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在大声念完这句词后，穿着黑色汉服的贾治勇平展双臂，面部朝下，扑通一声跳入河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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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楚歌说屈原

每逢端午，遥祭屈原。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种民俗关系如此之紧密，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人。

屈原，一位让世代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一个让历代文人仕子朝诵夜吟的巨擘，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篇章中的一个厚重的标题。

拂去历史的云烟，掸落鏖战的尘埃，一尊伟岸的独行者身影从遥远的两千多年前渐行渐近。

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根铁骨。

历数古今中华先贤，列在前几位的，当有屈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纪念价值的爱国精神缔造者，第一个真正具有忠肝义胆、满腹才情，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爱国主义战士。

感谢司马迁，从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从亘古不息的汨罗江中，打捞起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他在《史记》中用了1200多字让后世记住了那个不屈的脊梁。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籍贯湖北秭归，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278年。他生活在楚国的国都郢，也就是在他投江500年后被刚愎自用的关羽大意丢失的那个荆州。年轻时的屈原担任过楚怀王的左徒，伴随左右，深得器重，参与和执掌楚国许多重要军政外交事务，起草宪令，修正法度，展示了高超非凡的治国理政才干。这一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时期，确立了他事业的高度。

屈原人生的另一个高度是他的文学成就。他创作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耸立起中国文学风光雄奇的巅峰。《离骚》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篇幅最长、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天问》以奇特的诘问形式、异常神奇丰富的想象力，一连向上苍提出170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既敬天尊神法道，又借天问道、借古喻今，叩问现实，质疑巫术的盛行，充满科学求索精神；在祭歌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九歌》，结构精巧，斑斓绚丽，唯美维妙，塑造了或优美妖娆或庄重典雅的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诸神形象，成为传世经典之作。《离骚》之后没有《离骚》，《天问》之后《天问》不再，《九歌》之后难寻《九歌》，屈原之后的中国文化人都聚集在这座高山之下，挖掘文学奇想的泉眼和思想的深井。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溯寻中国文化的源头，都不能不端视汩罗江畔那一尊行吟者的身影，去仰视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与文化高度，触摸那钢筋铁骨一般的“屈原精神”。

我以为，屈原的精神高度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国家至上。屈原志存高远，心系国家，襄理朝政，竭力勤勉。他主张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一度使楚国富足强盛，实力雄厚，威震诸侯。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对外都是一把好手。但他并非总是春风得意，他遭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来自外部却深潜楚宫的政治对手——秦相张仪。此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和纵横家，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胆略过人。张仪的一生有两件最得意的政绩，一是几度破坏楚齐联盟，为秦国成就霸业扫清了前障；二是成功地离间了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使楚国驱逐忠良，丧失清醒，丢掉了雄起的基础和机遇，最终为秦所灭。这两件事合而为一，那就是张仪打败了屈原，抽掉了楚国的一根铁骨，但创造了一个英雄屈原。张仪十分清楚屈原是楚国唯一使他感到威胁的对手，他收买靳尚，设诡郑袖，蒙骗楚王，谗害屈原，可谓用心良苦，心机算尽。屈原也清醒地认识到楚国真正的敌手是强秦，“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不是楚吃秦，就是为秦所吃。但屈原心在国家，忽视了身边小人的力量，或者说是看重的是道德层面，看轻了政治的残酷。这是战略败于战术、谋略败于谋术、谋事败于谋人的经典案例。两人较量的结果是，正不敌邪，屈原惨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楚秦之战实质上是屈、张对决，屈死而楚灭，张狂而秦胜。尽管如此，屈原至死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和对使命的担当。历史的篇章总是飞扬着流畅与滞涩的墨迹，正邪不分、忠奸难辨的故事时常发生，让人嗟叹，但车轮总能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往前走。其实，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并非始于秦始皇，春秋争霸，战国争雄，诸侯之间的征战都是统一战争，是诸多帝国梦的灰飞烟灭与推倒重来。屈原的政治见识使他看到了战争的性质，知道战争的赢输决定着国家的存亡，而不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因此他的忧虑远比一般人要深沉、痛彻得多，忧楚、兴楚、强楚之心日月可鉴。国之将亡，已无暇计较个人恩怨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前途直至自己的生命。一次次忍辱负重、拼力斡旋，使楚国得以联齐而苟延残喘，但又贪又怕、又狡又拗的楚怀王最终背信弃义，中秦计而绝齐，以致受袭无援时，为秦所灭。一切幻灭之后，屈原拼将生命全部能量的最后一跃，是以身许国、以明心志，像一颗炸弹，试图让一声轰响毁灭楚王的痴梦，算作一个提醒。这种为国尽忠的信念，构成屈原精神的主体，渐渐凝成中华民族传统爱国精神的发祥与核心。

