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抽调社教，原以为只参加一期，不成想成为社教运动的专干。自商南二期社教起，继之参加长安社教、洛南一期社教、洛南二期社教、商县社教先遣队。若不是受文化革命的冲击，还不知社教进展到何时。回顾参加的各期社教，既了解了社会矛盾，探索了工作经验，增长了自身才干，同时又受到了运动的锻炼与考验。社教至今已50多年，运动的大体情况，尚能回忆一些，具体时间与细节已记不清了。

商南二期社教

1964年春节收假后，所在财政局刘局长告诉我，县上搞二期社教，局里抽你去参加。3月初，集中社教干部与农村积极分子进行整训，学习中共中央《双十条》，运动注意政策，强调组织纪律，宣布工作地区、工作队长与工作组长的名单、社教干部的分配等。

我被分配龙窝公社工作队龙窝生产大队工作组，韩家沟生产队驻队干部。整训一毕，即背铺盖去报到，经二道河、任家沟、豹子河，至韩家沟，安排王家屋场，住生产队圈过牛的房间。在贫下中农、中农家吃饭，按规定付钱交两票，与农民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龙窝生产大队有9个生产队，工作组由8名工部，4名农村积极分子组成。组长张继元，系地区水利队长；材料员李仲明，是县农机干部。

整个社教运动，是根据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后十条”），试马公社试点经验，社教团部署的工作阶段、方法步骤进行的。

运动开始，工作组召开全大队群众大会，宣讲中央文件，出安民告示，号召大家积极参加社教运动。接着召开贫下中农会、党员会、干部会，进行广泛动员。生产队开会讨论，走访群众，进行再动员。培养运动积极分子，调查研究，掌握生产队的基本情况。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贫农、下中农，也有地主富农，情况较为复杂，工作难度较大。幸好有韩玉霞、陈玉梅、尹秀芝3位党员为骨干，工作进展顺利，预期完成任务。在此期间，还了解到农民王彦成，为生儿子搞封建迷信、牛鬼蛇神的情况，以他儿子的名字“至宝”为题，写了一篇通讯报道，发表在《商洛报》上。

当一阶段工作结束，即将转二阶段工作时，工作组内的干部出现了问题。材料员李仲明与黄柏口驻队、丈夫是现役军人的干部，发生不正当关系，致怀孕刮产；梅子沟口生产队驻队、家住水库的陈姓积极分子，翻墙入院，对一哑巴女子欲行不轨，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经调查落实，工作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队决定，撤销李仲明的材料员，开除那个积极分子，工作组进行组织纪律整顿。在一次县上集中整训会上，李仲明被拴在桌子腿上。时任县委书记李仲发，指着李仲明说，人家是军用品，谁都不敢逗，只有你胆大敢逗。你也不顾社教干部的名誉，不顾群众的影响，也不考虑自己的前程！

工作组调我任材料员，直至抽调参加长安社教。

工作组的工作，按照工作队的安排，开展“四清”（清账目、清工分、清财物、请仓库）工作，整顿基层组织，进行对敌斗争，抓革命促生产。

至10月初，各项工作基本就绪，正待总结验收之时，县委通知，调我与一名积极分子，参加长安社教，随即离开龙窝工作组，接受新的工作任务。

长安社教

1964年10月中旬，中共商洛地委，将全区抽调的社教干部，集中到地委党校进行集训，学习中央文件，安排部署工作。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们欢欣鼓舞。大长全国人民的志气，鼓舞社教干部的士气，表示以这种科技发展精神，搞好长安社教。

记不清几天后，全体社教干部乘大卡车，沿长坪公路西行。西安用过午餐，转乘西康公路，行至长安境内，去五楼公社路口下车，背着铺盖，冒雨进驻五楼公社及所属各生产大队、生产队。

长安社教县设社教总团，区设分团，公社设工作队，大队设工作组。商南、商县共同负责五楼公社的社教。工作队长上边指派，副队长由商南县委副书记关孝庭，商县县委副书记赵瑞广。商南分管有兴隆、河头、南留、北张、太原庄等6个生产大队。县委书记颜世禄驻南留蹲点，副县长谢宏志任北张组长。其余大队的工作组长由部局级担任。工作队设材料组、后勤组，我分后勤组负责发放干部工资与经费开支。

