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养老行业的市场上，有一半都是政府办的养老机构。整个养老产业没有完全市场化。即使生产要素都市场化了，但是制度设计没有市场化。

青岛红宇敬老院一楼的临终关怀房间，忙碌了一天的陪护员靠在门边休息

本刊记者探访的一家建造于1997年的社区街道办养老院，设施陈旧，房间也比较拥挤。在历次的评比中，这家养老院均被民政局相关人员批评“老人活动空间小、绿化不够完美”

“单人房五千，双人房四千，如果是三个人到五个人的房间呢是三千五百块。一个月尿片要五百吧，要看用什么牌子；陪诊费看你挑什么档次的，菲佣一百五，美国人三百??”这是电影《桃姐》里香港的养老故事。

把故事搬到上海，可能是另一个版本，但都有一本老人与养老院之间、养老院与社会之间难以轧平的账。

最大的开销是什么

上海虹口区一家社区养老院深藏于居民新村。养老院有三层楼，共有77张床位。1997年10月正式运营，建制属于事业单位，土地和房产属于社区政府，养老院不需要缴纳土地租赁费和房屋租赁费。

一直亏本是它最大的问题。2006年后，养老院由街道公开招标给个人委托管理，免去了土地费用，每年交给街道10万元的房租费。

“这是我们最大的开销。”这家养老院不愿透露姓名的院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2年的3月，这里入住着68位老人。

养老院门口有一个狭窄的过道，右手边的宣传栏上张贴着“收费标准”。按照《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需三级护理的老人有28人，需二级护理的老人有35人，需一级护理的老人有9人。对应不同的护理标准，收费标准也不同，一级护理为每月1700元，二级护理为每月1400元，三级为每月1200元，但是无论什么标准，都有400元是固定用于伙食费的。

收费标准旁边挂着这家养老院的“每周菜谱”：早餐通常是一个包子或者饼加上一碗粥，午餐和晚餐基本上能保证一荤一素和一个汤，有时是面和馄饨。2012年的3月，这个养老院在“吃喝”上总共花费28515.9元。而当月的伙食费收入为28013元（包括上月结余的813元）。

在“吃喝”上，这家养老院这个月亏损了502.9元。“这是在合理范围。”这家养老院的院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上海市在老人伙食费上有明确规定：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均不能超过5%。

算上院长，养老院里现有管理人员10人，护理人员10人。“工资也是一个很大的开销。我也想给员工提高工资，给自己的工资提到一万，但是不现实啊，那样养老院必然会亏本。”院长说。除了不能随意提高的工资以外，人手也不能随意增加。

这家养老院2012年3月的工资支出合计35393.3元。 除去必须为老人购买的商业保险，以及各种必须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当月开支结余尚存193.5元。

本刊记者查阅了这家养老院2006年1月的账目：35位老人，共计收入39000元，伙食三餐21295.95元，管理费36029.08元，工资14795.4元，再加上其他费用共57325.03元，当月亏损 18325.03元。

6年的时间，护理费用人均涨了500元/月；而生活成本也随之上涨，花生油的平均价格就从6年前的每公斤16元上涨到22元，增幅达到38%。

院长对《瞭望东方周刊》显得非常坦诚，“目前在社区政府的帮助下，做到基本持平就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从接管养老院后，就由个人自负盈亏，如果账目上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政府评分时将拿不到补助，甚至要面临被停业的可能。不少养老院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出现，就让会计做假账以期账面上实现收支平衡。”

不能自主定价，约束的不仅仅是政府所办的养老机构。“上海整个养老机构市场，有一半的参与者是政府办养老院，相当于一半的市场已经被定价了。另一半社会办养老院基本也就丧失了定价权。”上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副会长胡丁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从2013年起上海市新增老龄人口中80%以上将为独生子女父母

在上海金色港湾老年公寓里，住着一位70岁高龄的卧床老奶奶。她只有一个女儿，已定居加拿大。每年只有缴费的时候，女儿一家才会漂洋过海回到上海，见上老人一面。不会中文的洋人女婿至今只学会了两句中国话：“你好，妈妈。”“拜拜，妈妈。”---这就是他这365天能给老人的所有慰藉。

“像这样不能自理、儿女又不在身边的老人越来越多。以后我们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 上海浦东新区金色港湾老年公寓院长谢荣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今年她也60岁了。

上海是全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根据预测，上海“十二五”期间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老龄化比重平均每年增加近1.3个百分点，到“十二五”末，户籍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达70万，而60~80岁的“低龄老人”则逾360万。

