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12.17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石丁主任作下乡动员报告。由曹国楷、谭霈生老师介绍下乡目的地——延庆县的情况，十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文件是主席亲自起草的，农民现在都有了信心。北京市县要抽一千多名干部下去涉及一万多个生产队，据摸底差队占10%，中央决定20年实现农业现代化、电气化。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健全制度，宣传六十条，制定1963--1967年远景规划。陈子云传达历年农村情况，公社化以来，每年整社，1958.12--1959.5贯彻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明确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两个阶段，集体和全民是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初步整顿了“一平二调共产风”，传达了主席的一封信；1959.12--1960.7 辩论两条道路、三面红旗，干部开展“三反”；1960.12--1961.7下达农村“十二条”，反五凤，改造三类队，形成“六十条”草案；1961.12--1962.3 继续贯彻“六十条”，改变农村核算单位。这次下乡，仍然以宣传“六十条”为主，完善和落实各项制度，制定发展规划。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下农村去》，指出当前是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长远目标是实现消灭工农、城乡差别的伟大理想。 

    要奔赴第一线了，女同学主动抱了一堆布来男宿舍帮忙补衣服、上被子。现在，仿佛在一个清新明媚的早晨，切切实实感受到朝阳亲切的形象，这一代人需要深刻的震动，在刘胡兰（注：之前听了关于刘胡兰壮烈牺牲的报告）的名义下，我们自感惭愧，以沉痛的心情对比检查了过去，表明经过国内外形势教育，在政治空气浓厚起来的氛围里，我们受到时代的感染和召唤。这两年过得平庸而宁静，今天才感觉灵魂深处受到触动。社会主义时代的大学不应该让学生埋头读书、关门轻松地讨论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是生活的旁观者，每个人都要做环境变革的促进派！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大大增强了我们一代的责任感和政治热情。必须从学校伸出头看世界，否则就囿于四堵墙及书本，忘记自己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环节。1867年马克思在致齐.迈耶尔的信中说：“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

     1962.12.24 上午8:30出发，过八达岭，中午抵延庆县委。下午，陈书记报告形势与任务。“粮菜猪超过57年水平，今年总产比去年增14.5%（口头语：以后还要好哩，哈哈哈），这是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阶级斗争很尖锐，蒋匪窜犯大陆，地富质问为什么不给他们摘帽子，有个地主气势汹汹地对干部说：‘你还教育我，说不定哪天我拿刀宰了你！’农村中有单干思潮，干部有怕吃亏、想换班的思想。”延庆县城，夜里倒是热气腾腾。这里就是古代的塞外，一路白雪皑皑，银树霜花。当你看见那蜿蜒雄伟的万里长城，就能在对比中感觉一个时代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用不了多久，这个县要实现电气化、机械化！

    1962.12.25 我们班全部到靳家堡公社，袁书记说队队有汽车，但文化人少，全公社只有五十多高中生。农村中大约5%的人想单干，跑怀来自由市场。下午，进驻小鲁庄的有严成荣、潘健、钱广才、曹平生和我，严与我为组长。这个队八十多户、四百多人，仅3名党员、7名团员，亩产170斤。

