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名称考:"中国共产党"名称咋来 4300--大江法律服务网官网-www.flfww148.com

　　把1920年6月成立的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称为“社会共产党”，源于20世纪90年代在上海发现的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俞秀松的日记。其中1920年7月10日条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盲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俞秀松烈士日记》，《上海革命史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该日记一经发现，即被党史界广泛引用。但仅凭这条日记，“社会共产党”就能够成为定论吗？恐怕值得商榷。首先，俞秀松的日记开始于1920年6月17日,止于7月25日,其中除7月10日这条外,其他地方均再未提及“社会共产党”；其次，到目前为止，其他文献资料没有发现类似的提法；另外，当时其他国家的党组织也没有这一提法。因此，笔者以为，俞秀松的日记属孤证。

　　认为1920年8月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名为“中国共产党”，依据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施存统、李达的追述：“一开始就叫‘共产党’”，“1920年夏季，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李达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这一说法是否可靠呢？笔者认为也值得商榷。

“中国共产党”名称到底是怎样来的？之前党的创建者们对党都有什么样的名称考虑？笔者拟就这段历史作一梳理。

　　（一）笔者认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名称既不是“社会共产党”，也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社会党”。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为书记。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首次以“社会党”自称。“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1920年10月16日的《申报》报道：“何丰林电：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淞沪护军使向北洋政府发电指责陈独秀组织机器工会》，《共产主义小组》（上），第120页。）

　　1921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正式定名成立之前，“起初这个团叫青年社会革命党，只是在第九次会议之后才改变了团的名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原载（苏）《远东人民》第4期，1921年10月15日，译载《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3期。）。从这段史料不难看出，在1920年8月前后，陈独秀曾用“社会党”名称，上海青年团也就随之称为“青年社会革命党”。

　　众所周知，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由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来中国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共建党准备工作给予帮助。维经斯基在旅居北美时期(1913—1918)曾加入过美国社会党，考虑到这层背景关系,在其帮助下成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被命名为“社会党”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时，我们从《新青年》封面变化也可窥见一斑。1920年9月，《新青年》自八卷一号起，封面变成了和美国社会党党徽一样的图案。按沈雁冰（茅盾）的说法，“这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相握。” （茅盾：《我走过的路》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49页。）陈独秀等人在与维经斯基接触后,把杂志的封面改成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应该受到了维经斯基和美国社会党的启发。

（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使用“社会党”的名称，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就改为“共产党”了。

　　张申府在回忆建党初期情况时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0页。）当时，西方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已经堕落为机会主义的党，其内部开始分裂。例如，美国社会党1919年分裂为三派——社会党、共产党、共产主义劳动党；英国社会党1919年内部也分裂为共产党和劳动党，等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加入共产国际。同时，加入共产国际也明确要求同社会民主党右派实行公开决裂。陈独秀、李大钊最终将党组织定名为共产党，符合时代进步潮流。正如陈独秀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中所说“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上述材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名称变化，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俞秀松的日记用“社会共产党”一词，正表明早期党组织成员在“社会党”和“共产党”名称上犹豫不定的状态。

　　当时，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也纷纷要求组织共产党。1920年8月13日，留学欧洲的蔡和森致信毛泽东：“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利的组织。”﹝《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15、817页。﹞9月16日，他又写信给毛泽东谈到：“上月寄一长信，大要系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共产主义小组》（下），第519、524页。﹞可以看出，蔡和森有一种强烈愿望，即向西方学习，他们都从社会党转型为共产党，中国应该要走这条路。

　　1920年11月7日，维经斯基在《劳动界》发表《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指出：美国劳动（者）已经组织了最大的共产党以作新俄的后援。……我们中国劳工农民啊！我们是否要脱离中外资本的压制，是否要免除军阀的痛苦，是否应解放官吏所加的负担，若是我们要脱离这些困苦境遇，就应该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然后再和各国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一齐作俄国劳工农民所作的事。（参见吴廷康：《中国劳动者与劳动议会的俄国》，《共产主义小组》（上），第123页。）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明确冠以“共产党”名称。其创刊号《短言》阐明了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共产党〉第一号短言》，《“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1920年11月《共产党》月刊封面上方以大号字配以英文“The Communist”,这与当时在伦敦刊行的英国共产党的党刊《The Communist》封面非常相似，几乎让人以为《共产党》就是《The Communist》的汉语版。（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从杂志封面的直接模仿不难看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借助于外国共产党来摸索中国未曾有人组织过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共产党”的形态。

　　也就在同一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在中国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这个宣言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仅供内部学习和吸收党员时参考。这对统一和提高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在上海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其他地方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也纷纷取名“共产党”。1920年10月，北京的早期党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随后，正式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张国焘曾回忆：“大约在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我们和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虽为了保密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进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赞成。我们也曾去函，主张各地共产党小组在没有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各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因而略具雏形。”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8页。）包惠僧回忆：“我记得当时（1920年——引者注）没有小组这个名词，凡经中央组织起来的地方都叫支部。” （包惠僧：《创党的开始及武汉临时支部》，《共产主义小组》（上），第443页。）王翔千也曾回忆山东早期党组织就叫“共产党山东支部”。（参见王翔千：《山东共产党的发端》（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36页。）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师、北京国际商务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