更加突出的问题是，“独生子女父母老龄化新趋势出现，家庭养老将变得更加困难。” 上海市老年学会秘书长孙鹏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等部门预测，从2013年起，上海市新增老龄人口中80%以上将为独生子女父母。

金色港湾老年公寓在上海浦东新区的溪兰路上，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2.2公里，距最近的公交车站大同路和龙路站也有1公里的路程。

虽然交通颇有不便，但是很多老人还是从“老院”跟到了这里，“条件不错，价格也不贵，很多老人的子女都是这么评价我们的。”谢荣娣说。

作为上海第一家企业投资的养老机构，3年前，金色港湾从市中心的黄浦江畔搬到了比较偏远的高桥新城。

院内餐厅的绿白格子桌布有些泛黄，它们和还包着塑料膜的椅子一样，都是从“老院”带来的，会议室桌子上铺的红色平绒布也是以前“老院”的窗帘修改的。在谢荣娣看来，这些都是能节省的成本，“能节省的当然要节省”。

谢荣娣这几年的年夜饭都是在养老院吃的，因为每年都有一半的老人在护理员的陪伴下在这里跨年。在金色港湾养老公寓住着的老人里，有1/3住在护理区，需要专业护理的高龄老人占到了一半以上。

几乎每年都会有老人在金色港湾去世。护理员处理老人的擦身、换洗等后事工作，直至尸体离开养老院。这一套工序下来护理员一般只收400元。儿女们站在一边，甚至都不用搭手，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60~70岁的‘低龄老人’大部分身体较佳，这部分人群带来的养老问题目前还不多。但老人一旦步入80岁后，身体机能开始下降，失能、失智比例也会大幅增加，则需要各方面的照顾，甚至需要长期看护和治疗。”上海市老年学会秘书长孙鹏镖说。他预计，10~20年后，上海的养老照护问题会更加凸显。

孙鹏镖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上海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是全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现在上海老年人的预期寿命是82.51岁，远高于全国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实力、制度完善、服务体系，都还不足。”

发达国家遇到的所有关于老龄化的问题在上海都已经碰到了，这成了上海老龄化的最大特点。

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上海近年的生育率降到0.7~0.9，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截至2011年底，上海已经出现了需要每三名劳动力就要供养一名老人的情况。

进不去、住不起、不愿去

据《新京报》2012年3月报道，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目前有1100张床位，前面排了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

城区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北京。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城区公办的住不进，城里民办的住不起，郊区民办的不愿去。”

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章淑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海现在有10.2万张养老院床位，中心城区养老机构床位约3.6万张，占全市养老床位总量的36.4%。” 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稀缺，所以新建养老院多在郊区。

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坐落在中心城区的政府办养老院之一，而上海市第二福利院、第三福利院、第四福利院分别位于崇明县、宝山区和松江区，远离市中心。

“第一福利院”目前有190张住养老人床位。房间里的家具看上去有九成新，每个老人的床边上有个床头柜。房间里有直拨电话，打进来不用转接，打出去用卡号。

房间的光线充足，门对面1.2米以上的墙全是窗户。房间配有空调以及电风扇。“我们这里基本都是住满的，因为毕竟条件好，交通方便，性价比也高。”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院长王定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想要申请住进第一社会福利院，理论上只需要“凡是本人自愿、符合入院条件（无传染病及精神病），能适应集体生活，按时交付有关费用”即可。

这里等床位绝对不需排队十年那么夸张，但也是“出去一个老人才能再住进来一个老人”。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副院长朱小凤在带领记者走访住院老人时对《瞭望东方周刊》表明，“其实也无法估算排队周期，因为你不知道老人们什么时候会离开。”

一位内部人士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想进条件好、交通便利的公立养老院，也有找人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激烈的竞争下，想要保证下一个住进去的是自己爹妈，有人会下一番“苦功”。

据《上海社会福利年报》数据统计，从养老机构床位地域分布看，中心城区33447张，占总数的33%，其中包括政府办、社会办。

除了交通方便便于子女探望以外，养老院的入住费用也是老人选择的关注点。公办养老院毕竟有政策、资金支持，在价格上更加有优势。

以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例，每位老人每月缴纳托管费500元、餐费480元，护理费由三级护理的150元到特级护理不等。与条件差不多的社会办养老院的费用相比，便宜600元到1000元不等。

目前，上海城镇企业月平均养老金约在2300元左右，“总体来说，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较低，与机构的收费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章淑萍说。

