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涉农征地拆迁等城市化改造力度加大。但由于土地征收法规和拆迁工作程序等方面制度不够健全，导致涉农征地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急剧增多，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近三年来，笔者因工作接触此类案件较多，深感涉农征地拆迁领域一些体制性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村民组织自治权发挥不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组织既是一个实行“自我管理”的自治组织，又是协助基层政府行使行政权的管理机构，具备双重权力。但现实中，体现更多的是基层政府组织的行政权，主要职责用于执行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在征地拆迁中很难体现保护村民合法权利的自治权，而基本上都一味执行上级拆迁命令，致使村民在征地拆迁中合法权益难以通过基层组织得到保障。

    二是涉农征地拆迁法规不完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我国目前拆迁中仅有的部委规章。各地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自行制定地方性规章，而政府为了服务经济建设，提高拆迁效率，在制定政策时容易造成拆迁权力扩张，监督措施缺位，致使阳光拆迁成为口号，程暗箱操作时有发生，引发大量职务犯罪案件。

    三是官民争利现象凸现。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为减少补偿资金，政府往往出台补偿政策对其加以控制，尽可能降低区位级别和补偿基本价格，但这种方法往往引来涉拆农民的强烈不满，引发强烈冲突或上访缠访，形成政府与农民争利现象，损害党群干群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决：

    一是落实阳光拆迁的政策。建立拆迁评估监督审核机制，改变房产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现状，让评估机构独立于拆迁职能部门，置于审计部门的指挥控制之下，采取公开公正的方式核算拆迁补偿价，全面向被拆迁人公示补偿标准、依据、应补偿数量等信息，真正让权力受到监督并在阳光下运行。

    二是完善法律制度。完善征地制度，改变土地政策城乡二元化格局，实行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政策，杜绝先卖后征现象。按照用途来区分公益性征地和商业开发征地，尽可能减少政府与农民争利所引发的激烈社会矛盾。要及时修改相关法律，使得新《物权法》所构建的土地权利体系，能够在《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得以体现。要正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无力保障村民合法权益的现实，采取有效手段改变村民组织行政化的危险趋势。

    三是建立完善迁补偿办法。要建立科学的拆迁争端解决机制，赋予农民必要的救济权力。要把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纳入补偿范围，充分体现人文关怀。要建立征地拆迁与市场价值的联动机制，保障农民的既得利益。（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检察院：毛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