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市场经济”成为全社会的热门话题，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动向。那时，人们往往开口闭口说“下海”、“经商”，即使并不能直接“倒腾买卖”的上班族：如知识分子或者公务员，也按耐不住冲动，希望在“全民经商”大潮中搏一把。因此，出现一批思想上、理论上、口头上的“弄潮儿”，而真正投入“市场”的人更是无处不在。随之是社会明显的“躁动”，也就是那些时候，自己思考观察这些现象，同时也正是那时多次出差，特别是在义乌、温州看到当时的现状，尤其觉得中国大地正在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令人心动。那时，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也津津乐道地大谈“经济”，甚至有向企业募集资金由我们创作动画片或者电视片之类的想法，展开一群知识分子的“经济活动”，并付诸一次真正的行动，尽管没能达到目的，成为笑谈，但一帮文化人终于跳进了“躁动”的大潮。今天看仍然不失为曾追随时代潮流的实践。

    下面是我的日记和笔记中相关的记载和感受。

                                              2023.12.12

1992.4.7 我参加全国法制报刊研讨会，东道主浙江法制报，以“法制与经济”为主题，探讨法制报刊如何适应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经济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新闻应突出新的经济问题，天津法制报集中报道大中型企业，领导分人包干到企业蹲点，解决人浮于事、疲软和走出低谷等问题。江苏法制报将经济法制报道摆到中心位置，为破“三铁”（铁饭碗）提供法律服务。 法制经济新闻，须从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关系考察，从经济主体行为（生产、经营）到有关部门依法对经济行为的管理、监督到司法机关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保障、服务都可以找到报道内容。加强以案说法，突出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例，重在评点和读者参与。会议推荐《中国法律大全》一书，其中经济法篇，分出18类，350多个。经济活动是渋及面广、辐射力强的社会活动，贯穿企业-市场-社会全过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视角，都可以对社会经济现象分析解剖，从普遍性的经济现象观察潜藏其中的社会和法律问题，进行深度报道。法制报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在观念更新上做文章，有可读性、趣味性、知识性。

  会后从杭州出发，马不停蹄地去经济发展热火朝天的地方，先后到过广州、佛山、深圳、义乌、温州、宁波等地。一路上，我的心情亦不平静，因为离开案头看见的似乎全是为赚钱忙忙碌碌的人们。在义乌的晚上，旅馆窗外通宵传来嘈杂的人声，天还没大亮，楼道已然是进进出出的人。到了温州钱库，第一次见面的几位亲戚，他们兴趣最大的就是赚钱后建房，有了五层，又张罗六层；到农民城一看，发现后来者盖房必定超过已有楼层高度，于是出现一栋高于一栋的奇观。在一个年轻老板家，室内凌乱不堪，两口子说现在一切都顾不上，先做生意。在深圳,干部炒股、做兼职，他们也像“款爷”满口讲“时间就是金钱”，笑话西北人活在“社会主义”。我感触最多的还是像深圳人自己形容他们物质上富了，社会却像”文化沙漠”。在温州农村、乡镇去过十几户人家，没见到几本书，许多人连电视也不看。过去遍地的国有企业，好像被魔术师变没了。温州文联的同志告诉我：这里没有全民所有制，我有些不相信，在街上东张西望感到确实如此。后来居然在钱库发现有个厂子挂了“国营”招牌，我以记者身份进去询问，接待的人去年还到兰州搞过推销，非常热情地回答：我们这里没有国企，大家都清楚，所以也没有换牌子。

  然而，我又看见了许多令人感动的现象。在义乌，工商干部、律师、当地报社记者，不约而同地介绍了小商品城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求发展的历程。从历史上“红糖换鸡毛”的货郎担到今天辐射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义乌人一靠转变观念；二靠大胆创新。逛商品城时，有几个摊点主人胸前佩戴“共产党员”的标志，即使在今天也并不多见。在温州，最让我难忘的是许多干部工资不高，言谈中并不眼红发财，他们说总要有人为国家工作。这在一个乡小学尤其突出，我同一对年轻夫妻教师聊天，两人工资仅够维持一家日常生活，他们说如果人人做生意，孩子们怎么办？日子苦一些，我们还是感到踏实。就在那个小学的校长家，我一路走来第一次看见了许多书，而且得知校长竟是兰州一家报纸的通讯员。

