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对于知识分子有所重视，省委组织部有时会到厅局机关和事业单位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此类会许多人都经历过，大家直接间接地听闻和经历某些座谈会后因发言引起的“麻烦”，知道许多问题说了，传出去被某某领导听见，则长期怀恨在心。结果这类会主持人往往动员再三，组织者无不信誓旦旦保证云云。一次，我和多位同仁参加厅的座谈会，瑞说他五七年所以被打Y派，只是提出不应该划分红色专家和白色专家。老谭，1952年大学法律系毕业，却长期在印刷厂当校对。大家提出知识分子入党难，往往递交申请后，遥遥无期。我这人逢会必发言，好像有什么责任似的，我说厅里对事业支持应该体现于行动，要真正信任而不是利用，要放手让人工作。同时顺手提出“气、车”问题即：除厅长外其他所有人都面临液化气灌气难，几乎天天打听何时灌气，然后送空罐，放下工作一直守候等待气罐拉回来，然后用自行车托回家，每次都需耽误一下午。用车难，报社送清样取报纸以及外出办事请求派一吉普车，往往等不到而误事。另外干部体检，一些单位都开展了，而司法厅却无动静。我的发言顿时引起与会者共鸣，热议起来。

   【附言.1】不久在厅务会上，我重复了“气、车、体检”问题，事后不幸而言中，得罪了厅领导，他们奇怪陈何以这么大火气，发言如此激动？有领导说：“我们对他还不重视吗？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有好心人得知问我怎么把头头得罪了？“你何苦呢？大家能过去，你说不说又怎样？”我说这本是上面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动员后发言的内容，主持者一再说提意见绝不会导致什么后果；况且我在厅务会上发言，是厅长要求处长们反映大家的意见。但得罪领导，一时并不见“后果”，被穿小鞋只有穿鞋人自己清楚，所谓冷暖自知也。1985年后半年，按既有安排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后来不明不白地拖了6年之久，现在自己为工作提意见，事后渐渐听到“陈从一个大头兵一下子提到处级；再让他入党是不是太容易了”之类舆论！

    【附言.2】下午厅务会，荒谬的是要求全体干部每日学习半天，连续两月，并要求边学边议但不要只议上面。我提出普法应该首先让干部学习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干部（自然是知识分子为主体）特别是领导干部宪法意识却非常缺乏，平日几乎无人提及，反Y时竟然反到宪法上了，批判公民平等原则，所谓“地主同农民、资本家同工人、革命者同反革命者能够平等吗？”“社会主义宪法为什么搬用资本主义宪法中的平等？”批判审判中的辩护制度，青海有位地委书记说：“我就想不通，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让律师在法庭与检察官对着干？！”人大会议1965.1——1975.1整整中断十年！1954年制定通过的宪法无疾而终。1975年宪法，以阶级斗争为纲，宪法典降为大纲水平。1978.3 宪法未拨乱反正。1982年的宪法有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前提，是我国已有宪法最好的一部。公民权利放到主要地位，“过去谈人色变”！结果竟然有领导在背后问：明明叫学习最近的文件，陈怎么拿“宪法”来“上纲上线”？！好心的同事问我怎么又把头头得罪了？自己也莫名其妙。我一直不解，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长期以来说违反宪法，为什么没有人觉得是个严重问题、更没有一丝犯罪感！为什么在判刑时不同时追究其违反宪法哪条哪款？尤其是党政部门的违宪行为从未见到明确以违宪追究。既然宪法为一切法律的基础，那么任何人包括任何领导其行为只要违背宪法就应该依法追究，但从来没有看到关于违宪的依法处理！这就是自己在厅发言的初衷，不料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学习会”的主题。

   【附言.3】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乏善可陈，没有形成独立意志、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并敢于表明立场态度，这是现代中国的时代悲剧。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视角，捕捉与八十年代同质同构的知识分子形象，却是吃力不讨好并且成为梦呓般的事。人们很难从躁动的人群里、从千军万马“下海”的波涛中，一眼认准昔日（其实不过才一年或几年）的那些传统型知识分子。社会转型期发生在中国终于揭开市场经济序幕时，接着以飞快的速度，举国膨胀商品意识。如同文坛仅用十多年走马灯似地转尽西方百余年此起彼伏的新流派、新主义，华夏大地也一股脑地演变着现代主义、后工业化社会能有的一切：高消费与享乐主义，商业化淹没人的个性，新的文明与新的愚昧，知识分子从来不曾见过、不能了然的社会竞争与金钱至上导致的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这一切顷刻间就将知识分子抛到潮流后面或边缘，仿佛世界一夜之间书斋的声音微弱到近于失声。评论者进而称之为“失语者”的人，首先是一贯指导人生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向来迷恋乡土文明、善于从淳厚民风洞察人性纯美的名人贾平凹，转点混沌无望的城市，创作了令人难以捉摸的《废都》。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正是“失语者”以冷眼对自我的拷问，这一次选择有其文化色彩，小说中一群甘愿堕落而致颓废的文人及其与美人畸形结合的“新”文人，象征知识分子对往日固守的“精神家园”因为被自己颠覆而陷入迷茫、困惑。令人吃惊的是这群文人已经没有“痛苦”，反而认为“废”即是人生对另一种文化——作品中的颓废、病态、变态文化（也是现实中某种真实画面）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六年间，知识分子形象在“新生代”作家（出生于六十年代，写作于九十年代）那里，几乎人人变形为处于几种文化夹击而无法逃遁又无可奈何的尴尬人生。他们身不由己、半推半就地成了“文化边际人”。也就是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往昔对自己如鱼得水的文化群体单纯、执著的认同；他转而参与另一种与自己思想和心理不免冲突的价值标准或行为规范的文化群体，又不甘心完全成为其中一员。于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圈中陷入两难，不时暴露内心的不自在而无比尴尬。再也不能坚守原来的文化阵地，只好跟着感觉走在尴尬的困境中。知识分子回到地面，与“俗”共舞，也许必须迎接不同文化反复撞击，不断调整自我，才可能找到新的出路。知识分子有待重塑自我和追求新生。回顾那些年的新生代的作品，自己得以重新认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包括重新认识自我。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到了不能创造思想的地步？我怀疑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今天凡是上了几天学、会动指头的都是文化人，也就是大众共识之文化人；而独立于世的阶层式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实在不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