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不论是民间传说还是正史记载——从西汉司马迁《史记》中“舜年二十以孝闻，天下明德自虞舜始”，到清朝慈禧时代停止的乡村酒礼；从秦国《吕氏春秋》到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明《永乐大典》，到清朝的《四库全书》；从儒家学派经典著作四书五经，到《晋书·孝友传》，都有对孝的很多记载。同时，在很多宗族家规民约以及历朝历代的法律规定中——从战国《法经》到清朝的《大清律》；从夏商逐步定型的宗法制，到西周确立的“亲亲尊尊”的原则，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确立的中央集权的法律制度，里面都有对孝的规定。《孝经·五刑》记载“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近人章太炎所著《孝经本夏法说》认为夏朝已有不孝罪。这些都说明，孝在人类生存发展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今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召唤着孝的回归；可以说，弘扬孝文化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如果说一部《论语》可以治天下，那么一本《孝经》可以安天下。
孝是我国历史上治天下的重要理论依据
从夏商周的兴衰，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成败，再到秦朝的灭亡，历史经验和教训让我们的先祖在汉朝就得出了社会动乱的根源有三：一是威胁君主（可理解为没有服从意识），二是非议圣人（可理解为没有廉耻观念），三是不孝（可理解为没有责任感）。这些社会问题，都能在《孝经》中找出解决办法。
《孝经》一书虽只有1779个汉字，但从汉朝开始却成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必尊必读之经典。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现在看这段话有三层含义，一是执政者要有至德要道；二是有至德要道就能天下顺利，人民和睦，上下没有怨恨；三是明确了和谐社会的标准——天下顺，民和睦，上下无怨。
《孝经》第十三章说明了第一章“至德”就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天子以孝道教化人民，并不需要每天自己亲自到民众中间去宣传教育，而是要在孝、悌和忠三方面做出榜样，从而教育天下人都去崇敬父母、顺敬兄长、敬事君上。这样，天下的父母都会受到子女的敬爱，这就是天子有至德的最好体现和最大作用。
《孝经》第十二章说明了第一章中的“要道”就是“最重要的道德是一统万物的当然之理”。孝道是实现治国安君的最好方法，“要道”必须注意四点，一是以行孝道教民亲民，二是以行悌道教民礼顺，三是以音乐教民移风易俗，四是以礼治理民众安定君心。
这些告诫人们，社会管理者在孝、悌、乐、礼方面，以身作则，勤加教化，就能治国安民，就能上下顺、官民顺、民民顺，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汉朝建立，汉高帝刘邦就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孝上大作文章。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高帝尊称他的父亲太公为太上皇。汉文帝做皇帝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诏，令大臣们议定救济贫穷、赡养老人的法令。他说，老年人没有帛就不暖和，没有肉就吃不饱，那么，如何能帮助天下的儿孙孝养他们的老人呢？他命令有关官员讨论这些问题，并制成法令条文。最后经过商议出台制度，规定百姓中年龄在八十岁以上的每月赐给米、肉、酒，年龄在九十岁以上的另外再赐给帛、絮；各县县令要亲自检查祠物条令的执行情况，县丞或县尉要送物上们，食禄二千石的郡国长官要派人监察所属各县，发现不按照诏书办理的要责罚督促。汉景帝延续文帝的做法，成就我国历史的文景之治。汉朝三位皇帝的做法，历史评论就是“以孝治天下”，取得了我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成为我国各朝各代治理国家的榜样。
孝是选拔官吏的具体依据
历史上尧将帝位传于舜，舜在孝心上的表现占了重要地位。《史记》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舜的德行感化民众，：“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边器皆不苦窳(yu)，一年所聚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充分说明，舜德能感化人、能感召人。尧传位于舜，社会发展成就了民族的繁荣昌盛与人民的和谐相处。舜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以孝为标准选择的帝王。
《资治通鉴》记载，晋国的智宣子想立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虽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一是美发高大，二是精于骑射，三是才艺双全，四是能写善辩，五是坚毅果敢，但有一项短处是很不仁厚（这个仁含有孝、忠、廉、信四个方面的意思，汉朝将仁、义、礼、智、信归结为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后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与他和睦相处？如果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对此置之不理，最终立智瑶为继承人，结果导致晋国智氏宗族的灭亡和族人的灭绝。这就是选人不准造成的历史悲剧。
《资治通鉴》还记载因不孝罢免第一位皇帝的故事：昌邑王刘贺有罪，大将军霍光率领群臣奏明皇太后废除刘贺，原因就是一个不孝。刘贺不孝表现四点：一是身穿丧服，却无悲哀之心；二是废弃礼仪，在途中不按礼仪吃素食而是要肉吃；三是穿丧服，找女子陪宿；四是服丧期间，游戏取乐。不孝之君定会是无德之君，秦朝和隋朝两个短命王朝的灭亡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历史教训催生了最早的官吏选拔制度“举孝廉”，把“孝”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也成为历朝历代管理制度的共性，如清朝以前官员的丁忧制度、现代劳动法的探亲休假制度、现代干部对德能勤绩的考核，以及现在学校对德智体三好学生的评选标准。可以看出，从古到今选拔任用官吏，德都是放在第一位，均认同《孝经》中“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的说法。
历朝历代法律对不孝的制裁印证了“孝”的重要性
尧帝时要求用刑必须以德教为本——“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春秋时代，齐桓公与天下诸侯会盟于葵丘，拟定了共同纲领，其中第一条便是“诛不孝”，这是天下诸侯的共识。秦朝《吕氏春秋》，其中就有关于孝的论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在汉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殴打父母都要枭首，汉朝十罪中有规定“杀父母者，以大逆论，不孝者斩首”，隋唐之后刑律中都包括十恶不赦之罪（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在这十恶中有一半与孝有关。
从这些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孝对维护国家稳定与维护家庭和谐同等重要，对孝的管理也是执政者最主要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构建和谐家庭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础。
历史学家考证最早一个不孝案是秦朝告子案，其中记载“某里甲七伍，甲告曰。甲亲子：同是土伍丙不孝，谒杀，敢告，不孝者，斩首枭之。”记载历史上最后一个不孝的案例则是清朝的柳条案。
孙中山说：“只有讲伦理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包的道理，社会上不能没有孝”。我国《刑法》规定有“遗弃罪和虐待罪”，《继承法》中孝对继承权的取得和丧失作用更为明显。
因为孝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有最基础性作用，因此历朝历代法律对不孝者都严加惩处。法律中对于孝的规定，是为了调节不良社会关系，为了消除和制止危害人类生存的行为，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幸福，也就是说其目的是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自古到今，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中关于惩治不孝的内容，都体现了孝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青州孝文化研究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