屈原以身自洁、以死明志的精神可赞可叹，但一己之净并不能换得天下之洁。他的投江，无疑是投向黑暗、腐朽、窒息、昏聩君主专制和污秽官场的一枚人体炸弹，有惊世骇俗的一声轰鸣，但也只是一响而已，终究无益于国内政治矛盾的缓和与消弭，无济于民生的改善和楚国命运的起死回生，更无力撬动古代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重铁板。他以自戕的方式，给一个国家的式微画上了一个富有预兆式的句号，所荡起的涟漪波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

屈原从政治顶峰坠入人生的窘境，从政治家回归到落魄文人，从理想的贲张走到了惨淡的现实，这种落差使他的思维从博大走向了单一、从宏观走向了微观、从灵变走向固执。他看到了楚国的末日，不愿意接受秦国即将一统天下的趋势，在奋起与隐遁之间，作出了痛苦和尴尬的选择。其实这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大一统前夕的无谓挣扎，在摧枯拉朽的历史车轮面前，一切都会被碾得粉碎。屈原稀里糊涂地充当了一个有节气的螳臂，既可敬，又可怜。为一个不值得的政治系统而殉情，这是屈原的局限，也是屈原的悲剧。

屈原，是中国文人的一滴眼泪。

从这个角度讲，屈原应该向比他年长210岁的“至圣先师”孔子学习。当年孔子周游列国不为重用，或者被供而不用，也曾郁闷过，但他看清了现实的无奈，并不过多怨天尤人，只轻轻地一声叹息后，便一头扎进典籍诗书中，梳理上古时期的经典思想，集成和开创了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孔子的思想如一轮明月，映照人类文明的长河2500多年。人类文明史上影响时间之长远、影响力之深刻、影响范围之广的思想家，唯孔子为最，他在奠定历史文化高度的同时，成就了自身的精神高度，后世无以企及。苍天有眼，巨擘如风，总是在重重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为你轻轻推开一叶窗。只是屈原没听到风吹窗启的吱呀声儿罢了。其实，人生原本就是多元、多彩的。

屈原的刚和孔子的柔，都是民族的骨骼，都是民族的性格，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巨雕和英雄史诗。

之所以感谢司马迁，是因为他敢于真实客观地评价屈原。像屈原这样一位不得志的贬官，在当朝的史官笔下是很难有真相可言的，如同对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被始用终弃的文臣武将的评价一样，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司马迁不同，他在屈原愤然投江150年后伫立汨罗江边凭吊先贤，那时的他只有20来岁，一样的满腹经纶，一样的家国情怀，“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他高声诵读屈原的诗辞歌赋，志趣相投，英雄相惜，涕泪长流，所以他笔下的屈原才那么真实、那么有神采。司马迁的垂泪，是屈原溅起的水珠，是接续古今情感的一脉清流，因为25年后的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触怒汉武帝，出于同样的悲剧、同样的悲情，他发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慷慨悲歌。我想，司马迁把屈原的死应该看得很重，而把自己看得很轻，因为他要着书立说，留住历史，记录包括屈原在内的悲剧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还应该向比他小210岁的司马迁学习。孔子、屈原、司马迁，各有志向，都是中国精神的骨骼。

悲剧英雄也是英雄，纤弱战士也是战士。挡车螳臂是一种战斗，以死抗争也是一种战斗。水柱擎天，英气断流，屈原用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矗立起一尊令后人仰望千年万年的丰碑。

仰望是需要载体的。文化的盛宴无须山珍海味，一枚粽子足够，加上驱邪的雄黄酒、奋进的龙舟队，更好。棱角分明，粽叶幽香，年年端午，款款深情，咀嚼和回味的是一种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人选择了在孔子的诞辰纪念日祭孔，亦选择了以屈原的忌日为节日，从此，中华民族的文脉里，弥漫了一种淡淡的忧思，以及绵绵的诗意。

来源：综合封面新闻 网友评论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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