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农村调研途中，《山西日报》编辑毋凡打来电话：“你的稿子星期五见报，赶快发来四张照片吧！”“我们正在下乡途中，明天发行吗？”“行，明天上午我等你！”关掉手机，我想起了我学“照相”的那些陈年往事，虽说早已时过境迁，但它陪我一路走来真的不易，有过犹豫，有过徘徊，更多的却是高兴与快乐。

那是1965年，我被调到县教育局视导室工作。虽然分配在小学视导组里，干的却是通讯报道的事儿。前任留下一部名牌照相机，我却不会用。在团县委陈梦红的帮助下，我学到了一些拍照知识，也试着拍过一些新闻照片。第一次见报的照片发在《山西青年》刊的封二上。因成本过大，一般情况下我不多拍照。

调到县委中心通讯组后，组长王芳是个摄影家，组里还有一套洗相设备，边拍边洗，方便极了，自己也无须再摊成本。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却很快调到了《运城报》社。采访时也拍过一些照片，但效果都不理想，对摄影，我真失去了信心。

 到了“席张四清工团”，仍是负责写作与通讯，期间，拍了几张质量比较高的，特别是在东底张给杜官锁拍的那张“学毛选”照片，内容新，角度好，清晰度高，被《山西四清报》刊登在显著位置。此后，我就像“娃娃戴上了铃铃帽”，拍得多了，见报率也高了，真是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1970年3月13日，《山西日报》用三个整版加半个半版大篇幅地刊登了我主笔写成的安邑水泵社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先进事迹后，格外令人振奋，其中就有一个整版全部是照片，那是我和霍子江同志联手拍摄而成的。直到现在，里面的一些镜头我还记忆犹新。

随着时代的迅猛发展，社会上的数码照相机多了起来，我也花1500元买了一个数码相机。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装在口袋里，走到那拍到那，干什么拍什么，然后挑新闻性强的、质量好的发往报社；质量差的，留下查找原因。只要是比较重要的新闻和通讯，我都配合内容拍下照片备用。就像本文开头时说的“明天就发”就是我在采写期间拍摄的，只是没有和文字稿同时发出而已！

2008年8月，柴建良同志调到市广播电视局任局长不久，想让我到局里帮助培养几个写作人才。我说：“我是下苦的，培养不敢当。共同干，能行！”从此，我以“打工者”身份，和办公室同志一起摸爬滚打，为领导服务，为机关服务，从不倚老卖老。为了提高摄影质量，还自掏腰包花了近3000元买了一个“佳能A1000LS”的数码照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比原来的那个更好了。后来，我就和小原创办了《运城广电》杂志，一月一期，一期内文40页，彩页4页，彩页中还开辟了“摄影天地”，登载了许多照片，记得有稷王山发射中心的“书画选”，有人事科科长王俊的获奖作品，也有我的不少习作。拍摄中，还学会了“微拍”，比如春天的“含苞待放”、早春蜜蜂采花的“探春”、春天老树干上长出的“新芽”、夏天雨后西红柿上面的“雨露”，冬天花儿俏的“冬之春韵”等等，都是我使用微拍方式拍摄的，《运城日报》和《黄河晨报》也采用了不少。

为了加强和报社的联系，我按照他们的意见，于2006年就在电脑上安装了Adobe Photoshop7.0.1软件，学会了缩、放、裁剪、复制新闻图片，减少了报社下载图片的时间。还报名参加了《黄河晨报》的“拍客团”，经常为其提供照片。

当周围人群知道我还会照相时，就让我为他们拍老年照，婴儿照，夫妻照、一寸照，连拍带洗，比照相馆便宜几倍呢！去年二狗奶回河南老家前，就让我给她拍了单身照、和孙子二狗的合影照，当我把7寸照片递到她的手里时，她高兴极了。

老是老了，却爱旅游。旅游中，又爱拍摄山水、绿地、花草、人像……回来以后，立即使用软件裁剪后，就发到博客和QQ上了，一是自娱自乐，二是共同欣赏。

“写作和摄影，是我一辈子的爱好，也是我活跃在人生第二春里的两件法宝。”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