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2011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增长速度很快，当期结余高达4130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长八成。在32个社保统筹单位中，如果剔除财政补贴，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有14个，比2002年的29个缩减一半。

　　然而，养老金当期收支亏损额却逐年增大，十年间增加接近300亿元，且各个省份的收支状况差异十分显著。去年767亿元的收支缺口中，黑龙江和辽宁的当期缺口均已超过百亿元，且前者的征缴收入甚至不及支出的一半。而在征缴收入大于支出的省份中，广东、江苏两省的征缴收入均超过千亿元，两省之和占全国之比接近两成，其中广东的当期结余就高达519亿元，浙江、江苏、北京和山东也均在200亿元以上。

　　这一状况也体现在了参保人员赡养率(老龄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之和与劳动力人口的比率)的地区差异上：新疆兵团，东三省以及天津，四川等地的制度赡养率都接近或超过了50%，而广东和浙江等东部省份普遍较低，其中广东只有10.81%。赡养率也进一步影响了社保的缴费水平，东三省的人均缴费率都已经超过了20%，大大高于广东等地区。

　　事实上，在社保碎片化和人口流动矛盾加剧的背景下，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必然会陷入这种“东部获益中部受损，新城获益老城受损”的境地：资金聚集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老工业基地和人口流出大省则负重不堪。首个参与“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的省份辽宁再也无力承担养老金短缺的压力，三年来不得不每年借支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用于统筹账户当期发放，且借款数额逐年增大，2011年借支达76.8亿元。

　　而根据社科院开发出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数”，养老金结余状况恶化已经影响到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东北三省以及天津、上海在指数的“可持续”指标的排名中占据了最后五名，存在较大隐患。

　　对于未来变化，报告预测，“收不抵支”的现象向少数省份集中(尤其是老工业基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加上老龄化加速的影响，预计未来5年这种问题将进一步加剧，且征缴扩面的“窗口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省份财务失衡的现象。辽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赵文祥认为，随着老龄化加剧，未来的补缺压力更甚，“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方财政将面临崩溃的危机。”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解决养老金收支失衡的问题，仅依靠提高部分省市的财务支付能力不过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其财务可持续性问题，因此，根本途径仍在于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层次。

　　“应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全面落实基本养老金的省级统筹，同时要研究制定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的思路和方案。”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副司长符金陵表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从宏观方面来推动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化改革，并从政策设计上加以完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徐延君指出，国家应从整体的层面考量，并且做出全局性的安排：“要加快推进全国的基础养老金的统筹，而且这个统筹要坚持事权、财权一致的原则推进。此外，目前世界各国中社会保险完全靠征缴来运行的并不是很多，相当一部分国家都有财政补助。我们认为扩大财政补助的规模在中国应该说可能性是很大的。”

　　此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指出，在《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之后，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和制度要素。对于目前养老保险收支方面存在的一些地区的基金收支失衡问题，应当在相关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框架内，立足于养老保险制度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