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记忆——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口述记录》一书是关于1949至1966年间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口述回忆录。该书共收录37篇文章、3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通过周巍峙、田华、王昆、吴祖强、资华筠、郑小瑛等老一代文化艺术工作者对其亲身经历的深情回忆，生动呈现了新中国早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往事，抢救性地收集、整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其中，不少史实和图片属首次披露。

　　芭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拿着刀枪的足尖舞

　　中国芭蕾舞中最成功、影响最大的还得说《红色娘子军》，它堪称芭蕾“中国化”的标志。1962年，为了刻画出《红色娘子军》中的形象，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编导6人、主演5人组成《红色娘子军》创作组，前往海南屯昌的解放军某部当兵一个半月，体验生活。不料，《红色娘子军》完成后，请有关领导审查时，得到评价是：“满台娘子不见军，手中拿着烧火棍！”全体演员、演奏员100多人又到部队当兵一个半月。回来后再演，气质果然有了明显变化。

　　1962年10月举办的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亮相演出。当时正在广州演出的古巴芭蕾舞团的演员看完后，都激动地跑上台，与中国演员拥抱在一起。在后来的座谈会上，古巴著名芭蕾舞蹈家阿丽西娅·阿隆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连称赞：“在芭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拿着刀枪的足尖舞，很精彩，你们太了不起了！”白淑湘 口述

　　老舍帮季什科夫

　　译“京味儿”

　　新中国成立初期，老舍回国后，曾于1954年、1957年、1959年三次出访苏联，高莽则三次作为翻译随行。

　　1954年冬天，苏联举行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我国派出了以周扬为团长、老舍和丁玲为团员的代表团前去祝贺。苏联作协派一名叫做季什科夫的汉学家陪同。季什科夫告诉高莽，他是自己主动争取来陪团的，因为知道代表团成员中有老舍先生，而他正在研究和翻译老舍的作品。季什科夫这个“粉丝”当得挺敬业，陪团期间，他总是呆呆地盯着老舍，听他怎样讲话，看他怎么走路、怎样抽烟和吃饭，有时甚至看得出神。高莽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我想从各方面更深层地了解老舍先生。”

　　季什科夫虽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但汉语讲得并不是太好。一天，他拿着一个本子给高莽看。本子上写的都是老舍小说里的词汇，有些是北京土话，一般外国人比较难懂。高莽建议他直接请教老舍先生，他不肯，说拿这些问题打搅他，不好意思。高莽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舍，老舍没有作声，只是“啊啊”点了点头。

　　可后来高莽发现，老舍总是有意拉着季什科夫一块坐车、一起走路。老舍故意跟他讲些北京方言，让他听，问季什科夫：“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吗？”

　　季什科夫脸上一阵绯红。老舍接着笑眯眯地说明这些话的来历与含义，讲得深入浅出，季什科夫听得饶有兴趣。 高莽 口述

　　“叫好叫得真内行啊”

　　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在周总理的亲自运筹和中国对外文委、文化部、中日友好协会的具体领导下，于1956年3月组成，梅兰芳任团长，欧阳予倩为第一副团长兼总导演，马少波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刘佳、孙平化任副团长，欧阳山尊任副秘书长。这个代表团以中国京剧院和梅兰芳剧团为基础，汇集了我国许多著名演员如梅兰芳、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等连同音乐、舞美、工作人员共86人。

　　京剧代表团在日本的演出很受欢迎，几天的戏票早被抢购一空，不少议员在国会“开打”正酣之时，还忙里偷闲过来欣赏京剧。时任社会党主席的铃木茂三郎看《三岔口》正在入迷之时，突然有人告诉他：“国会来电话说有紧要事请你速回。”他站起身想走，可《三岔口》的魅力又使他实在不舍得离去。电话频频催促，铃木茂三郎站起来又坐下去，终于还是坚持看完了。演出完毕，他站起身来叹道：“现在该我去唱‘三岔口’了！”

　　马少波说，相对于欧洲观众，日本观众对京剧接触比较多，有着比较深的了解，甚至有过专门的研究。同时，京剧和日本古典民族戏剧如能乐、狂言、歌舞伎在表演方法上有类似之处，不少观众也懂得许多中国故事，因此，他们欣赏起来就比较容易理解并感到兴致盎然。每次演出，观众常常大声叫好，连梅兰芳先生也感叹：“叫好叫得真内行啊！”

　　马少波回忆说，除了对日本人民宣传我们的古典艺术，我们也借此机会向日本民族学习其优秀文化艺术。像日本的舞乐《北齐兰陵王》，据说就是唐代传入日本的，这些中国古代的节目，他们保存得非常之好，这对中国戏剧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研究价值。

   　马少波 口述

　　《三岔口》真的成了“黑夜格斗”

　　1951年，作为中国京剧院武丑演员的张春华，与搭档张云溪带着他们驰誉大江南北的《三岔口》等剧目，跟随中国青年文工团来到民主德国的东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

