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我家很穷,穷得连玉米棒子都吃不起。偏偏我又是一个喜欢吃玉米的人,只能常常望着狗发手中的玉米棒子垂涎五尺。渴望吃到玉米的人和手中有玉米的人在那个时候绝不会发生根本的利害冲突,毕竟那时候还没有饿到去抢去夺的程度。再说,那时孟子的“四端”还深入人心,哪像现在呢!真诚贬值、道德沦丧、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爱情掺假、婚姻速配……要言之,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说句不昧良心的话,家里虽然成份不好——地主出生,肚子还是能填饱的。那时候,地主的儿子、孙子都得在别人面前低三下四,忍气吞声,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连说话都不能粗声,当然这都是历史造成的。由此可以推出如下结论——我这个地主后代是绝对不敢去夺出身好的狗发手中的玉米棒子。可是,一件比夺玉米棒子更严重的事竟强加到我的头上,且硬说是我干的。直到今天,我都耿耿于怀,不吐不快。
有一天,狗发的爷爷,还有他的父母到我家来,我的父母诚惶诚恐地酾茶递烟,搬出椅子用衣袖擦了又擦。他们没有接我们家的茶杯,也没有坐我们家的椅子。他们想必我们家没有好茶叶,喝起来肯定是寡淡无味;他们想必椅子也不老实,坐上去恐怕摔在地上出丑。尴尬至极,倒是狗发的爷爷先打破了僵局,他就那么干咳了一声。狗发的爷爷不发话,别人是不敢说话的。他的爷爷曾经当过村长,余威还在,就像老虎死了还能吓人一样,以致于我们那帮小朋友见到他都躲得远远的。我们对他爷爷的害怕程度绝不亚于。那次也不例外,见到狗发的爷爷来了,我就从后门溜出去了。
日近晌午,估计他们都走了,我才饿着肚子踅了回来。父母亲看上去脸色很不好,我就猜到了是那一帮人到来的结果。母亲对我说,晚上你不要出去野了,我们到狗发家去。当时,我有一种预感,到狗发家去,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不明白到他家去干什么,他家可是富得冒油。因为我好几次亲眼看见过他用黑糖拌饭吃。
我提心吊胆地等到夜幕降临,辛劳了一天的父母才有空牵着我的耳朵往狗发家走去。在路上,母亲问我与狗发打过架没有,我说没有。又我问踢狗发的鸡鸡没有,我说没有,母亲就没再说什么。
我们来狗发家,径直来到他床前。原来是狗发的小鸡鸡疼,我们全家来看望他。狗发见我们来了,发出的呻吟有些夸张。他说,哎呀,我的鸡鸡疼得受不了了,我要吃糖。母亲早已专门为他买来了糖,赶忙拿出了几颗塞到他手里说,快吃,吃了就不疼了。我在一旁羡慕得流口水。即使我病了,母亲也没有给我买糖吃。狗发接过糖,满脸的疼痛感立即没有了,还露出了笑意。连我都看出来了,狗发的疼痛是装出来的,他没有像他爷爷那么有城府。
大白天,狗发全家兴师动众到我们家就是为了其小鸡鸡。狗发说是我踢疼了他的小鸡鸡,要我家给他出医药费疹治。父母亲这次买了糖果、饼干,提着鸡蛋是来看望狗发伤情的。狗发的母亲很悲戚地说,不知狗发将来还有没有后。父母听她这么一说,心情越发沉重,甚至说是害怕了,只是一味地给狗发家人赔不是。母亲当着狗发全家再次问我是不是我踢的。我毫不心虚地大声地说不是,土发却坚持说是的。母亲问我是怎么踢的,狗发就不做声了,干望着他的母亲。母亲说我比狗发小,怎么踢得赢他呢。不论是年龄还是块头都比狗发小上一大截。狗发的母亲说是我和我哥一起踢的。在一旁沉默着的狗发的爷爷说,我以一个老党员作担保,狗发不会说慌。听狗发的爷爷这么一说,我声嘶力竭地吼道说不是我踢的,遂冲出狗发家。
回到家,我却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很久很久。
后来,我家还是给狗发赔了几十元的药钱。在今天折算来,就是大几百甚至上千元啦。
长大了,读书了,认字了,才知天下还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么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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