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85，P184。）
二、日本自认失败，重启促华亲日
如前期所述，甲午战后，中方高层之反思，以李鸿章为代表，显示出一种相当尴尬的分裂——对内，对光绪与慈禧，乃至举国汹汹之舆论指责，李鸿章将战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器械悬殊”，抱怨帝后、清流作梗，使清国海、陆军装备均不如日军；但对外，李氏却在马关和谈现场演说，承认此役，证实了欧式军事体制的优越性。①
反省尚且如此内外分裂，庙堂层面的战败因应，自然更无从谈起。反观日人，虽于战场获胜，但因西方列强干涉，其殖民朝鲜之目标未能彻底完成，正如日本媒体当日所感叹的那般：
“排斥了中国之后，依然不能单独扶植朝鲜。一旦有事，便要倒退一步。从日清战争中得到的东西在哪里？”②
故而，在一些日本学者眼中，“日清战争在军事方面虽然压倒了清国，但从政治上来说，却是一次失败了的战争。这是因为战争……没有实现朝鲜的殖民地化。”③
为应付此种“失败”，甫将清廷狠狠踩在脚下的日本当局，转而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力求使中国朝野政治势力再度“亲日”。
以甲午一战带给国人的屈辱之甚，当不难了解，将国人情绪，由“仇日”扭转为“亲日”，其难度之大。事实上，当日朝野上下，受仇日情绪蒙蔽，在外交立场上已相当不理性。最典型者，莫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
刘坤一在1895年7月上奏，激赞俄国“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实为千古所未有”，竭力建议联俄制日。张之洞亦于同月上奏，建议联俄，虽然其对俄国的认知，没有刘坤一那般泛道德化，但牺牲尺度也极大，认为“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均可“通融”，俄国若欲“用兵于东方”，其水师可由中国提供煤粮、其兵船可由中国船坞修理，其陆军可“假道”中国通行无阻，且由中国“供其资粮、车马”……④其他如京官许应揆，以“俄与我同属亚洲，必不漠视”等理由鼓吹联俄制日，其见识之浅陋已臻荒唐。但这荒唐之中，浓烈的仇日情绪却是真真切切的。
为扭转这一仇日局面，1896年，松方内阁成立时，接受犬养毅之建议，决定在内阁预算中，提出机要费用，派人调查中国问题。稍后，即按计划，派遣可儿长一、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以外务省谘议之名义，前往华南，调查并结纳革命党；其后，更成立“东亚同文会”及诸多在华支部，以学校、报纸等为基本活动手段，推动其“亲日”大计。
图：日本爱知大学所藏东亚同文书院当年所汇集的“支那调查报告书”
简略而言，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的“促华亲日”布局，有三个基本向度。
其一，针对革命党。其标志性事件，即1896年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奉命赴华结纳革命党。启行前，参谋本部少佐宇都宫太郎曾交待平山周等人：“华南革命党以孙逸仙为中心，抵沪后，宜即设法与之订交。”⑤
其二，针对维新派。其标志性事件，乃积极结纳康有为一系之“康党”人物。如1897年2月，同文会领袖宗方小太郎，曾在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李盛铎等往来极为密切。据宗方日记，这些人当日皆反对“清政府依赖俄国”，梁启超甚至说“中国之天下为满人破坏，欲图挽回，非脱离满人之羁绊不可”，希望获得日本支持。事实上，康党后来在戊戌年，确实一度竭力向光绪皇帝推销其“中日合邦”计划。⑥
其三，针对体制内重臣。标志性人物，可推湖广总督张之洞。1897年，日本参谋本部特派神尾光臣与宇都宫太郎赴湖北游说张之洞。据张事后给总署的电文汇报，神尾等人大意谓：“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并言今日武备最要，嘱派人到彼，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此后，虽不得朝中亲俄派支持，张之洞仍积极低调运作赴日留学、聘请日军武官等事。至庚子年，北方拳事纷扰，据宇都宫太郎在日记披露，张之洞甚至曾遣幕僚，向其透露，有拟抛弃满清，“或会设立新政府”之计划，欲寻求日本支持。⑦
略而言之，甲午年后，日本政府在“促华亲日”一事上成效显著，且持之以恒（同时亦绝不放弃趁机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至1905年日俄战争，终获莫大收益，如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所言：“日俄战争期间，在谍报上，袁世凯的功劳实多……”⑧日本外交之务实与前瞻，远非刘坤一、许应揆之流所能比拟，故身处19世纪末之绝大变局，其庙算，无论战前、战中、战后，皆领先于清廷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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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谌旭彬：《李鸿章对内撒谎 对外吐真言》，短史记第193期。②《国民新闻》，1896年2月3日。③藤村道生：《日清战争》，P01-02。④《清季外交史料》，第115卷，P20-21；《张文襄公全集》，第37卷，P36-38。⑤古岛义雄革命谈荟，P46。⑥谌旭彬：《转型中国1899：中日合邦闹剧流产》。⑦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⑧《对支回忆录》，下卷，P320-3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