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黄埔军校”，撑起中国登山界半壁江山--大江法律服务网官网-www.flfww148.com

　　“今年的登山测量工作非常艰辛，5月我们冲顶了3次，前两次我亲历了冲顶测量整个过程，在海拔七八千米的地方，我们要冒着大风，背负着20公斤左右的仪器设备，奋力向上攀登。第三次冲顶，我因为前两次的体力透支，不能继续登到8300米，只能在7900米的地方携带我们的仪器设备静候，有些遗憾。”国测一大队副总工程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海洋学院教授陈刚说。

　　作为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长，同为地大校友的次落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四次登顶。对于2020珠峰高程测量攀登队队长袁复栋来说，这是他继2008年之后第二次登顶珠峰。

　　“他们在这次的测量过程中确实不容易，因为天气原因，可以说是‘三上三下’。第三次抢到了最后一个窗口期，成功登顶。通过他们传回来的视频可以看到，风非常大，而且珠峰顶上可占用的位置和资源也很少，测量非常危险和困难。”地大体育学院院长董范说。

　　“这次登顶珠峰，还有一重意义——再次鼓舞全国人民、特别是湖北人民、武汉人民取得抗疫最终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董范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彻底消除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这种勇攀高峰、永不服输的行动和力量鼓舞。

　　董范也是中国登山界的明星，今年59岁的他，经历并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登山运动的快速发展历程。常年从事户外运动、保持健身习惯的董范，身材健硕，看上去不像年近六旬的人，只能从肤色中看出这个汉子经历过风霜洗礼。他曾带队登顶珠峰，并在4年时间内带队“打卡”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极点，是一名令业内人士尊敬的攀登者。

　　去年走红的电影《攀登者》，还原了我国登山队1960年、1975年两次登顶珠峰的经历。董范听地大老教授朱发荣讲过多次。朱发荣是新中国第一批登山人，与《攀登者》电影中吴京扮演的角色原型王富洲等人一起，被国家派往苏联学习登山。学成回国之后，朱发荣从事登山训练教学等工作，为中国登山运动培养了一批批人才。

　　“曾听王富洲、朱发荣等老前辈讲过，当时国际上对我们封锁打压，国家也是从综合角度考虑，要争一口气，决定成立国家登山队，挑战从珠峰北坡登顶。”董范告诉记者，为了登珠峰，当时中国登山队调动了不少资源，但仍然只有简单装备。对当时的登山运动员来说，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刚从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毕业两年的王富洲等人被选进国家登山队。从事地质工作的人，要常年进行野外科考，与登山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自上世纪50年代末，登山运动便被学校列入体育必修课，野外科考翻山越岭，需要强健的身体和征服大自然的智慧勇气，“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是地大人的心愿。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地大人誓要“为祖国地质事业练就一双铁脚板”，经常以班级为单位，全员参加“10公里负重行军”，这也成为学校传统的体育盛事。如今，地大的学生坚持每天集体出早操，保持着早起床、早锻炼、早学习的良好习惯。

　　“老一辈国家登山队只有部分老同志，国家决定培养年轻人，我有幸入选，从此与登山结缘。”董范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决定再次成立登山队后的新一批攀登者，1984年8月他入选中国登山队，经过组队训练，挑战位于青海的6000余米的阿尼玛卿山，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山。

　　当年还是年轻小伙子的董范，一提登山就很兴奋，上上下下帮忙运送物资跑了好几趟，带队前辈还提醒他悠着点儿，但董范没放在心上，结果后来高原反应强烈，还闹了笑话。

　　“头疼得厉害，我喊了一句‘妈妈我要回家！’”董范笑着回忆说，后来这句话成了他的人生“污点”，不少人直到现在还会拿这事开他玩笑。

　　如果说王富洲等人是中国第一代攀登者，董范等人是第二代攀登者，那么董范的学生、有着珠峰环保卫士之称的次仁旦达，中国首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女大学生陈晨等年轻人，就是中国登山界的新生代。

　　一批批中国登山人，从地大石油系、水文系、物探系等学科中走出，经过专业训练后，成了中国登山界的脊梁，撑起了中国登山运动。67年来，地大培养了6000多名登山人才，一部中国登山史，满载着几代地大人的光辉足迹。

　　荣誉的背后，是一次次生死考验

　　在地大体育学院的宣传栏上，张贴着我国攀登者征服一座座高山的历史成就，登山运动早已成为这所学校的亮丽名片。

　　目前，这里拥有国际登山健将1名，国家登山、攀岩健将7名，一级登山运动员20余人。社会上称赞地大是“中国登山户外运动的‘黄埔军校’”，一点不为过。用董范的话来说，中国登山协会里约三分之二的人是地大校友，全国有名气的登山俱乐部开办者也多是地大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自古以来，攀登高峰，就是一种不畏艰险的精神象征，激励着人们前行。然而，大风、冻伤、迷路、滑坠、雪崩，还有变幻多端的天气，让登山成为一个高危运动项目。登山者经常面临一次次生死考验。勇攀高峰的过程，更是一路与死神同行。

