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资料图)
本文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日本军部的“兰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懂得蒋介石的心理,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诱使蒋介石破例。
1938年9月,蒋介石派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谈判,由何应钦具体指导。孔祥熙未参预此项工作,但他对谈判非常关心,唯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耳闻谈判因第三国保证问题陷入僵局,功败垂成,于21日致电蒋介石称:“弟意最重要关键,乃在对方之条件如何。至于方式,不难觅得合意途径。现在国内外状况,兄所深悉,倘军事确有把握,自无洽商必要,否则如条件相当,直接、间接无非形式问题,条件如能密商妥贴,则运用第三国出面,不致有何困难。”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
这封信再次表现出孔祥熙因国内困难而急于与日本妥协的心理,但是,萧振瀛与和知谈判的主要困难在于日方一面谈判,一面进攻,毫无诚意,因此,蒋回函称:“萧事与兄所谈者内容完全相反,我方并未争执形式问题也。此事我处被动地位,在我限度之内,能否接受,实在于对方也。”蒋并告诉他:“此事于武汉之得失无关,请勿虑。”不久,蒋介石察觉日方谈判的虚伪,决心坚持抗战,下令停止谈判,召回萧振瀛。
第一次谈判失败,和知鹰二继续在东京政要之间活动。当时,日本正准备扶持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成立政权,和知觉得是个机会,决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蒋介石派人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次月,成立“中央党部”。17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要他们毅然改图,努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同月,和知鹰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转告重庆方面:汪精卫之事,经近卫、平沼两届内阁决定,又经阿部信行特使承认,奏明天皇,势难中止,但日本对汪之信念已经摇动,认为其人大言不实,贪索无厌。
影佐祯昭本是汪之主谋,现在亦已失望,引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卫,在于无别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听其一试。何以之称:大约11月初,汪即可组织政府。意大利已劝日本促成此事,应允即日承认,德国则劝日本与重庆谋和。综观内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际,最好乘汪精卫政府成立之前,断然成立全面停战协定,而将汪之问题包括于取消伪组织之中。中国如有和平决心,日本定以诚意直接谈判。军部方面,和知可与板垣征四郎负责;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辅等出面商谈原则。
和知要求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或派专使来港商谈,或仍由萧先来,以资进行。31日,何以之致电时在重庆的萧振瀛,告以上述各点。10月4日,何以之两电萧振瀛,声称和知认定汪精卫为“东亚和平之障,极愿剪除”,催萧即速来港。10月6日,孔祥熙将何以之各电转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资格与和知“慎密试谈”,同时“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备我参考”,函称:“弟意此次和支〔知〕奔走各方,对于去汪事颇为努力,似可令仙阁前往一行,略与周旋,使其对我信仰益趋坚定。如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则仙阁不去,彼必感觉失望,甚或老〔恼〕羞变怒,反又趋于助汪之一途,则前途更多障碍。”
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萧、孔见解之庸,几何不为敌方所轻!国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
这封信,表面上对萧,实际上断然批驳孔祥熙的意见,语气严峻,没有给孔留一点面子。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萧、孔求和之心理应痛斥。”可见,蒋的这封信明确针对孔祥熙。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坚决、激昂,一是萧振瀛曾将去年在香港与和知谈判的部分情况透露给秦德纯,秦又秘密转告冯玉祥,其间讹传严重,冯据此向蒋及国防会议揭发,使蒋很愤怒。二是自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蒋即加强了对汪的批判火力,声称“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人人得起而诛之”,正处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中。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与孔令侃会谈,何称:倘中方确有接受和平可能,则和知愿赴重庆面洽。次年1月,何以之向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转达板垣征四郎的议和条件,并称:只要中方派大员前来,板垣可以亲自出马,甚至飞往内地亦可。对于这些情报,孔祥熙就不敢再报呈蒋介石了。
1940年6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预定”栏中写道:萧振瀛“应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