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高华在论及国民党在大陆军事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共产党对它的成功的情报渗透有密切关系。”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一些如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一样长期战斗在敌后的地下红色特工，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代，却先后在镇压反革命、“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令人唏嘘。

多地地下党组织被称“组织不纯”

　　1949年5月南京解放，中共中央就因南京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政治背景又极为复杂”的情况，下达“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反运动中，一些地下党组织惨遭镇压。例如，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地下党组织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

　　四川地下党也遭到连续不断的迫害。解放前曾担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解放后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张文澄，1957年被批为“右派反党集团”头子，同案的前地下党成员谢予、卢光特、赵隆侃等约20人也被划为右派。因小说《红岩》而闻名神州的“双枪老太婆”，其原型陈联诗也被“劝退出党”，此后直到1960年她病逝前，连写了42份入党申请书未准。1982年才被平反，恢复党籍。

　　当时，广东、云南、湖南、福建以及南昌的地下党组织，滇桂黔边区纵队、琼崖纵队等等，几乎都被认定为“组织不纯”，一些发生问题或被怀疑有问题的地下党组织骨干，干脆被打为“匪特分子”或“恶霸地主集团”。

　　屡受毛泽东表扬的潘汉年冤死

　　潘汉年是党内地位仅次于李克农的红色特工，“文革”中也未能幸免。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中央情报部搜取国际的军政战略情报，处在第一线最敏感位置的就是潘汉年。潘汉年从各个渠道搜集关于日本动态的信息，多次得到中央的公开表扬，毛泽东曾让康生“给小开回电，写一个最大的好”。据说康生说，在电文里体现不出这个最大的好，主席说，那你就写“好好好好好”，就五个好。

　　1943年，潘汉年得到消息，汪伪军将有大规模扫荡根据地的行动。为得到进一步的情报，他曾秘密与汪精卫见面。这件事后来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1955年，毛泽东听取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发表讲话，号召历史上有问题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潘汉年提笔写了一份报告，要向中央说清1943年跟汪精卫会见的事情。

　　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以后一怒之下批了“此人不可信用”六个大字。接下来的日子里，潘汉年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审讯，而他被捕的消息直到3个月后才通过电台发布。此时，包括妻子董慧在内的数十名与潘汉年有关系的人已被隔离审查。

　　此后7年，潘汉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但他的案件被搁置了起来。1963年6月，被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0年又被判处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出党。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蒙冤去世。1982年8月被中共中央平反。

不愿为刘少奇作伪证遭受迫害

　　还有一些曾出生入死的“余则成”，则仅仅是因为曾与刘少奇有过工作关系，而他们又不愿昧着良心为刘少奇冤案作伪证而遭受迫害。

　　1967年10月31日，长期做地下工作的王世英已是肺癌扩散、半身不遂的垂危病人，但仍被身负“一个重要使命”的江青下令“监护审讯”。江青说：“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要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1968年3月26日，王惨死于监禁中。令人发指的是，即使在弥留之际，在吸着氧、输着液的情况下，王仍遭到逼供。曾领导华北地区敌占城市地下工作的刘仁因拒绝为刘少奇冤案作伪证，被长期关押和折磨，在狱中长期手铐不离身，并长期戴脚镣，1973年10月26日冤死于狱中。

“四人帮”倒台后，“文革”开始即被打倒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这位重量级的“余则成”曾对人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六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九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

（摘编自《新闻午报》《百年潮》《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