　　董范在带学生攀登珠峰的途中，就曾遇见过著名的“绿靴子”尸体。登顶途中，遇见的尸体就有四五具。遇难者们这种地标性的特殊存在，也给后来的登山人一种警示。

　　“户外登山运动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是正常的，只有凭着大家顽强的意志力和团队力量，才能化险为夷。”董范说，团队在攀登北美麦金利峰途中，前面队员一条腿卡入进了冰川暗裂缝，因为是结绳一起前行，如果前面有人掉进去，后面会跟着一串掉进去。情势危急之下，其他队员立即奋不顾身地展开营救，利用绳索、使出全身力气死死扯着，才将遇险队员拉了上来。

　　“很多时候救别人就是救自己，在一次次挑战极限中，大家才能深刻体会到不畏艰难、团结协作理念的重要性。”董范说，身处野外，更能感受到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细节决定成败，攀登也在锤炼攀登者的思维，拓宽攀登者的想象，考验着攀登者处理问题的智慧，更离不开团队的合作支持。

　　作为一项靠天吃饭的运动，中国登山运动一路与科学考察相随，离不开地质、气象、测绘等相关学科支撑。中国地质大学曾先后在1978年、1985年、1989年按地学专业特点，编写了供地质院校师生使用的野外理论教材、实用教材及视频教材，以强化师生在地质找矿工作中身体技能和身体素质的适用性。

　　长期以来，在杨遵仪、王鸿祯、池际尚等著名地质学家带领下，一代代登山科考师生薪火相传，对珠峰、阿里、三江源等地进行地质考察，取得了一批开拓性成果。《西藏阿里地质》《西藏阿里古生物》等著作，填补了我国西藏高山地区相关研究的空白。在这所攀登者的“黄埔军校”里，登山不再局限于其常规意义，而是与地学科考紧密结合。

　　无限风光在险峰，勇攀人生新高峰

　　登山危险，为什么攀登者前赴后继？

　　董范告诉记者，当经历千辛万苦登顶的那一刻，才能切身体会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攀登魅力。

　　不过，这些年的攀登，也让董范看到了全球变暖带来的地质变化，例如，电影《攀登者》中呈现出的犬牙交错的冰塔林，如今在珠峰已经少见。雪线上升、垃圾越来越多等现象，也让董范感到着急。2018年，董范的学生次仁旦达与其他登山者在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米以上区域进行了3次大规模登山垃圾清理行动，清理食品包装袋、食品罐子、酒瓶等生活垃圾5240公斤，在次仁旦达等攀登者的呼吁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珠峰环保。

　　“地质人是天然的登山工作者，登山是为了亲近山、了解山、认识山、欣赏山，与山进行心灵交流，登山精神的核心是攀登、团队、和谐。”构造地质学家杨巍然认为，一代代地质工作者，一直奔走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地质人勇攀自然高峰和科学高峰。杨巍然的学生李德威教授前年因病去世，在杨巍然眼中，李德威就是一个不断攀登的人，面对青藏高原上与地质构造学说相矛盾的现象，李德威用“30年时间，8万多公里行程”去解答。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如何去攀登？

　　“中国登山人的精神传承，也一棒棒在交接。”董范现在需要攀登的“山”，已经变成让更多的人了解登山、喜爱攀登。

　　在董范等人的推动下，地大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登山户外运动人才培养体系。1998年，地大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野外生存体验课，成为首批拥有野外生存教育资源库的大学。2004年，地大成为全国首批拥有野外生存通选课的大学，直到现在，课堂常常爆满，一座难求。2005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户外运动本科专业，2007年率先招收了登山户外运动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8年11月16日，中国登山户外运动学院落户中国地质大学，成为全国高校首个登山户外运动专业学院，为国家登山户外运动培养后备人才，“登山户外运动的摇篮”名副其实。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说，学校的地球科学学科特色与登山户外运动及高山极地科考血脉相通、相辅相成。学校将进一步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开展包括大众户外休闲与探险、高水平竞技、户外产业经济、户外资源调查和青少年户外教育等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工作。

　　攀岩是登山运动衍生出的新兴竞赛项目，学校上世纪90年代建起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室内攀岩馆，每年到攀岩馆参加训练的学生多达5000人。如今，一批攀岩“小将”也已在国际国内攀岩赛事中崭露头角。

　　在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的登山科考专题展览馆，透过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回望曾经青春而坚毅的脸庞，敢为人先、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中国攀登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传承。（记者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