   当社会处于空前变动时，人的思想也最活跃，在宁波一位老师傅问我：现在为什么到处砸“铁饭碗”？难道工人就这么没用了吗？在火车上，有人说了不少顺口溜，有一句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至于议论现实中的腐败现象，更是当时司空见惯的社会话题。人们欢迎改革开放，同时又产生许多疑问。在新的时代变革中，一个人能不能“站直”？是普遍遇到的心理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其中一个是浙江义乌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小商品世界，位列全国十大小商品市场之冠。义乌，从红糖换鸡毛的自发性交易开始，到今天的大市场，这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创造，也是义乌人从自发到自觉地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四面客商潮水般涌进去，批发货物如过江之鲫游向八方。猛地走到这个车水马龙、昼夜喧闹的新兴城市，恍若置身永无歇息的大作坊，感觉车轴带着辐条在飞转。习惯了西北人按部就班、日出日作、日入日息的生活的我，从走出火车站融入人流就在心里说：这才叫见识商品社会。

   我住在小商品城对面旅馆靠马路的三人间，从早至次日凌晨，不仅被乱哄哄的市声搅扰，尤其随时传过震得人心慌意乱的各式拖拉机轧轧轰鸣，但我是特别要来领略这滋味的，因为，喧嚣的市声恰恰是一个地方急速向商品化主流发展必不可少的景观。一位年轻律师说：从前倒安静，可是什么都没有变化。撤县建市之前，这里完全是宁静的乡镇模样，大家说现在这样热闹就是“闹”出来的。

   义乌的热闹是怎样“闹”出来的？市中心就是小商品大市场，一切人都奔向这千溪百川的汇合点，一切人仿佛只为在这汪洋大海中扑腾几朵浪花。当地一位干部陪同参观时，刚进门便指着市场内一座雕像说：“今天的义乌，历史上是从‘红糖换鸡毛’走过来的。”只见洁白的塑像竟是一位“摇着拨浪鼓的女货郎”，她该是从静谧而贫困的乡下，一路风尘仆仆地向陌生的远方走去吧，而这正是义乌人心目中神圣的商业形象，朴实、单纯的少女，动身时目的明确，毫不犹豫地肩起以货易货的担子。他们从义乌出发，足迹遍及全国。不知这么走过多少代，走了多少年，那货担里装的家制红糖，换回的不过是外乡人视之为废物的鸡毛，他们将鸡毛一批一批运回来，其中红鸡毛挑拣制作鸡毛掸子，余下的沤作水稻的肥料。于是，年复一年的拨浪鼓声“闹”就了义乌人的经商性格，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红糖换鸡毛”的远征还未停步。

  如今的义乌人告别祖辈的拨浪鼓不过十几年，最后本该接过“少女”“货郎担”的一代人，生逢其时，幸运地改换门庭，成为今日小商品之都——义乌市的新“货郎”。自1978年以来，已“闹”出了第四代（本人目睹“小商品世界”时值1992年）。义乌人夸市领导看得准，闹得大胆，八十年代初就敢于创办小商品市场，顶住阻力，大胆动员“红糖客”进城摆摊，大胆放手让农民在城市盖房，大胆将兴建改造城市的立足点落在入城经商的“货郎”身上。义乌城内曾有一个由群众自发设点的自由集市，长不足百米，此谓小商品市场第一代；三中全会后，市上投资几十万元建立第一个小百货市场，有摊位一千多个，此谓第二代；1986年投资几百万，将市场扩大至四千多摊位，此谓第三代；1991年起在扩大的市场旁边建设一个全封闭、现代气派的小商品世界，容上万摊位，即我眼前看到的第四代。这个新、老市场被连接成商品大海似的经济王国，吸引了全国各地包括兰州的厂商客户和川流不息、慕名前来的观光者。