运动开展约半月后，分团又增设灵感寺集镇工作队。说是集镇，只有一尊寺庙，一个精神病院，一个以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命名的灵甫中学，街道不长，门店稀疏。工作队队长王秉盈，是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人员从各县抽调。商南干部有我、曹云芝、张宗林、王邦荣，还一个姓李的。我同曹云芝分配供销社工作组。

长安社教前，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曾严正指出，长安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领导权基本不在贫下中农手里，干部四不清问题严重。运动开始，在宣传贯彻中央“双十条”，发动群众，调查了解的基础上，着重解决主要领导指出那些问题，并按照政策补划了地主富农成分。

1965年春节收假后，社教干部集中西安整训，商南住在西北大学。学习贯彻1965年1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听取省委第二书记胡耀邦的重要报告，对前段工作进行回顾与整顿，纠正前段某些过左的做法。明确了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哪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内容是“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请组织、请思想。为社教运动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使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集镇社教，基本按农村社教的阶段、步骤与方法进行，“四清”是根据各单位情况各有侧重，供销社重点是清经济。查出百货门市部短款，收购门市部虚报冒领两个案件，具体案情发表在《长安社教报》的头版头条上。

长安社教干部的组织纪律，是严肃而认真。干部不许串队，不许去与五楼公社邻近的户县秦都镇。培养运动积极分子，必须查祖父、父亲及自身3代。与公社、队组干部和有问题的人谈话，要打开门窗，有两个社教干部同时参加。工作方法简单，不做细致思想工作出了问题，轻则批评教育，重者给以纪律处分。北张工作组长、副县长谢宏志，运动进展迅速，工作出色，分团任命他去东大公社任副队长。就在去的头天晚上，北张吊死了一个有问题的人，分团撤回了任命。尽管组织纪律那么严，竟有一名领导干部与积极分子有暧昧关系。考虑到商南社教干部的影响，没敢对外声张。直到文革批斗县委书记颜世禄，我们才了解这个情况。听说那名积极分子被迫嫁到湖北去了。

长安县人多地广，耕作广种薄收，农民生活不富裕。社教干部在农民家吃饭，早起、中午多是玉米窝窝头，小米稀饭，晚间又多是玉米面搅团，很少吃到细粮。吃饭桌上只一瓶醋，一小碟盐，一小碟青菜。一些干部营养不良，患黄重病。县粮食部门一度为长安社教干部，每月增加2斤黄豆的口粮标准。

长安社教自1964年10月起，1965年四、五月结束。商南干部又调灞桥参加社教。集镇工作队运动起步迟，供销社清经济又难度大，我同曹云芝直至6月中旬，才离开长安回县。

洛南一期社教

洛南一期社教，是在1965年秋季，具体时间已记不清了。经集训，我被分到县城工作队文化工作组。工作组里除我之外，商南还有邮电局陈仕发，工商所洛岳，书店周思治。分管单位有文化馆、广播站、电影队、书店。我同陈仕发驻电影队。陈在西乡参加过社教，对社教都不生疏。为完成组织上分配的任务，我写了一篇向领导表决心的材料，发表在《洛南社教报》上。

洛南社教是根据中央“二十三条”，胡耀邦讲话，长安社教经验，工作团安排部署进行的。电影队是只有五六间房，六七名职工的小单位。队长姓王，长期有病。运动开始，按照工作队的安排部署，宣讲中央文件，组织职工讨论，使大家明确社教的意义、运动的重点与任务，号召大家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再一个个动员，发动群众，调查研究。得知这个单位的情况，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单位领导尽职尽责，职工爱岗敬业。只是领导的工作方法有些问题。

当一阶段将要结束，工作组长通知我，说材料员升任副组长，要我来工作组当材料员，同组长屈景文一起在文化馆办公食宿。

洛南县文化馆位于县城中心，是我见到县级最好的文化馆。文化馆坐北向南，整体仿古建筑，临街是古朴肃穆的九龙壁，进门是高大气派的门楼，后面是古色古香的正殿与厢房，房顶五脊六兽。我们办公室就设在厢房里，环境优雅，寂静舒适。可洛南的生活习惯与别处不一样，县级单位除县委、政府一日三餐，机关单位以及广大农村，一天全是两顿饭。吃肉少，除五一、国庆节，很少见到肉的面。开始有点不习惯，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洛南盛产黄豆，豆腐是那里的主菜。