    吃派饭首先在郎书记家，据社员反映：“没二话，书记是好样的。从咱村开辟工作起他就当家，是个有口无心的人，从不记咱们的短。”书记端上热乎乎的小米白薯粥，大闺女已经出嫁，他有三个小将，“不让他们当睁眼瞎，一定要读书。我祖辈扛长工，就是要为党好好干。”“这回去北京参观工厂，咱们同工人老大哥是一个心眼，瞧咱身上脱光了，是娘老子造的，别的全是工人制的。”下午，赵仁家吃饭，大盆小盆的，很是隆重，再三推让，非要我和老严先动筷子。赵仁，五十多岁，5个孩子，读过几天孔孟：“贱姓赵便是”，“爱看书，知道点儿华东华中的地理风土人情”，“如今的政策咱也问问，心里有数了。”他的话尽管多，提起干部就避而不谈。晚，开社员会及干部见面。书记在会上反复谈工农关系，过年不要铺张，要以丰补歉，用几斤黄豆磨豆腐，闹点黄糕和疙瘩，做些团子和面粑就行了。不要忙活时节，饿趴了，那时候我管不了。统共多打两万多斤，又新添14口，有瞧的了！咱们干部全是扛长的出身，不为大伙为谁？人是地，地是人，干得好才对得起工人老大哥，对得起国家，你光搞小自留，丢了西瓜撒了油，捡了芝麻西瓜皮，你忙了几个月不就几根苗吗？你们瞧这烟嘴是铜的，工人做的。市上来了五位同志，他们费了心，要有成绩才好向上级交待，我们也要留下他们的宝贵经验，大河小渠就是这么一回事。会上，好些队长检查“右倾”，同时分析本队有利条件。社员发言说：“第一要个好会计，账不明，大家顶黑锅，还以为见了日头”；“去年兑现彻底，干部信得过”，“多劳多得，咱没二话。”老严代表工作组说明来意。

     次日召开队干部会，发言多检查“换班思想”。妇女队长、女队委闷头搭脑，一声不吭，队长说：“嗨，不要右倾（发音：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要学李双双！”她含笑，吃吃地说：“咱们妇女同男人一样上大田，回家还要洗衣做饭、养猪奶娃，家里家外那样不......”队长忙打岔：“得得得，又来了，只想着苦，就不想想甜。从前，开会有你们？还不是都躲在小屋里。现在哇，连队长都当上了，玉凤还上北京学习，明天回来让她说，你们妇女出工为的啥？”书记很能讲话，他一进来，气氛就热起来，“我走一队，没有妇女来开会，队长说男人代表，我狠狠批评，这不是包办代替吗？‘六十条’是方向，是我们的师傅，这两年农民有了点复杂性，想集体少了，你天天吵电气化，种不出粮食，电灯、电线给你也白瞪眼。我去学习了几十天，回来看煤油灯就不习惯了。”（这时，妇女队长却插话：“从前点灯草习惯，这会点煤油灯又习惯了。”）“参观工厂，我们也要加强管理，有事请群众商量，又民主又集中。有人自个搞副业、搞分散，这可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咱们有毛主席，啥困难能难倒了？对个人自发，干部就是一道坝，要拦住！”一会，讨论热烈了，有说：“个人副业是一人有饭吃，集体没饭吃”，有说：“这几年没有公社优越性，怕得饿倒几口子！”有人质问：“猪场不见粪，两窝下三仔是啥理？”也有关心地说：“队里可得把牲口养好，不敢使塌了。”最后安排上山割草，大家说：“累活儿，干部要带头！”

     这两天组织算账。我去猪场了解情况，猪仔长得像耗子一样，吱吱呀呀的，圈里倒是干净得不见粪，怪哉！赶车老头说：“一人一双手，做事没帮手；十人十双手，拖着泰山走。一人一个脑，做事没商讨；十人十个脑，办法一大套。一人不敌二人计，三人肚里唱台戏。”这是位风趣的明白人，几次坐他的大车，一路听他滔滔不绝地说俏皮话，同时得知村里许多情况。他很像赵树理笔下的人物。下午，女劳力排队，自报公议，并请她们对集体发表看法，结果都扯到猪场和粉房，这两个地方是队里的一大经济来源。我发现这里家庭关系普遍和谐，尤其尊敬老人，但也有封建意识，女人不能上炕吃饭、不能与客人一起吃饭。队长有个好习惯，自己装了矿石收音机，每晚坚持听新闻，第二天在地头讲古巴革命、苏联变修、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继续讨论六十条，社员们对体制三十年不变感到满意。