  于是，义乌日夜奏响前所未有的轰鸣曲，一言以蔽之：闹，闹得你眼花缭乱，闹得你既兴奋又渴望片刻的宁静。闹，使你亲自经历商潮奔腾紧迫的张力和刺激，令人思绪万千却又理不出头绪。我随意走进一个工商所，里面谦和地说说笑笑，有条不紊地办公，对我这个不速之观光客习以为常，回答问题时笑着说：“闹惯了，不闹还不习惯。”指着窗外一排排井然有序的摊位：“其实这里很有规矩，摊主都是农民，义乌就是靠他们才大变样了，现在全市税收三分之一来自这里，贡献大得很。”

   义乌，在“闹”声中神奇地发展着。

   【附言】如今，义乌“小商品世界”前置“国际”二字，“洋货郎”蜂拥而至，有的还常驻，甘愿成为义乌“纳税人”。中国的事，关键是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做下去，义乌的发展就是成功的例证。                           2014.12.12

  会后，从义乌出发，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回到父辈的老家——苍南仙居十三亩，见到从未见过的亲人，按家谱看许多都是我的亲戚，他们无不在“经济”大潮中忙忙碌碌，在那里感受全新的社会变化，对私有经济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只是还没有理清头绪，内心充满复杂的感受，现实的面貌绝不是书本或者某些人描述的那样简单、清晰。为人民服务，为富裕者、中间者、还是为贫困者，三个社会层次之间有多少共同语言？弄权者又在为谁服务？现实变化都表现于商品经济和金钱涌动的冲击下，商品和金钱同样有其正面意义，这一点过去是忽视或者回避的。经济环境中的人同政治、思想环境中的人应该是不一样的，其价值观、关注点和兴趣、追求、信仰和理想也不一样。贫穷却自我解嘲是阿Q，贫穷而麻木便是闰土，贫穷又发酸就是孔乙己了。在商品大潮中各种人关心什么？人与人的关系有了怎样的改变？知识分子完全失衡，没有了独立的思想和提供精神的能力、浮躁和失去方向。在富裕地区，文艺也失去光彩。今天的人民大众需要什么？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居然相对贫乏，甚至伴随愚昧和迷信，拜佛代替了读书。从西部到温州，好像跨越世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内容、语言、方式和行为。

1992.5.1凌晨3点，抵宁波

  在一饮食店坐等天亮。这儿供应主要是盐水鸭、烧鸡。面食：肉丝汤糕1.50、肉丝炒糕2.00、牛肉面1.50。盐水虾小盘12元、炒圣子6.00、炒田螺2.50、海蜇8.00。

   住店后去天一阁，与工作人员和在附近健身的退休者谈，他们最关心砸“铁饭碗”，认为后遗症很大，老百姓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宁波提的还有砸“泥饭碗”。砸“三铁”，上面砸不砸？！把45岁以上的工人下岗，叫“砸”。在鼓楼上遇宁波市漫画协会会长，其工作为工艺设计。问兰州有没有砸铁饭碗？

 1992.5.16 兰州“5.23”

   上午，参加宣传部召开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50周年文艺理论研讨会。除了我，其他都是文联的，发言全是老生常谈，没有一句新鲜话。理论的贫乏，让人吃惊！唯省委副书记卢克俭“赶会”，匆匆忙忙到此发表几分钟谈话，倒提出文艺反映现实应该是反映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多种所有制，个体、私营都要有一席之地，比其他所有人讲得真实。出差也可以说是南方采访归来，总有一种社会处于“浮躁”的感觉，好像所有人都在经济潮流中寻找什么“机会”，但大多数人又处于“东张西望”地等待着什么。自己亦说不清不过当静下心来，总感到应该“从浮躁中走出来”，这是每晚十一时至十二时收听省台《午夜温馨》时的感受。女主持人用温柔动听的话语，使每位热心听众从中得到一份温馨。的确，告别了一天喧嚣的市声，让躁动的足音平静至消失之后，人们需要回到生存必须面对的“食色”之类的本性或基本问题，研究其意蕴，一次次地认识和找到自我。

