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30日，民国第一任总理、国民党元老唐绍仪，在上海寓所遭刺客斧劈身亡。唐生前，与日本军方接触颇多，是其极力拉拢的对象。唐身亡后，国民政府又明令褒奖，并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故唐究竟死于何人之手，因何而死，在当时乃是一桩谜案。

谁下的制裁令？

据台湾“国史馆”所藏戴笠档案，刺杀唐绍仪，乃是蒋介石直接下令，由军统负责具体执行。

蒋向军统指示制裁唐绍仪的具体时间，不会晚于1938年7月6日。该日，戴笠密电军统在上海地区的锄奸工作负责人周伟龙：

“十万火急，上海。密。任重兄亲译。1、明日之举动已准备齐全否？当此民族意识消沉之时，甚盼我在孤岛同志有轰轰烈烈之举动，以发扬我大中华民族之精神也。2、顷奉领袖面谕，唐绍仪平素反对国民党甚力，此次又复为敌利用，处处破坏中央，应即多方设法予以制裁。唐寓其婿诸昌年家，诸之寓所地址，电话簿中必有记载，请查明设法进行。弟淼叩 鱼未 鄂。”①

图：戴笠密令周伟龙制裁唐绍仪

“任重”，是周伟龙的化名。戴在密电中，先是勉励周奋力完成一桩已谋划妥当、正待执行的锄奸工作；再向周布置新任务：奉新接到蒋介石指令(顷奉领袖面谕)，唐绍仪妨碍抗战，应设法将其制裁铲除。

唐绍仪于该年9月30日被刺。10月1日，接获讯息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此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②

因唐绍仪之死，乃蒋介石亲自下令所致，故当其子唐榴在1940年1月，欲前往重庆晋谒蒋介石时，戴笠曾指示军统：

“唐（榴）系唐绍仪之子。唐如来渝，应密切注意其行动，惟此人胆小且略有神经视钱如命也。”③

图：左，唐绍仪；右，戴笠指示军统密切注意来渝谒见蒋介石的唐绍仪之子的行动

唐绍仪是汉奸吗？

蒋介石为何指示军统暗杀唐绍仪？唐有没有投敌，是不是“汉奸”？军统暗杀唐，是不是杀错了？

关于此事，目前可以确认的核心事实有三点：

（1）蒋介石多次请求唐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武汉或者重庆，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但遭唐拒绝。

鉴于唐绍仪昔日的政治身份，1937年抗战爆发，唐之故旧亲朋即多次劝他离开上海，广东各界社团甚至联衔致电唐促其南返，且汇去旅费二万元。

1938年初，蒋介石托人携带亲笔信，邀请唐绍仪前往武汉。稍后，又委派唐的女婿诸昌年等人，专程赴沪做唐的工作，促其离开日、伪包围圈移居香港。3月份，孔祥熙奉蒋介石旨意，透过上海名流钱新之，向唐表达问候，内有“相隔两地，躬侯无从”之句（孔当时已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且表示在金钱方面，凡唐绍仪之所需“自当照汇”。稍后，孔又致电唐，邀请其前来武汉，并承诺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4月份，唐之故旧罗家衡，又受吴铁城等人之托，赴上海劝说唐移居广东。……④

这些劝说，都没有对唐绍仪产生效果。

（2）唐绍仪与日方的谋和接触，迥异于日方对唐绍仪的期待。

1938年，唐绍仪已年近80。据孔祥熙系统的情报人员密报，该年2月，温宗尧向唐转达日方欲请其出山组织政府时，唐的立场是“我老了，不想干”，亦劝温不要干，“我辈出处应极端慎重，当此空前巨变之际，若稍有苟且，则一经投足，即无术自拔”。因唐之立场，“所谓粤派之温宗尧、陈锦涛、江天铎等亦与唐共进退，拒不参加。”这些密报，显示唐并无意追逐个人权位。⑤

