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黄勤从浙江大学心理系退休，回到广州养老。退休后，她先后购买了不下40万元的保健用品。经历了无数次诱惑和欺骗后，她决定站出来，借亲身经历揭露乱象。

老人们为何经不住“保健品”诱惑

黄勤最初接触保健品，是因为她被确诊患了糖尿病。“那时候，就想早点把病治好，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吃4款保健品。”黄勤说。2010年老伴患病离世，黄勤的孤独感和恐惧感越发强烈，也进一步加深了她对保健品的依赖。

六万元的频谱治疗器、一万多元的按摩床、三千多元的红外线足部治疗仪、一千多元的负离子发生器……都进了黄勤的购物清单。“那段时间，对身体的任何不适都很在意，而买来的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寻求一个心理安慰。”

在黄勤看来，老年人买保健品并不一定是因为无知。“所谓的期待、恐惧、孤独、从众感，最终都会转化成老年人自己的生死观和健康观，也成为他们掏腰包的动力所在。我们也知道保健品不是灵丹妙药，但即使吃过亏后，下次却还是要买。我们总是想着，这东西万一有效了呢？就算无效，也吃不死……”

购买保健品，黄勤先后花费了不下40万元。她将自己的经历通过网络和图书披露后，引发众多网友和读者的关注和讨论。有人赞她以高龄揭露行业乱象的勇气，也有人把她当做“人傻钱多”的实例。

面对外界不同的眼光，黄勤的回应多少透出些无奈：“不是所谓的‘人傻钱多’，只是每个老人在心底都有一个软肋，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

销售员怎么打“亲情牌”

对保健品的推销员，黄勤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小鬼”。十几年来，她跟不下一百位“小鬼”打过交道，自己也成了“小鬼”们重点的“照顾对象”。

令黄勤惊讶的是，除了时常的电话问候，有的推销员甚至能准确掌握自己的动向。每次黄勤生病住院，都不断地有保健品推销员到医院来探望她，“有送水果的，有煲汤的，更有甚者连内衣都帮我洗了。”

在黄勤眼中，“小鬼”们都很热情，而且很有耐心，他们从不单刀直入向你推销产品，而是更愿意陪你说话、帮你解闷，成为你的“朋友”甚至“家人”。他们会像家庭医生一样提醒你身体的状况，也会像街坊邻里一般帮你搭把手、干个活。

“很多老人的子女都不在自己身旁，突然冒出来有一个对你知冷知热的人，戒备心就放下了。这时候，要是他再向你推荐产品，你就会心甘情愿地掏钱了。”黄勤说。

一次讲座上，一位经理当众讲述了她年幼丧亲的故事，并跪在台上哭着喊老人们“爸爸妈妈”。很多人为她流下热泪，并上台拥抱她。那天，单份5000元的产品卖出了一百多份。

在黄勤看来，所谓的“亲情牌”是“保健品推销”屡试不爽的套路。“越是熟悉的‘小鬼’坑我的钱越多。一旦他们走进了你的心，再戳中了你的病，到时候你想不买都难。”黄勤说。

不靠质量靠“忽悠” 保健品推销如何坐地起价

“我写这些东西，说这番话，并不是质疑所有的保健用品，而是在批驳这个行业毫无底线的暴利。”

黄勤有高血压和高血糖，对这些病的治疗方案特别敏感。“一个‘小鬼’就向我推荐了一台频谱仪，用一些我听不懂的术语把抗高血压的功效说得天花乱坠。”一台频谱仪要6万，黄勤也曾犹豫，但架不住推销员越说越神。甚至，推销员还搬出“在太空做过实验”这些现在想来实在幼稚的说辞，黄勤最终还是掏了钱。

黄勤说，老人对专业术语不了解，对保健品价格通常也没有一个准确认知，一般是推销员说多少就是多少，这就给了商家很多坐地起价的利润空间。

保健用品买了多年，也上了很多回当，黄勤现在几乎能判断出大部分保健品的市场差价。“就拿那台6万元的频谱治疗器来说，成本价2万，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就这让他们赚了4万。”

“老人依赖保健品，一是相信保健品有用，二是对推销保健品的人有种情感依赖。而那些推销的人，正是利用这两点，让保健品价格虚高产生暴利。”黄勤说：“这样的行为，破坏的是整个保健品市场行业的良性发展。”

在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看来，扼住“保健品坑老”的喉咙，既要强化源头治理，管控好市场价格，又要加大经济处罚的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此外，无论是子女还是社区，都应当给予老年人足够的关怀。“一方面帮助老人提高对保健品的认知和研判能力，另一方面也抵消老人从推销员那里得到的假意关心。”杨建华说。

如今，在保健品上“收了心”的黄勤过得很充实，拍了提醒老年人防骗的视频，新书《健康的金钥匙》也已交稿。她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老年朋友们：与其恐惧死亡，不如好好珍惜当下，做些有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