   笔者已届“天命”之年，然对生活始终保持着近乎青年人的关注，每每听完《午夜温馨》，仍要在心里重复一番年轻朋友提出的困惑着他们的问题，以及热烈讨论的内容，如说：我爱上了一位姑娘，却得不到相应的感情；我和她热恋至深，而双方父母均表反对；我有了心中的“白马王子”，他又同昔日女友重温旧梦；我与大自己若干岁的女人有了纠缠不清的情结......诸如此类，夜夜都有新面孔，概括言之，与白天大谈“经济”不同，核心是爱与情二字。这永恒的、永远新鲜的古老话题，在作静夜思的时候，使你不得不在面对“喧嚣”的、“大海”波浪般的现实时，极力渴求捡回一两个属于自己的感情“贝壳”，重新品味人生百态，为别人也为自己想想人类自身的一些基本问题。

   这些年，中国大地到处是浮躁得不知所以的人与事，如贾平凹在《废都》开卷就用“泼烦”二字形容书中人的心态，这是陕西方言，其意大概是心烦意乱、无法克制或活得不耐烦，又找不到化解的办法。中国人历来依照孔孟或老庄哲学装扮自己，还有一类人信奉佛学；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每日每时影响着人们，常常要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分析、认识和把握人和世界的基本问题。随着商潮泛起，“海”涛扑面，沉闷已久的华夏民族，忽然意识到一个巨大到足以改变命运的历史机遇来临，生存还是毁灭，如此严肃的莎士比亚式的主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为生存、求发展的主旋律，像激昂的进军号，重新唤起中华民族的危机感和奋进心。带着历史文化遗产烙印和当代起伏不定的思想所影响的各个生活层面的人们，几乎同时来到一个大潮汹涌的经济领域，其新奇、粗犷、阔大且变幻无穷，涤荡人生的冲击都是闻所未闻的。一时间，大有容不下三尺书桌之感，被大锅饭养得虽不富态倒也温文尔雅的干部公民、习惯了安步当车、于清贫中做学问的失却锐气的知识分子、充满对未来梦幻、天天探讨如何适应环境的莘莘学子，竟一起躁动起来，“泼烦”得困惑，冲动着要“发泄”智慧和才干，这只要细细地回顾进入九十年代的前三年，上述“泼烦”就可了然。

   笔者十分佩服用“浮躁”二字为书名，贾平凹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对“浮躁”很发了通议论，作家借一位考察社会的学者之口说：“中国历史上长期是封闭式的封建主义国家，解放以来虽然是社会主义性质，但封建主义沉淀的东西太深太厚，现在一经脱离这种封闭状态，经受商品经济的刺激而获得活力，这就像浪潮一样，一下子冲开传统生活的堤岸，向新的天地奔腾而去。在变革中，人的主体意识大大觉醒了。”这位学者以为中国现时人的浮躁不安是“文革”后的一种“社会心理”，只有让它“狠狠发泄一次，他的心灵似乎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当然，这只是一个视角，实际上，“浮躁”并不全然如小说言是“变态心理”；从主流看，这几年的人生状态，即使“浮躁”者也是一次难得的积极改变自我的表现，没有这“浮躁”，依旧死气沉沉或做小脚女人，宁静是有了，耳边也就只有老腔老调，社会归于听天由命，陷入停滞，荆棘中就永将无路可走。“浮躁”主要显示于各式各样的人们对于现代物质生活的欲望，首先自然是对金钱财富和改变既有生活方式的追求。在新的贫富对比的反差中，大量曾是往昔视之为“罪孽”的现象发生，有些是因为富裕带来的享受人生，未富和欲富无门的人接受不了，而加以斥责或急于当“追富族”发出一片“啧啧”的含怨似嗔之声；有些则游戏人生，富而不当，违法犯罪，同时给他人以不良影响，等等。对于大多数“吃皇粮”的公职人员而言，在变革中，不免有心理不平衡的失落感和沉重的自卑，一时失去掌握命运的信心与活力。正如电影《站直罗，别趴下》中的人事干部，对仿佛是一夜暴富的致富者于轻蔑、忌恨的同时又悄悄贴了上去讨好，难堪的处境造出了新型的双重人格。在社会出现的强烈反差中，年青一代更为敏感，其间“躁动”尤烈，刮起形形色色的追赶时髦的风来，颇有腾空而起，不知此身属谁，长时间地不能自制，好像历史老人已然寿归正寝，祖父母乃至父母辈统统被潮流抛到了九霄云外，“除我无人与子同”。纷繁世事给予许多妙龄男女，以“到处逢山便欲登”的参与感。这几年，社会面上人情风俗变幻莫测，林林总总的花样不断翻新，使得人的精神世界随之包罗万象，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报刊、影视内容，正是其形象化的折射。

