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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全国戏剧调演，当时文艺就是政治的一大体现，各级领导对文艺创作和演出不敢怠慢，几乎都是全力以赴。样板戏如同领头羊，最红火的时候在文革前期，到我下放武都的1972年以后，舞台渐渐被群众和专业创作演出的各种调演占据。那时候，我在地区创作组，虽然自己上中戏戏剧文学系，但并没有具体搞过创作，且学院明确说毕业后是从事教学和戏剧理论研究。到了社会，却一致认为我就是专业作者，只好硬着头皮充当这样的角色，并且真地写了几个小剧本，其中写商业题材的《新支书来了》发表在省群艺刊物上。当时，文工团真正的专业作者是杨智，为了准备去北京，他将已演出两年的小戏《开锁记》反复修改，地委决定该剧参加调演。
1975.2.26，十万火急，通知去兰州，这次按团长的安排，我“必须”与杨智同行，是自己没有想到的。《开锁记》去之前，杨智又改了一遍，但包括他在内都觉得新本子“不成形”，我们一路议论感到信心不足。27号晚，下车即赶到干部招待所，匆忙吃饭，马上就有以工人为主的剧目组全体等着听剧本。十一点多，省上负责评论和创作的胡复旦、赵毅来，肯定了修改方向，取掉“走资派”，推翻重来。28号，剧目组要求重写“开锁记”，只有24小时。下午，我和杨重列“提纲”挽救剧本，这次则是按我的方案修改。2.28，通宵达旦写到3月1号清晨，一夜没有合眼，竟没有一丝疲倦。写时，两人各取相等的稿纸，我前半场、他后半场，如果写完刚好合拢成一个剧本，意味成功！于是，我们各自埋头一路写下去，奇的是，到早晨6点，一起说“写完了”，谁也没有多用稿纸，两份一拼，情节、语言、手法如出一辙，俨然一个完整的东西，凭这一点就是奇迹。老杨大笑：“没问题！过关！”剧目组的人早就等在房里，拿到剧本马上读，对武都二人一晚上重写一个新剧本，原来的“走资派”彻底变成了“富裕中农”，大为惊讶，立刻当“新闻”传开。我们匆匆拨拉几口饭即回来听意见，如之前所料，新本子当即肯定，认为“角度新”、“有戏”。是晚9点，省委宣传部吴天任部长谈意见：1、物质刺激改为分光吃光；2、幕后应有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3、加强理论色彩。他要求武都以最快速度排出，剧团必须保证一切为《开锁记》让路，当政治任务！作者连夜回去，一星期把戏立在台上。同时，会上通知了武都，让那边战前动员，为上北京调演行动起来。
当晚乘火车去天水，在车上，我们反复讨论如何按省上意见修改，到天水旅社住下，买了两根蜡烛，因为12点熄灯。趁着烛光再一次看本子，决定回家后马上动手修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搞“创作”，一连四五天没有睡过整觉，甚至有两天基本不睡！才知道剧本是可以如此突击的。4号回家，全团仿佛在“打仗”，一派备战的热气腾腾，专门成立后勤组，保证大家吃好。人人表决心，决定连轴转。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团领导班子一起上，搞流水作业——我和杨修改一页由等候一边的学员跑着送到导演手里，立即复写若干份，发演员、曲作者，演员马上背台词，杨鸣健、张治平等谱曲后，交乐队练习。与此同时，美工制景和设计服装。剧团第一次出现这样团结紧张有效的景象，张喜生、焦志中等人见我，说了不少“感谢”话。
从5号算起到10号仅6天，一出大戏就立在台上，请地委领导过目。11号上省，一到兰州马上装台、走台，去北京的人都要有具体工作，作者也须如此，我打字幕、杨智拉大幕。所有人日夜苦干，无一生病，连叫唤一声的也没有，个个精神十足。3.14，在兰州东风剧院，省委头头审查演出。3.16号，传达省委领导意见：看了演出很高兴，地区创作潜力很大。三个小戏（平凉独幕话剧《毕业新歌》、省陇剧团《风雪马蹄声》、武都高山戏《开锁记》）选题好。《开锁记》主题严肃，有些提法如理论小组的作用，要体现党的领导，给文月秀安排职务，可以是支部委员兼组长。时代感要适当，如刚刚提暴发户、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剧中马上就用是否合适？点出问题实质就行了。3.17，文化局孟局长、胡复旦、胡培听我们汇报修改方案，又一次通宵达旦，连夜至18日写第五稿。19号汇报第五稿，认为“戏更顺了，也更合理了“，至于“锁”是什么？如何“开”？“开锁”的内涵、意义，作者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同时，《开锁记》作者亦署上我的名字。
1975.4.1 终于动身，一个小地方的剧团，几乎全体人员上北京，在武都是破天荒的事，影响极大，每个人都有种自豪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开锁记》还有一个打开局面的意图，用武都特有的“高山戏”剧种，这是第一次在首都亮相！1975.4.3—-4.12，难得的赴京演出，令所有人兴奋不已，许多人说真是做梦都想不到，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会演，一切感到新鲜。一到北京站，大会已有专人专车迎接，演出队（武都、平凉、省上三方组成）精神抖擞，下车整队，步伐整齐。先住车公庄北京市委招待所，完全宾馆设施，大家都是第一次享受如此规格，像乡里人进城，睡下恍如梦中。三餐更好得无法形容，仅仅几天就有人喊：“不得了，我咋就胖了呢？”有人笑指：“你们看，老陈的勾子（屁股）都圆了哩！”武都剧团平日大灶几无油水，一日三餐不变样，街上食堂也总是没有荤腥的一种面。如果下乡，更得吃苦。此刻顿顿美食，天天不重样，有人比喻：哑巴亲嘴——好得没法说！后来我们被安排到西苑宾馆，又比市委招待所高出一筹，大家说：“过这神仙日子，一辈子都值了！”