   1963.1.2 工作队全体在公社过新年，第一次吃驴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回村后张罗队干部改选，全组分开上门征求意见，需要一个党性强的队长，谁最合适？全德上山背草了，他娘，五十多岁的老贫农，正在炕上给儿子补衣服，靠窗根坐着他嫂子，他哥在太原，是甲等残废军人，动员下乡后，先送老婆孩子回来了。我去全德家多次，看到婆媳间非常和睦，而且在一起总是没完没了地谈全德，娘常常带着痛惜的口气责备小儿子“为集体泼命，就说上山打草吧，谁有他这么傻？起早摸黑不歇气。这孩子原在铁路当工人也是事事跑在前，后来申请回乡，到了村里还是一点也不装个人，别的不说，就拿他二十八九了，还不把娶媳妇放在心里，唉！”嫂子接上话，“娘，这可好哩，没有这股劲，全文咋在部队立功了？到工厂又是模范！我看全德兄弟这路对着呢，有这么个好叔叔，您看小宝都乖多了，每天盼着叔叔讲故事！您放心，叔叔准有好报的。大伙选他当队长，我说是选对了，我就投他一票！”娘说：“不行！，他太老实，头年种自留地，他叔叔家多种了二分地，被他发现后，生生把那地的苗拔完了，气得他叔叔发誓不认这个侄子。我也有气哩，叫他给咱家园子积点粪，那是啥？塞进鼻子也闻不出味。他说锅里有了碗里就有，集体就同火车头，火车全靠车头带。是这个理，话说回来，现在队里谁不夸全德呢？好人有好报，我信！”好不容易论到我说话，大娘十分认真地听，我觉得他们家兼有工农特点，思想很开，说话风趣，对上面来的人很有感情。有时候，去找全德，人不在，我也像她们一样用期待的、焦急的心情等他回来，仿佛一家人。每到这时候，大娘便说许多话，“队长是根针，多少根线要他引，队长像精挑细选的种子，要饱满、结实，日后才有好苗子。”她们都为有全德这样的人而骄傲，特别嫂子往往用钦佩的心情表示要向叔叔学习，“咱们工人家属回来，就要学习他为集体的精神！”我最后说出来意：“大伙定了全德当队长，晚上就选举！”大娘犯了愁，“肩上是百十号人哪，恐怕儿子担不起，干砸了锅。”我说，“有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六十条、有众人捧着他，有工业支持农业，有全德这么好的人，您老就放心吧！”大娘点点头：“是啊，咱是要他懂得当家人的难处！”

     写猪场工作总结。过去对农村知之太少，说话多学生腔，农村很有可能是自己今后长期工作的天地，有必要全面了解。如在校就读中国古今与农民相关的作品，尤其现代题材；有机会下乡，就利用一切时间接触人与事，从感情上去理解。 小组开了一次会，开诚布公提意见，每个人都很诚恳。钱广才说：“这是三年来第一次遇见的同志式的帮助，我这个人很糊涂，需要有人指引。”曹平生认为我“还是学生干部的工作方法，主要表现在戴眼镜。”严成荣检查了“工作上的急燥情绪”。

   下来一位公社新任书记，我们对他看法都不好，白天睡大觉，晚上开会就熊人，社员说：“他同你们不一样！”开始他对我们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久，我们的工作使他感到有用，改变了态度，主动找我们四次，说：“你们多住几天就好了。”后来还用我们调查的材料发言。

     1963.1.17 告别小鲁庄，离开时，由我写了一封告别信：“......同乡亲们相处的二十二天，我们有许多话要说......生动的事实教育了我们，党的各项政策在广大社员心中扎了根......入冬以来，全大队积肥比去年增加71%，到了年根，村里仍然一片忙碌，大家冒风雪、翻山越岭砍熏肥柴草，为新的一年集体经济发展作出努力......最后恳请你们有机会去北京时，一定要来看看我们这五个小学生.....”

   社员告别会上，我们唱了几只歌，实在没有一点艺术细胞，遇到这种场合十分尴尬，只有曹平生还能唱京剧。我实在没有唱的，居然斗胆唱了唯一会的印尼歌曲《哎哟妈妈》，尽管我知道社员们不知所云，还是鼓掌，想来还是觉得荒唐。

   再见了，小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