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11.13 星期三 学习农村工作“前十条”和中央批转的材料。这次下乡工作担任组长，心里不免感到紧张，我只有一个想法：大胆泼辣地干！照例下乡前开动员会，自由发言时，梁第一个上台：“我还没有登过高的台子讲话”，明显做作的样子，让大家不满，他赶紧转入正题，回述“自己进步太慢”，“走了曲线，今天才觉得上了正轨。”平第二个，她第一次作了这样的检查：“我生长在小资产阶级家庭，自小一帆风顺，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动摇性，平日表现浮躁，吵吵嚷嚷，没有内容”，她能够这样发言，我为她高兴。她谈到《军队的女儿》，“确实被感动了”。邵宏大说他看了“河北灾情纪录片”后受到“极大震撼”。面临百年不遇的洪水猛兽，我们的人民、军队、党付出多大的努力啊！在与洪水搏斗的日子里，每一个照样能够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人，难道不应该严肃地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我们的时代？！曹、钱一一上台表态，“下乡期间不谈恋爱”。曹说他的表现概括起来是“吊儿郎当，自由散漫”。张荣奎见我和严成荣使眼色，终于壮起胆子走出勇敢的一步，上台检查过去三年的生活，“批评不到我，表扬不到我，戏文系有没有‘张荣奎’无所谓。”“声援古巴的游行和反修斗争对我思想影响极大，我得争取入团！”在他们之后，我上台讲了几句，“能够参加这次土改后最深刻、最广泛的群众运动，是人生最值得庆幸的事，是自己深入实际进一步改造世界观的极好机会，土改那阵，我只有八九岁，现在呢，将亲身体验这场历史变革，这是我们一代的幸福。”发言的人，都是近来动得剧烈的，这是班上的一个新气象，一个新的起点。

   日本哲学家柳田谦十郎在《唯物论十年》一书说“能达到这个地步的唯物主义，到底还是费了十年岁月”，“由动摇到确立信心的过程，决非我一人的事体，今天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几亿人，在今后几十年剧烈的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怕谁都迟早要经历这个自我改造的过程。”我们在社会主义时代，有完全有利于自我改造的环境和机遇，没有理由不彻底改变个人。

    1963.11.17 到达海淀四季青公社所在地——东冉大队，我们组负责果树队。 这两天没睡好，问自己能不能留农村生活一辈子？作了几个梦，奇的是醒来又能够续下去，我同仁江到了一个临山的农村，一起搞规划，他教书，我做青年工作，去参观，中途钓鱼，拖住一尾上百斤的大鱼，结果把我拖下水，梦醒了......梦中的农村，是否暗示着自己应该以到农村为题考虑今后的道路？

    听说，老严一组内部矛盾，吴甚至委屈得哭了一场，事后他见了我问：“眼睛还红吗？”吴谈了许多。严在小组会上说：“民主集中制不可少，有时候也可以来点专制！”严一组还有曹年裕、邵宏大等，说话间吴又有落泪之势，认为严要将他排挤出去。我觉得知识分子惧怕正面冲突，许多时候又爱绝对化，有时候话赶话而已，原则问题上却往往退缩。严与好多同学关系紧张，又不能正确对待，主观猜疑别人的动机和行为。安与我一组，下乡以来坚持每天背唐诗，连去开一个门都要先读一句。有几位女同胞到处收集各组的笑料，安的开门先读诗也是其一。我第一次做到每天去队部汇报工作和新的打算。

   参加党支部扩大会，决定战地整顿，其实多是同学间相处的矛盾，在农村环境就显得很刺眼。汪光礼说：“现在大家彼此警惕都很高，都怕开展批评。”会上，对老师提了不少意见，“大多数时间都呆在队部，不下队了解情况，老师在一起打扑克，同社员吃喝不分，还从城里带东西来吃，难道老师没有改造的必要？！”团支部总结前段思想情况，下午七组和我们组联合开团员会。对安提了不少意见，柏松龄认为安“自以为出身好，一辈子可以与资产阶级思想不碰头了！所以对什么都不在乎，下乡仍然搞专业，而且说‘我是来教育人的！’经常指责别人头脑简单，要跟着他还可以学点东西。说什么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真的！”刘志群说：“安主张做一个有学问的民主人士。我看他出身好，我也是下中农，哥哥是烈士，所以对他有感情，可是他说我‘教条’、‘幼稚’，我看他把家庭好的东西都丢了，十九世纪的书看得太多，受消极影响太多，个人主义抬头！”

     同小程子聊天，十来岁的小家伙装了一脑门问题，他说：

    1、人活着没有意思，吃饭、睡觉、拉大粪，死后一堆土！积极干嘛？穷多穷，富多富，都是一个死！2、果树队的人，我看穿了，人人揣着个人，就为三顿饭；挣几百块钱忙着买自行车、找老婆。有什么理想？ 3、人同动物一样，狗分大狗、小狗，互相咬，不就是阶级斗争吗？人越来越懒了，都想少干活，多享受。 4、雷锋不报恩行吗？他没有母亲才说党是他娘。 5、我学技术为了个人，我要把本事教了别人，人家吃了大苹果，他的日子好过了！我靠工分吃饭，又不剥削，怕什么！大家多学点，多挣点，共产主义不就来了？6、两条道路怎么斗？未必非要你死我活？小程子还说了许多个想不通，我们一条条尽量说服他，讲他当队长的哥哥忘本回头，讲人的理想和追求，直到半夜。他走后，我们夸他的坦诚，又为他有这么多糊涂思想担心。睡下，想了许久，好像并没有真正说服他。看来应该发展大众哲学，学会用通俗的、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史。到农村去，只有在农村我感觉有许多事可做，也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阿爸出生在农村，家境贫穷，没有一分一厘地，所以十五六岁去当了学徒，到中年与人合开了书店；如今，我要走一条回到农村的路，在农村第一线实践，摸索如何做农村青年的思想工作。

    1964.1.18 到了难分难舍的时刻，离开刚刚熟悉并有了感情的东冉村，乡亲们哭着送行。我和叶冠永、隋书杰一再希望果树队的老董、小于等有空到学院找我们，我们永远是朋友。回校后，我同叶冠永、隋书杰一起找石丁主任交“下乡实习申请书”，由我起草——

   亲爱的党总支：

   长久以来，我们心中一直酝酿着一种想法，直到参加了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这种想法才成熟而至支配我们的行动。俗话说：灯不点不亮，现在点亮的是我们的生活道路。这就使得我们写信时，全身心沉浸在无限喜悦和激动之中。亲爱的党，这种喜悦，正如想用千言万语还不能表达、后来找到一句话一语道破所引起的喜悦；这种喜悦，又是认清生活目的、即要奔赴斗争第一线的战士的喜悦。这种激动，是由于我们脑子里响起一种果断的声音，使我们同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党贴近了、知心了，仿佛是一根红线，沿着它将感受作为革命接班人最大的幸福和快乐；这种激动，还由于我们三人都曾经历一番思想斗争后终于取得共同语言，使我们立下一个志愿——到农村去！

     写思想总结，题目：到农村去。毕业实习，我要求去农村文化实习，同隋书杰、邵宏大到密云县先后去季庄、羊山、前栗园三个大队，共四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