   然而，在1993年渐渐有了一种转变，浮躁依旧在，力度则减弱。款们腕们尽管别出心裁，顽强地自我表现，却已有图穷之感，未能像前些年发迹时那般引人注意，人生舞台各领风骚，这现象在41集电视系列剧《海马歌舞厅》和系列短剧《大上海出租车》里被艺术家敏锐地再现。剧中人即使是亿万富翁，亦不过是只有寻找到人间真情才觉得幸福的普通人而已。文学艺术从浮躁转向描写生活中的各式弱者，以及强者的内在寂寞、孤独，引导人们重新回到人之为人的一切基本点，如人际关系、人间真情、爱情、婚姻、家庭、友谊、尊老怃幼、精神文明、文化追求、人格锻炼、信仰、理想、人生目的等等。翻阅1993年的报纸，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倡言“平平淡淡才是真”、安于“淡泊人生”的闲适文字大大多于以往。人们似乎在一场躁动后明白了：不论世界怎么变化，归根结底还是须从实际出发，要干实事，要真实，要真诚，要创造追求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找回了自信，调整了一度失衡的心理，走向日益有序的生活轨道，用心观察和探讨人生的基本问题。致富的队伍必然越来越大，不过这已属于正常的生活态势，用不着因之庸人自扰，更无须浮躁不已。如今，应该说人们的心态有了理性的回归，开始谈理想、信仰、追求及怎样使个人更加适应现实。

1993.元旦 星期五 市场 

  兰州体育馆变成综合市场，今日开张，拥挤不堪。市场这玩意，多年来不知怎么折腾，人们最愿意看见和掏银子的地方，一会有了一会不见了。70年代后期开始倡言经济，那时我在下放地武都。看见几条小街小店门前渐渐出现小摊，其实是将屋里的货摆到街面，这就忙坏工商城管一干大盖帽，三天两头上街维持秩序。今天说只能一米内摆摊，明天松动往外挪一点，后来加以限制，上面检查市容卫生；某天，干脆要各摊点打道回府。还是那个店还是那个摊主，都不知该怎么适应形势。终于有一天，小县体育场忽然也成了活脱脱的大市场，人流汹涌，一派欣欣向荣。如今，市场遍地开花，如我这样上街就是进书店的人也时不时在市场走马看花，偶尔心动，下手也能买它几样。逛市场如今成为人民大众的生存要素和休闲乐趣，自然领导及管理者得以视为自己的政绩。

 1993.1.2 下海

  到13楼宣教处，有人说：“元旦，中央台为什么安排《老少爷们上法场》？应该是上市场”，大家都笑。扯到民百大案，司机兄弟与工商行一个科长兄弟四人所为。当天交现金39万，过去一直放前面，唯这次将提包置车后，科长兄弟开摩托制造几分钟挡车，一人从车尾开盖轻易取走，不料被紧随其后的一桑塔拉司机看见。民百在电视台登启事：提供线索者奖5万元，该司机即去报告。城关分局一开始就判断系自盗。科长是晚自感不妙，有大漏洞可能被发现，在台历上写：一失足成千古恨。