7号彩排，8--10号在二七剧场演出三天，《人民日报》登了这一轮演出剧目的消息和演出广告，都将“高山戏”写成“高山剧”，于是，武都以及甘肃立刻统一叫“高山剧”，认为“这是中央给这个剧种命的名！”因为台湾有高山族，北京观众以为这是与台湾有关的剧种，引起记者好奇，特别对“高山剧”作采访。高山戏的拖腔发出“呀呵嘿”的长串声音，很好听，武都高山一带的农民干脆称这个戏为“呀呵嘿”。当初，决定剧种时，曾想用“眉户”，后来才想到不如用当地剧种，事实证明这个改变效果非常好，同时也使武都乡土的高山戏第一次登上首都舞台。
7号大会安排本轮调演的几个省剧作者、表导演代表参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汇报会，甘肃由我发言。我们先后观摩吉林京剧《五把钥匙》、广东《人民勤务员》、《女儿上大学》、湖北《高原风雪》、云南白剧《苍山红梅》、河南《战太行》、《柜台内外》、湖北《追报表》等。
返程上车后，发现人人吃得红光满面！回兰州和武都，都多次演出，一时《开锁记》走红！
【附言】《开锁记》进京及高山戏词条
1975年，甘肃省武都地区文工团的高山戏《开锁记》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戏剧调演，当时的《人民日报》、新华社提前报道该轮演出剧目，不知为什么都将“高山戏”改为“高山剧”，于是，甘肃的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就说这是中央定的名，因此，在说明书上和开座谈会时就统一叫高山剧。
我是《开锁记》两作者之一，随团到了北京，遇到不少人问我：“你们是台湾来的剧种吗？”正因为有了这种好奇心，一些观众散场往出走时，不无遗憾地说：“原来才是甘肃的小戏”。
198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的《中国戏曲剧种手册》，有我写的“高山剧”词条。其中这样写“1957年正式定名为高山剧”，显然是该书将“1975”误成“1957”。但事实上，我认为还是应该叫“高山戏”，更加符合中国戏曲的传统称谓。
下面是我写的《高山剧》词条——
高山剧是甘肃武都的隆兴、鱼龙等山区流行的地方小戏，至今约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这个小戏是在群众性社火活动中，由民歌俚曲逐渐发展为戏剧表演。由于艺人按流行的民歌故事编演，群众俗称“演故事”；又由于人物登场都要先唱一声“哟嗬嗨”，有人还称它“唱秧歌”，因为男角的跳步、摇头，女角的扭腰、摆肩及舞蹈化的走步都类似秧歌动作。1952年，翻身农民用“哟嗬嗨”宣传土改后的农村新生活，扩大了这一剧种的影响。大约由于它盛行在高山地区，人们就叫它“高山戏”；1975年正式定名为高山剧。
高山剧过去只能在每年正月，作为当地社火的主要节目演出。演出时，先由包括艺人在内的社火队，以秧歌行列绕大场唱《四季调》、《十二月》等应景歌子；然后是二旦一丑唱“开场”，很像元杂剧的“楔子”，唱罢才开始“正戏”。角色分生、旦、净、丑，而旦角多由男演员装扮。戏班没有文字脚本，演出前由有经验的老艺人担任“戏母子”（即编导），讲剧情和大致要做的动作，然后由演员灵活编词，即兴表演。经过多年实践，不少剧目得以定型。如从《水浒传》、《三国演义》取材的连台戏；再如现实题材的《咸阳讨帐》、《白玉霜》等戏均已成为口传心授的保留剧目。
高山剧流行曲调已搜集有二百四十多首，可以归纳为“曲曲类”、“花花类”、“灯曲类”、“哭腔类”。演出时，艺人根据需要插进唱词固定的腔调，如悲痛时唱“哭腔”；上路时唱“路曲”；过河时唱“船曲”。其歌词同道白并不一致。1958年以后，地、县专业、业余剧团将高山戏搬上舞台，才使曲词白口的内容统一起来，成为有民歌风格的曲牌体系的戏曲。唱腔丰富多变，或激昂、或委婉、或浑厚。兼有一般民歌柔和抒情和陇南山歌高亢明朗的特色。帮腔尤其富有表现力，观众往往随声哼唱“哟嗬嗨”的衬字。乐器有大筒子（四弦胡琴）、碟子、碰铃、土琵琶、大鼓等，演奏时气氛活跃、情绪热烈。
在旧社会，高山戏长期得不到发展，演出越来越少；解放后，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随着农村业余文艺活动的开展和专业剧团对这一剧种的挖掘整理、推陈出新，高山戏获得新生。在省、地、县历次戏剧会演中，出现了一批高山戏新剧目。如《两朵红花》、《接过王杰的枪》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武都地区剧团编演的反映现实生活的高山剧如《挡车》、《开锁记》、《一把麦穗》、《绣新春》、《请婆婆》等，都已出版；传统剧目《老少换》经过重新整理发表。现在，高山剧已经成为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之一。 1982.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