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课外辅导市场热度不减一些机构无资质全靠忽悠家长

　　课外辅导机构良莠不齐亟待有力监管

　　中小学生的寒假时光已经开启，可对不少孩子来说，假期可能是假的。

　　尽管不用去学校，但一些孩子依旧忙碌，辅导班成了他们新的去处，课后作业与上学时相比丝毫没有减少。

　　在国家连番要求“减负”的背景下，课外补习市场缘何持续火热？这些“小灶”真的管用吗？

　　课外辅导市场火爆

　　“减负后，从理论上来说，学生的课后作业变少了，课业负担会减轻。可是，学生写作业的地点早已从学校转到了课外辅导班。”河北省邯郸市育华中学教师何宁(化名)说。

　　何宁告诉记者，有些辅导班的授课老师其实就是学校教师，他们会特意在辅导班上讲更多的题，讲的更细致，以此吸引更多学生报名。“尽管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是依旧屡禁不止”。

　　在北京市一所中学担任教师的梁静，也认同课外辅导机构流行的观点。

　　“在北京，很多孩子都在上课外辅导班。从目前来看，上辅导班的孩子都是补语文、数学、英语。不过，随着考试科目调整，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等科目可能也会进入辅导班的补习目录。总而言之，对孩子来说，哪科弱就补哪科。”梁静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在邯郸一所中学担任政治老师的王枫，对课外辅导班有更深的感触，他的弟弟就在上辅导班。

　　“我弟弟现在上初中。以前，我还能辅导他，但现在不行了，题目太难，而且有些知识点也都忘了。再说，在家里，我是姐姐，他根本就不听我的话。所以，还是把他送到了辅导班。”王枫说，据她了解，现在很多孩子都在上辅导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几乎所有科目都有人在补习。一些学校附近就有不少辅导班，学生来去也方便。

　　除了上辅导班，给孩子请家庭教师也是不少家长的选择。

　　在天津市一家大型教育培训机构担任辅导老师的韩瑶，在上大学时就兼职家庭教师。

　　韩瑶告诉记者，辅导班收费一般都比较高，普通工薪家庭大多选择请大学生做家庭教师。

　　“我进入教育培训这个行业，完全是巧合。上大学时，有一次临时替舍友去给孩子补课，没想到因为讲得好被留用了。最开始没有经验的时候，1小时30元。后来逐渐有经验了，每小时100元。”韩瑶说，讲好课也是树立品牌的过程。家长之间会互相分享教师资源，我教的第二个学生就是第一个学生的家长推荐来的。

　　辅导并非都有效果

　　付出了时间和金钱就一定能提高成绩吗？

　　“我弟弟成绩太差了，参加辅导班后，成绩略微有点提高吧。不过，即便成绩没有提升，也会继续上辅导班，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图个心里安慰。朋友、邻居的孩子都在上辅导班，总不能让自己家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王枫说。

　　梁静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上辅导班的有两类学生，一类是本身学习很好，但想出类拔萃、更加优秀，这类学生上辅导班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另一类是学习成绩不太好的，这就因人而异了，总体来说感觉成绩并没有提高多少。

　　参加辅导班是否有效果，除了学生本身的原因，与辅导机构的师资力量也有很大关系。

　　韩瑶告诉记者，她现在工作的教育培训机构规模很大，在全国开办了400多个学习中心，算是大型企业，教学质量也能够得到保障。培训机构的老师都有本科以上学历，只要讲课讲得好就可入职，教师资格证并不是必备的证书。“不过，领导有时候也会忽悠家长。一般来说，家长更希望授课老师是师范院校毕业的，所以领导就要求我们对外声称是师范生，让家长更加信任我们”。

　　当然，并非所有辅导机构都对师资有要求、都能保证辅导教学质量。

　　“我曾经在一家小型教育培训机构工作，那里的问题实在太多，没过几天我就不干了。”韩瑶说，那家教育培训机构虚报老师学历，而且没有正规执照，他们拉学生家长全靠连哄带骗。“有些家庭的经济条件不算好，但家长都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交给了这家培训机构，我看着挺难受的”。

　　严格监管培训机构

　　给中小学生“减负”一直是国家硬性要求，不少家长也抱怨孩子作业太多。在此背景下，为何还有这么多课外辅导机构？课外辅导机构良莠不齐的问题怎样解决？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根据相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不得在校外兼职。从目前来看，这一规定有一定效果，多数在职教师会拒绝在外补课。在这种情况下，课外辅导机构的需求就增加了。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考试评价体系，目前这些课外辅导机构都是围绕如何提高学生的分数展开教学，这是有问题的。美国的课外辅导机构比较少，学生的课外活动比较丰富。所以，如果能让我国这些课外培训机构开展更多样化的活动，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那就是健康的课外辅导方式。

　　在储朝晖看来，目前很多课外辅导机构只是经过工商部门登记，并不归教育部门管理，教育部门对此类辅导机构没有行政执法权。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我国对课外辅导机构有明确的要求：培训机构必须有证有照经营。可是，现实中这种有证有照的监管方式反而导致大量监管之外的情况发生。比如，有的培训机构只有营业执照没有办学许可证，在这种有照无证的情况下，机构会首先办理教育咨询的工商营业执照，之后再扩大经营范围，开展教育培训等超出经营范围的业务。再比如，有些培训机构既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办学许可证，属于无证无照经营。按理来说，无证无照机构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与无证有照相比，无证无照的情节更严重，但是在现实中无证无照反而处于监管之外。教育部门认为这种机构未办理办学许可证不归教育部门管理，工商管理部门认为也不应该纳入他们的管理范畴，结果就是此类机构长期处于欠缺监管的状态。

　　“另一方面，目前还没有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进行明确限制。许多国家明确禁止超前教育，并且出台了《超前教育体系法》。比如，孩子上小学三年级，就不能培训七年级的内容，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教育体系。我国已出台了学前教育‘去小学化’的规定，但在落实上还是流于形式。”熊丙奇说，教育培训机构应该按照工商企业进行管理，不用办理办学许可证，但是应该履行备案制。也就是说，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都必须到教育部门备案，教育部门根据备案项目建立起教育风险准备金。这样一来，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都被纳入了监管体系，相关部门也可以对机构进行过程性监管。目前我国的前置性审批存在情况复杂、落实困难等问题，备案制不失是一个好办法。

　　“总的来说，不少教育培训机构都存在无证无照或者各式各样的违规经营问题，相关部门必须依法治教，通过立法来规范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同时也要对教育培训机构的违法经营、超前培训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熊丙奇说。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黄慧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