   同事们聊天，说外地出现私立贵族学校，说他们从星期一讨论到星期六，还是想不出如果干部下海能够干什么？广场出现职工市场，开始牵线画圈，就要摆摊了。而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经商，其实难以哉！

1993.1.3（日）职工市场

   省电台“星期天你好”现场直播，说今日职工市场人太少，原因是职工缺乏进货渠道，商品单一，卖不动。有消费者投诉，假冒伪劣坑害人，找工商却不管。电台主持人气愤地说：纳税人养活他们，却不为纳税人办事！形容商店见顾客开始是俯首甘为，出问题找他们便横眉冷对。下午，同妻去体育馆市场，买羊毛女裤55元、我的衬衣10元、《山不转水转》磁带5.50元、黑妹牙膏1.38元、压缩饼干一包1元，我们纯然是“海”之源也。全国经商，几十年翻来倒去，历经曲折，阻力重重，真正实行起来，具体地不过就是卖茶叶蛋老妪的观念而已！

   1993.2.18 股市

  上午9时，兰州饭店中八楼会议室，甘肃第一家涉外商务律师所成立，座无虚席，人大新上任的几位副主任到会。共6人下海：省委政策研究室1人、政法委2人、物资局1人、商学院2人。一副实干的样子。

  大学同窗平从深圳来电话，了解甘肃股市。我听了一头雾水，让一名记者去采访，不料省政府体改委回答说对股票他们也生疏。我给平回电话，她说国务院在成都举办西部股票培训班。股票这玩意，尽管解放前就有，现在却像刚刚冒出，90年去深圳，看见买股票，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993.4.22 股票

   下午，采访证券交易厅，见到的一位副经理上周才从统计局调来，谈最大困难是通讯不灵，目前沪深各700户，准备两市各发展500户，1户投入1万元。第一次看炒股，颇有新鲜感，不大的厅里，几乎无人吭声，股民（人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都有点畏缩，可能都不大懂，惧怕买卖吃亏。

   1993.6.3 应聘

   翻看新闻出版报，深圳证券交易所急聘记者、编辑10名，立即写了自荐材料，电传过去。下午，找经济、证券书，临时抱佛脚。

   1993.6.20（日）反馈

   深圳证券所电话，说从我应聘材料看，过去一直搞戏剧电影，对证券不熟悉，就推荐给一家会员制高档娱乐公司。（注：2015.10，一位友人从深圳回来与我见面，他居然在其后几年听说了此事，并向证券所介绍我，他们听了感到失之交臂，很后悔。）1993.7.7 调查研究

  我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写《调查研究应该热起来》，准备发在16号的法制导报。“直面人生，迅速、准确地传播现实变化的最新消息，可说是新闻媒体在精神生产领域中独有的优势......现实变化怎么神奇而疾速，新现象、新形态、新观念、新语言、新动向，‘犹如千条和万条’，面对时代如此富有魅力的召唤，新闻工作实在应该让调查研究热起来，也赶一赶这样的‘时髦’，振奋振奋，本报立志作这样的努力。”又写了一篇影评《面对大潮的抉择 ——电影（站直啰，别趴下）观后感 》——其中写道“当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像覆水渐渐蒸发的时候，市场经济大潮正席地而来。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新鲜。这时千言万语似乎说不清个人具有怎样的心态？兴奋、激扬？抑或困惑、失落......好像应运而生，恰巧冒出一部题目怪异、猛地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故事片《站直啰，别趴下》。艺术家从‘新潮’巧妙运用电影语言告诉我们：一切人在现时，都处于‘站直’与‘趴下’这貌似单一实则复杂的动态的抉择之中，两者互相影响，矛盾或交融。在金钱这穿透力极强、变幻莫测的魔杖下，你是‘站直’还是‘趴下’？