唐、日之间的交涉，略言之：日方的侧重点在“出山”，唐的侧重点在“和谈”。日方期望唐出面“组织统一政府”，故迭派要人向唐游说；唐无兴趣做伪政权领袖，但对战事心存悲观，“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有意促成“公正和平”的中日和谈，故坚持留在上海，并不避忌与日方频频接触。

（3）唐的谋和行动，与国民政府内部“主和派”的擅动合流，引起蒋介石的极大警惕。

至少自1938年5月份起，唐绍仪在上海与日本人的接触，已成为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孔祥熙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擅自谋和运动的一部分。该月，汪精卫透过唐之故旧罗家衡，向唐致意：

“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 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⑥

孔祥熙亦向罗家衡表示，最好由唐个人与日本方面试谈条件。罗回到香港后，遂致信唐绍仪：“中央对我公将来出主和议甚表同意，日方条件程度如何，望由競庵（江天铎）兄向日方先事探知。”⑦与汪、孔搭上线后，唐随即在上海与日本人开启了谈判。

罗家衡书信中的“中央”，代表的只是国民政府内部的“主和派”，并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事实上，据杨天石教授的研究，孔祥熙此一时期的很多对日外交活动，乃是背着蒋介石秘密进行，其与唐绍仪之间的合作也不例外。蒋获悉孔、唐合作擅自谋和之后，曾于1938年8月10日，致电孔祥熙，严词告诫：

“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又日人近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日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作用，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祷。”⑧

图：左，蒋介石严词告诫孔祥熙，不可令唐绍仪与日方擅自接洽和谈；右，孔回电解释，隐瞒了自己的擅自谋和活动

军统杀错人了吗？

自抗战爆发，蒋即反复强调，对日和战，乃国家最高外交决策，“亟需统一，不可各自接洽”。日方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等条件，亦是故意催化“各自接洽”，以分化国民政府。

对1938年的蒋介石而言，汪精卫在国民政府内部串联组织“第三势力”，拟争取龙云、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在大后方另立政权对日和谈；孔祥熙不受约束，一再背着蒋介石对日谋和；吴佩孚等落魄旧军阀坚持滞留沦陷区待价而沽。三者都是非常头疼的问题。

唐绍仪的活动，与三者俱有关联。其最终被蒋介石下令铲除，原因亦在此——唐的谋和活动（据今井武夫披露，唐曾起草并签名了一份“和平救国宣言”，准备公开发表），已成为国民政府内部的“擅自谋和运动”的前哨。杀唐，既是对该运动的阻击，也是对汪精卫、孔祥熙等人的一种震慑。

在军统暗杀唐绍仪之前，1938年9月11日，蒋介石曾以空前严厉的口吻致电孔祥熙，勒令其停止所有对日“擅自谋和”活动：

“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

“贾某”，即贾存德，系孔祥熙在上海的亲信。与唐绍仪类似，贾当时亦受孔指示，与日方交涉和谈。蒋介石反对唐绍仪的对日谋和、也反对贾存德的对日谋和——在蒋看来，没有第三国介入压制日本、没有在战场上给予日军相当程度的打击，不可能有平等和谈，而“退让求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只会是“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

蒋拿“汉奸通敌论罪”来恐吓孔祥熙，并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效果。贾存德依旧在活动，只是孔不再将这些活动向蒋报告。⑨19天后，9月30日，唐绍仪被军统制裁——“汉奸通敌论罪”，不再止于口头恐吓。

综上：1、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实，唐绍仪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或者想投靠日本人去做汉奸。2、蒋介石决策暗杀唐绍仪，与唐会不会投靠日本人无关，核心原因，是唐的活动，与汪精卫、孔祥熙等主和派的“擅自谋和运动”合流。在蒋看来，这种合流，严重威胁到了抗战的前途。

图：根据戴笠的指示，军统抗战期间的制裁行动，常不许用枪，而只能用斧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