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在贵州省罗甸县董王乡中心学校，“支教大姐”孙方红曾是一家药厂的中层管理人员，如果不是3年前来到这个交通闭塞的山区，她可能已经是厂里的高管或者已经实现了自己在省城贵阳经营一家小酒馆的梦想。

　　把孙方红的生命轨迹从繁华都市拉进偏远山区的是那个直通心底的一击：那一次，她认识了孤儿梁林。

　　梁林的家在罗甸县董王乡，推开他家那扇黑得有点发亮的木门，孙方红看见几张木头做的小板凳横七竖八地摆放着，炉火旁是一张掉漆的木方桌，床上铺着一层稻草，稻草上是一块既当床单又当褥子的厚布。孙方红坐在梁林床铺上，瞬间一股寒气传遍全身，手放在床铺上感觉非常潮湿。站在床边低头看，可以清楚地看到猪圈里面的猪。

　　当时，39岁的孙方红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跟自己孩子的生活条件差距太大，她感觉心底被重拳狠狠地击中了，暗自发誓要帮助梁林，帮助董王乡的孩子们。

　　她将自己在梁林家拍的照片和所见所闻传到了网上，呼吁爱心人士关注这些山里的孩子。大约两周以后，孙方红把从贵阳募集到的新棉被、糖果、零食、书包还有几套旧衣物送到了梁林家，并找到了一个愿意资助梁林读书一直到大学毕业的好心人。此后，孙方红走遍了贵州十几个贫困县的一类贫困乡镇，调查走访的贫困学生超过500人，为需要被褥、衣物、学习用品的孩子在网上求助，募集到的资助金额每年超过100万元。

　　长期的走访，让孙方红渐渐感觉到自己离不开山里的学校，离不开山里的孩子，她想天天和孩子们呆在一起。每次到董王乡，她都住学生宿舍，把几张床合并在一起睡。晚上，她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们告诉她山里的新鲜事。

　　她成了孩子们最知心的朋友，2011年初，她开始筹划辞职，去学校支教。丈夫贺承翔十分反对：“你辞职了，孩子怎么办？家怎么办？”3年里，平时忙工作，一到周末和假期，就往大山里跑。孩子顾不上，家也顾不上，亲人间的感情疏远了不少。

　　她沉默了，一家人都沉默了。

　　她想带着儿子到董王乡，她认为这样既可以照顾儿子的学习，也可以实现自己支教的愿望。“我不去，打死也不去那个地方。”这是儿子给孙方红的答案，以前，儿子和她一起去过董王乡，他说那里是一个交通基本靠走路，通讯基本靠吼的地方。

　　因为辞职的想法，贺承翔一直和孙方红冷战，儿子也不支持，单位领导也劝她考虑家庭、孩子和这份收入很不错的工作。

　　固执的孙方红一直在说服儿子。直到今年10月29日，她作为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坐在贵州省道德模范颁奖晚会的现场，她也不清楚儿子为什么突然就答应了去董王乡，只是一年前那句“妈，我和你一起去吧。”一直深深印在脑海里。

　　2011年9月，孙方红来到罗甸县董王乡中心学校做支教老师。儿子也从贵阳市小河区实验中学转到了这里。她和儿子每月只回一次贵阳和家人团聚。有了充足的时间，孙方红干得更起劲儿了。去年10月，她组织成立了董王乡教育发展协会；11月，邀请深圳狮子会到董王乡考察并捐资16万元解决董王乡所有寄宿生需要的用品；12月团贵州省委调用贵州山区希望工程基金10万元，改造董王乡中心校食堂；今年3月，争取中国儿童基金会“童缘”项目资金15万元支持董王乡教学点。

　　为了让更多孩子能读书，孙方红还组建了一个名为“蒲公英支教营”志愿者团队，今年已经有来自山东、宁夏、上海的12名硕士、博士加入到了“蒲公英支教营”，现在都在董王乡的各个校点里支教。

　　和过去的日子一样，孙方红还是坚持定期到学生家里家访，还是经常和同学们睡一个大通铺，还是孩子们最贴心的朋友。她希望，未来国家能把更多的优秀老师和教育资金投入到偏远山区，到那时就不需要自己支教了，自己就能回到贵阳，经营那个梦想中的小酒馆，全家团聚。通讯员 裴江文 本报记者 白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