影片中精神亢奋、跻身款星族的个体户、不得不依赖爬格子的作家和开始淡化其良好自我感觉的政工干部，三者在社会地位的天平上第一次难分高低。这种长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因人而异的高低地位观念，乃是我们社会独有的‘左’味十足的价值观。而当市场经济必然展开公平竞争和人们于其中发挥聪明才智实现自身价值时，人与人之间终于只能是平等的关系，不同职业、身份及观念上具有的不同地位的人，如今一个个身不由己地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一把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以为，这就是电影中‘站直啰’的实际寓意。
  影片的画外音应该能启动观众的联想，例如‘站直’了的‘款’们，一旦财大气粗，却不懂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不懂得要相应地建设精神文明，不懂得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懂得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结果难免会在某一天重新‘趴下’，被新的前进的社会潮流淘汰；作为国家干部，如果意识到自己从空中落到地上了，考虑怎样迈出步子即‘站直啰’，若不能顺应潮流，投身促进社会进步事业，反而一头钻进钱眼，以权谋私，听任金钱至上、极端个人主义左右，在腐败的泥潭不能自拔；或望潮兴叹，无所作为，甘当市场经济的“逍遥派”，以及其它种种与时代发展相悖的表现，岂不又会‘趴下’，结果同样要让滚滚奔腾的潮流抛弃！
  因而，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一切人无法避开‘如何选择’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但无论如何，最好还是‘站直啰，别趴下’！”

  【后语】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关于如何回到自己有理性的“精神家园”时的思考，通常会用“浮躁”二字形容当时自己和别人的、社会的生存状态。最近，我从《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看到写1993--1994年时有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那个时候，的确有一种空前的全社会的躁动不安，1992年我第一次去温州的一路上，人们忙忙碌碌，来不及说话，全民下海波澜壮阔，处处就有被什么莫名的蔓延的情绪和气氛包裹的感觉。然而正是那一次得到的印象，使我对“浮躁”有了较过去深刻的理解。  

   中国在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社会的情绪色彩也会像万花筒里表现的那样，随着层面和内在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必然渐渐会有关于这个历史阶段的越来越理性的思考，多元化社会所表现的一切，都应该给我们以启迪。因此，中国人千年难有的全民性的躁动不安以及一时的浮躁，不仅十分正常也完全能够理解。在浮躁面前，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文化人也坐不住了？不但是我，也是同类的一群知识分子，亦不知所措。从来多少有“魏晋之风”的知识分子，过去相聚高谈阔论无非是“学问”一类并不直接与经济相关的玩意；忽然有那么一天，竟一起想到“下海”，于是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企图一改昔日空谈之弊，一个个挖空心思地打起“发财”的主意，正如当时风靡一时的《废都》中的一个著名的用语——泼烦，正好形容那种浮躁的心态。

   1994年，朋友之间凑在一起，免不了议论如何体现文人同样也有商业价值，于是有人想到翻译一部外国动画片，让有实力的厂家在上面做广告。大家听了立时兴奋起来，说话间居然七嘴八舌地算起能挣多少钱。惹得在场的几位夫人大笑不止，“你们钱没挣上，先花起来了！”后来，我们当中的一位剧作家自告奋勇，带了大家集资的路费去南方联系企业，指望拿到启动资金，以便制作一个连续剧。虽然我们并没有人真正把心放在这上面，毕竟又希望做成一件证明自己能够适应社会大潮的事。不久，传来“四处碰壁”的消息，去的人脸皮太薄，又根本没有公关经验，悻悻而归，大家的“集资”等于交了学费。从此，我们再没有继续这样的“研讨”，结论还是干自己能够干的吧。  

   在那些年（1985-2002）的新闻工作中，自己对于“浮躁”的关注，正是出于上述的考虑。从事媒体工作，需要对时代关注的热情，更需要面对现实的理性。每每下笔总极力深化对人、事和现象真实内涵的认识。当社会凸显一种情绪如传染浮躁，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应该是让自己冷静下来，脚踏实地地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