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把发达社会的廉洁标准带入中国。这些标准令中国人耳目一新,但用它们来衡量,很多中国官员的行为不达标,整个中国社会也不合格。舆论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与中国的现实尖锐冲突。这将制造无数纠结和痛苦。除了真正的贪腐者,还将有很多未必人品很坏的人因为被舆论“抓了典型”,成为中国向廉洁社会前进的“祭旗者”。

　　中国是人情社会,也是权力比较集中的国家。两者叠加,造成官场腐败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都挺严重。尽管腐败并未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效率,但发达社会的廉洁对照极大刺激了中国的舆论,腐败已成破坏公众对国家未来信心的头号杀手。

　　要求舆论对腐败给予一些宽容是不现实的,对腐败“零容忍”尤其是互联网的天性。但腐败在现阶段又的确是消灭不了的,这个矛盾将制造社会情绪的反复发作,扰乱国家政治生活本应有的节奏。

　　中国只会朝着廉洁社会的方向走,即使是有些激进的舆论,官方也必须适应它的倒逼。发达社会有些官员因为某个在我们看来不大的廉洁过失而下台,这种情况将会逐渐在中国上演。

　　中国官方必须有强烈的紧迫感:促廉综合改革对国家已是头等重要的。由于目前打击腐败的措施达不到社会期待的效果,在体制和社会的深处做出更多调整,已势在必行。

　　中国全社会的中上层相当普遍地存在“灰色收入”和“灰色生活”的问题,中国人实现利益的“阳光化”程度不高。各种规章很严格很理想化,但执行率很低。每一个职位有不同的“含金量”,附带着不同的“潜规则”。这些直接腐蚀了廉洁环境的问题,多得几乎理不出头绪。

　　但官员的生活必须从“潜规则”中走出来,朝着“完全透明”前进。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应认真建立官员实现个人利益的合法途径,比如考虑给他们与其贡献相称的高薪等。“高薪养廉”一直面临争议,它未必是反腐败的充要条件,但它很可能是必要条件之一。

　　提高官员们的合法收入和待遇,需要很多前提,但每一个都不容易做。比如透明就需要不断推进,公众的清醒和理性也需不断提高。廉政既是官方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准确地说,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大转型。社会需要参与监督,也参与共识的形成。

　　官方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设计官员利益框架,必须看到,它在各经济体是不同的。比如美国的“旋转门”潜规则已经公开化,并得到社会的认可。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则“高薪养廉”,高的程度即使在欧美社会也很难被接受。

　　廉洁问题涉及每一位官员的切身利益,不是靠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就能解决的。亚洲“民主国家”的严重腐败现象告诉我们,民主也非制止腐败的特效药。对付腐败只能靠综合治理和改革,这很繁琐,远没有抓贪官、杀贪官痛快,却是唯一之路。

　　清除腐败肯定比缩小地区及贫富差距还要难做得多,因为它不仅要解决制度的问题,还需端正人心,包括官员的心和公众的心。一旦过了这一关,中国前途无量。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