工资低、留不住

除了床位，养老的另一个难题是护理员专业素质不够和人员流失率高。

44岁的小冉2007年从重庆来上海务工。她做老年人护理员已经5年了。三班倒的工作让她没有固定的时间陪伴已经来到上海的孩子，而丈夫和孩子在身边她就觉得很满足了。

在长桥街道养老院里，她显得比一般的护理员还要忙。据长桥街道养老院黄院长介绍，小冉在这里很受老人们的欢迎，“她叫老人老妈妈”。

“做这个不容易，老人们不是把他们喂饱了就可以了，喂饭也是有技巧的，包括怎么帮老人翻身。有的老人需要专人护理，脑子已经不清楚了，所以就特别挑剔难缠。而且有些老人心情很不好的，我们也需要有跟他们谈话的技巧，开导他们。”小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小冉所提到的这些业务，均是在上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正在进行的养老护理职业培训中学到的。

“养老服务是人对人的服务，包括技术与道德两个层面，怎么可能不培训就直接上岗呢？”上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副会长胡丁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据老年学会秘书长孙鹏镖介绍，现在在上海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的90%以上都是外地籍的中年妇女，以前一般没有接受过职业训练，文化程度比较低。

通过培训考证，确实提高了养老照护工作的质量。“上海从2004年开始培训养老护理员。2011年一年就培训了4600个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护理员持证上岗达到82%，护理员培训由政府补贴。” 胡丁捷介绍。

缺乏职业技巧，可以通过培训来提高，但是想要留住人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个养老护理人员一般工资包括加班费等等加在一起，也就每个月2000块左右的工资，但是保姆一个月的工资能够翻番甚至更多，培训好了就走，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常态。” 胡丁捷说。

上海浦东新区金色港湾老年公寓院长谢荣娣也很担心，“如果等我们老了，可能连护理员都没有了。老的这一批退下去以后，年轻的嫌钱少，不愿意接手这样的工作。况且，在职业教育里面，很少有学校对老年人的护理开展专业化的教育。”

逢年过节的时候，上海的养老院与服务行业一样缺人。谢荣娣想出了一个办法，为来沪的员工家属提供夫妻房，免房租。

没有正常的节假日，让老年人护理员这份工作又添加了一份辛苦。有两个小酒窝、爱笑的小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到自己的父母掉下了眼泪，她在养老院照顾别人的爸妈，自己妈妈过世的时候，却没能尽孝道。“我现在都拿她们当我自己的妈妈。”

涨工资，势在必行。但是谁来负担这笔开销又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养老机构的经营目前大多只能达到收支相抵。

“在养老行业的市场上，有一半都是政府办的养老机构。整个养老产业没有完全市场化。即使生产要素都市场化了，但是制度设计没有市场化。”据胡丁捷介绍，很多养老机构会员向他反映的问题无非就是要求提高收费，“但是老年人的购买力就这么一点点，这就是矛盾。”

摸不到的市场

在中国，养老不仅仅是产业，更是事业。

政府办养老院不能自主定价是担心增加老百姓负担，但其收支两条线造成的亏损却要靠政府埋单。

“现在的用工成本比较高，从事为老年人服务工作的人员工资不提高的话，就会出现用工荒的问题，服务的质量、水平都会降低。同时，公办机构的收费价格是由物价主管部门定价，十几年没有调价，使得收费价格与实际成本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周静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周静波看来，民办养老院只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点，更多的是需要政府与社会资源共建养老设施。在上海，市区两级公办养老机构在30家左右，只占全市养老机构的5%。民办机构目前在获得少量资助的情况下自主运行、自负盈亏。

即使是政府的补贴也不容易拿。上海市民政局对全市范围内的养老机构每年都会有两次检查，从硬件到服务等，都在检查范围内。

虹口区所有的30多家养老机构中，综合评分合格者将分别给予200元/月/人、130元/月/人和100元/月/人的奖励金额。这笔钱只能花在老人身上，多数被用来补贴伙食。

政府的这些补贴是为经营艰难的养老院“雪中送炭”。而本刊记者探访的一家建造于1997年的社区街道办养老院，设施陈旧，房间也比较拥挤。在历次的评比中，这家养老院均被民政局相关人员批评“老人活动空间小、绿化不够完美等”。

没钱扩建装修带来的结果是得不到更高的补贴，这家养老院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以2011年为例，养老院共拿到7万元的补助，平均每月只有5833.33元。

在上海，养老机构几乎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所谓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创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非营利决定了养老院是个“不挣钱的行当”。

据本刊记者了解，养老机构可以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也可以企业法人登记。“政府鼓励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目前土地、税收、金融等产业扶持政策尚在研究中。”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章淑萍解释。

“还是要让社会资本进来，政府根本承担不了这么巨大的养老压力。” 胡丁捷认为，中国的养老市场，消费需要引导，市场要培育，制度也需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