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让人知道是我说的。”“别写进去啊,咱可是兄弟,我才跟你说这些的。”“领导可能嘴上不说,但会给我小鞋穿。”
如今,“不提名字”已经成为不少干部打开心扉讲真话的前提。记者采访发现,干部在面临各类采访或询问时,不管主题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希望能在事后的新闻报道或者调研报告中隐去名字。在基层,干部“匿名化”倾向正在加剧。
“不管内容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别提名字”
半月谈记者在东部某省份采访,随机找到一名乡镇干部,了解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情况。记下这位干部的姓名职务,半月谈记者写稿时,地方却来商量:先别提这位乡镇干部的名字,要在稿件里突出当地镇长。
半月谈记者不禁感到诧异,因为这是一篇反映正面典型的稿件,按理说,采访哪名干部,就写哪名干部的名字。然而事实是,即使涉及正面典型的采访报道,也存在一些基层干部姓名被“顶替”、被“匿名”的现象。
在报道东部某地经济发展时,半月谈记者采访了当地自然资源局、文化和旅游局等多位局长,采访完后,地方宣传部门负责人却“提醒”半月谈记者:“尽量不要出现局长的名字,全部换成相关负责人。”
原来,宣传部门担心个别领导会因为多了谁或少了谁的名字而“有意见”,故保险起见,所有人的名字都不出现。
而当基层干部接受媒体的调研采访,特别是涉及困难和问题时,更不敢公开表达意见。不久前,半月谈记者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关于少数地方统计数据“掺水”的报道,一位县长很快留言“上面层层加码,基层情况确实如此”,不到一分钟,这条评论就被火速删掉了。
出于保护受访者的需要,半月谈记者往往会尊重受访者的“匿名”请求。报道刊发后,不少基层干部纷纷点赞,认为写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但敢在朋友圈转发的寥寥无几,个别干部一时兴起评论几句,也会连忙删去以防有人对号入座。
然而,当半月谈记者过一段时间再次见到匿名受访者,问起原有痛点、问题解决得如何时,往往会得到“还不是和过去一样”的丧气回答。
就这样,一种新的治理悖论渐渐形成——越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越需要匿名反映;越是匿名反映,问题往往越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长此以往,基层干部期待落空,变得“无力吐槽”,甚至“佛系万岁”。
干部“匿名化”折射基层治理两个困局
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接受采访时,往往希望隐去名字,以“相关干部”或“相关工作人员”自称;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姓名被顶替。或主动、或被动“匿名”,折射出当前基层治理的两个困局。
一是问责泛化,担心被追责。“提意见就像迎风吐口水,吐自己一脸。”一位基层干部无奈地说,面对问题时,提意见的人很可能变成“接锅侠”,谁反映问题谁解决问题。一旦具名反映的问题引发关注,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难免会被问责,且面临问责泛化、加重的风险。
中部某市一位组工干部透露,当地在处理一起引起舆论强烈关注的热点事件时,一位上任仅3天、与事件毫无瓜葛的分管领导被追究领导责任,他认为这样处理不公平,帮忙从中解释,结果被上级批评不讲政治,差点儿也受到处分。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同一个问题,单位内部核查发现后,整改即可;问题被捅到上级,引来调查组,反映问题的干部因自曝家丑,很容易被“晾起来”;一旦反映到媒体,引发社会关注,首要工作是应付舆论,整改反成了次要任务,涉事干部轻则背负处分,重则罢官免职。如实具名反映问题,成为基层干部最不愿选择的一种方式。
二是评价机制不健全,情愿被顶替。做出成绩时,地方大多强调“都是领导重视、各级关心的结果,领导能力强”等等,把功劳推给领导;当问到自己做了哪些工作时,普通干部纷纷摆手,“咱就是个干活的,不值一提,别写我名字了”。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由于缺乏日常的考核评价标准,干好干坏取决于主要领导的评价。工作中,既不能抢领导“风头”,还要千方百计把“功劳”全部算到领导头上,给领导“争光”。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基层干部遭遇“匿名”,容易打击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明明是自己完成了工作,却在工作总结或对外宣传上移花接木,这样容易让干部寒心。”
此外,也有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一切按部就班就意味着“等、靠、要”,在一些光鲜政绩的背后,不排除是踩着政策红线干上去的。基层干部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甚至亲自参与了其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一旦正面典型经不住时间考验,事后被曝出问题,参与干部就难辞其咎。
不应对“匿名化”现象熟视无睹
山西大学社会学教授邢媛等受访专家表示,无论是反映问题时的不敢具名,还是凸显领导作用的被顶替,均应引起重视,不能对“匿名化”现象熟视无睹,要在深入剖析症结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一方面,基层应树立“反映问题的落脚点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观念,对于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各地应主动对号入座,加强调研,摸清本地区本部门现状,不能等到具体问题暴露出来再紧急处理。
不久前,中部地区一名市直事业单位一改过去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的办法,采取匿名方式,在内部发起问卷调查,征集干部职工对于巡视整改的意见建议,这种方式受到职工广泛好评。
另一方面,上级在安排工作任务时,要么已经有了具体要求,一些文件甚至直接管到了合作社、村民小组,除了执行文件,留给基层的空间并不大;要么存在政策盲点,需要基层突破现有规定进行探索,但这也为踩红线埋下了隐患,把功劳归于领导的同时,也把责任一并送了过去。
专家建议,基层干部是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在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的同时,应鼓励基层干部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开展工作,在强调结果导向的同时,完善事中评价,让基层干部有更多获得感。(记者 梁晓飞 杨文 邵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