　　张春华回忆说，那时带去的节目有歌舞、京戏、杂技、魔术等，《三岔口》以哑剧形式参加比赛。东柏林演出剧场的舞台监督看到舞蹈比赛中有个哑剧，上面附的说明是“黑夜格斗”，就想当然地在表演开始后把灯给关掉了。张春华脑中顿时蒙了一下，心说这可坏了！但事已至此，靠着两个追光灯，他和张云溪硬是把这一场给演下来了。即便如此，这个节目依然受到热烈欢迎，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决赛在一个可容纳数千人的体育场进行，这回张春华特意嘱咐了舞台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京剧讲究的是虚化的意境，灯开得越亮越好。结果，《三岔口》最终获得了一等奖。

　　除了剧目的选择和艺术本身的锤炼，张春华还提到出演中国戏曲时报幕人的重要作用。1955年在英国表演时，演出得到英国观众狂热的追捧。当时担任报幕人的是英国伦敦的一个喜剧演员，从法国演出完之后就一直跟着演出团，看了将近半年的戏，对节目耳熟能详。演出时，他使用本地观众易于接受的、极其生动和夸张的语言，把剧目经典之处都描述得清清楚楚。比如介绍《三岔口》的武打，他说：“刀擦过脊背和脑袋，再偏差头发丝的千分之一，就能够把脑袋削下来了。黑暗中的幽默和下刀的准确、凶狠，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张春华 口述

　　“刁德一”也可以谢幕

　　有一次，朝鲜的二号人物崔庸健访华，马长礼(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在人民大会堂为朝鲜客人表演《沙家浜》。演出结束之后，周总理让人用大喇叭广播寻找马长礼。找到后，周总理问他：你怎么不谢幕呢？马长礼说：“报告总理，反面人物不让谢幕。”周总理说：“谢幕是演员和观众的关系。”此后，反面人物也可以谢幕了。这次演出后，马长礼带了两个戏去朝鲜进行了访问演出，他演《智取威虎山》里的少剑波和《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还和金日成主席照了合影。

　　马长礼说，特别可惜的是，“文革”破四旧，所有的老照片全都烧毁了，一张也没有留下。

　　马长礼 口述

　　恰恰舞是黄色舞蹈？

　　王昆回忆说，东方歌舞团是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的亲自倡导下，于1962年1月13日正式成立的。

　　王昆还记得，那时的学习真的是精益求精，而让中国观众喜欢外国不同风情的舞蹈，也有过一些小小的曲折。有一次，东方歌舞团为朝鲜领导人崔庸健表演朝鲜舞蹈，崔庸健认为女演员服装的飘带不像，周总理便立刻让团里更换飘带。还有一次，东方歌舞团去大连演出从古巴学来的恰恰舞，一些大连观众认为恰恰舞不停地扭屁股很不健康，是黄色舞蹈。陈毅知道了以后哈哈大笑说：“我就不信偌大的中国扭两下屁股就扭垮了！”

　　还有人说东方歌舞团的歌唱演员拿话筒的姿势像咖啡馆里卖唱的，任仲夷同志听后坚定地说：“工具握在谁的手里就为谁所用，拿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就为无产阶级所用。”

　　有了领导同志的鼓励，东方歌舞团才得以放开胆子去学习外国的艺术。而观众在经历了惊讶不适之后，也逐渐喜欢和接纳了各种不同风格的国外歌舞艺术。 王昆 口述

　　这“鬼子”是谁呀

　　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于1957年演出俄文版《黄河大合唱》对严良堃来说意义非凡。“当时正逢苏中友好年活动，我、李德伦和郭淑珍都在莫斯科念书。那天，郭淑珍唱的是‘黄河怨’一段，李德伦担任指挥，我是艺术顾问。郭淑珍唱中文，苏联合唱团唱俄文。有意思的是，俄文演唱时将‘黄’字分成‘hu’和‘ang’两个音节发出。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很骄傲——过去是我们用中文唱外国歌曲，这次是他们用俄文唱中国歌曲。”

　　不过，严良堃表示，《黄河大合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在海外流传开了。最早是音乐家刘良模于1940年把《黄河大合唱》的乐谱带到了美国，第二年，纽约附近一所大学的合唱团就用英文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的庆祝会上，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用英语演唱《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当时的乐谱是由宋庆龄提供的。

　　严良堃说，鲜为人知的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也演出过《黄河大合唱》。那是在1964年，由日本神户一个劳动者业余团体用日文演唱的，乐谱由音乐家吕骥提供。歌词中有一句是“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一个日本小伙子问，这鬼子是谁呀？有人告诉他，这鬼子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结果该团体十分忠于原作，直接在说明书上注明：鬼子即日本军国主义。 严良堃 口述

　　1959年乌兰诺娃等苏联芭蕾舞团人员到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