材料员的任务，是上传下达，下情上达，为领导当参谋助手，出谋划策，了解情况，处理问题。常去所属单位掌握运动进度，总结工作经验，了解存在问题，随时用口头向工作组长汇报，用文字向工作队报告。在各单位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协助他们做些工作，出外进行调查等。有两次参与外调，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同陈仕发去三门峡、洛阳搞调查 ，工作进展很顺利，问题也查清楚。去时，西安是起点快车，座位舒适，一路顺风。从洛阳返回是坐过路慢车。一上车不说座位，连松散空间也没有。我们一直站在卫生间外边，挤挤挨挨，动弹不得。自半夜至天明到达西安，身体困乏，腰酸腿痛。好在那时30来岁，休息一头半天也就没事了。

第二次，是1966年的正月初六，我同洛岳去西安调查。清晨在洛南坐车，至黑龙口下起雪花，气温下降。至秦岭脚下雪，上岭越下越大。车外能见度很低，每行一段司机停车，刮去窗上的积雪。好不容易到秦岭顶上，一辆貨车滑在半路，挡去我们的出路。天只管下，风只管刮。自上午9点至下午5点，在秦岭上停了8个小时，肚子饥小事，主要是气候凉。玻璃上结满了雪花，用跺脚御寒，耳朵几乎失去了知觉。直到半下午，雪开始化。我们车上人都下车，一二、一二叫号子，同时用力，将那辆车推向路旁，我们的车才能通行。

此时已是傍晚，路上还有积雪，车翻过秦岭，住宿几家饭店里。吃住情况可想而知，食宿费是平时的几倍。

第二天路上仍有积雪，不敢通行。直到半下午，西安方向有了来车，我们的车才顺利到达西安。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最寒冷最艰苦的一次。随后我将路途发生的情况，如实向报社反映，《陕西日报》以《秦岭战风雪》为题，及时进行了报道。

洛南二期社教

洛南二期社教是在1966年的春季，社教干部基本是连轴转，只是换了地方，人员进行重新组合。我被分配到石门分团麻坪工作队供销社工作组。县委干部张占银任组长，我是材料员。工作方法步骤与一期大致相同。第一阶段尚未结束，报刊上连续刊载揭露与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们即组织职工学习报刊资料，进行深入讨论，以激起职工对阶级敌人的仇恨，用对敌斗争精神，搞好社教运动。我写了篇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发表在《洛南社教报》上。

无论长安还是洛南，由于运动来势猛，声势大，一些社队干部缺乏精神准备，存有思想戒备，对运动不积极主动配合。有严重问题的人与地富反坏分子惊慌失措，惶恐不安，走上不归路。长安社教商南负责的6个生产大队，不正常死亡即达7人。麻坪工作队进展一月多时间，一名工商所干部悬梁自尽。死者放在一块门板上，舌头伸得很长。我就想，死人的原因，不是死者有严重问题，担心社教饶不了他，便自绝于人民。抑或是社教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不做细致思想工作，缺乏必要警惕性所致。总之死人不是好事。

当开始“四清”时，工作队通知，调张占银和我，参加商县社教先遣队，即离开麻坪，去了商县。

商县社教先遣队

按照地委安排，洛南社教完成之后，即对商县进行社教。即组织社教先遣队，去商县了解情况，开展工作，总结经验，推广全面。

约在5月上旬，我和张占银进驻地区百货公司，工作开展到6月下旬，商县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广场、街道张贴许许多多的大字报，感到很突然，很新奇。一日，看到一张苇席上，贴了一条“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我为之一震，心想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为什么要打倒他呢？

紧接着，商县先遣队和洛南社教团全部撤离岗位，社教干部集中地委党校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每天到商县城内看大字报，逛街道。没成立什么组织，只有两次参加地区和商县干部群众在东门外广场，在撘的临时台子上，批判时任商洛行政公署专员郭茂生的大会。在商县住了十多天，虽说有吃有住，却是群龙无首，放任自流。家住商县的倒没啥，我们外县的却感觉不实际，没意思，不如回到本县参加当地的文化革命。就这样，结束了两年多的社教运动，回到各自工作单位，参加本县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