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王小学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那时，我才16岁，长得也瘦小、低矮，在气魄上首先就不像一个教师。但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好校长，一位好主任和一批年龄比较大的好老师，他们给了我当好教师的勇气和力量。

    几天前，我在街上偶然遇到李树森老师，问起当年我们在西王当老师的情况时，他大惊失色地说：“绝大部分去世了。如薛校长，翟录仙、马春夏、赵希钝、李存录、孙敬敏、李兆平、王乃敏、毕超林、李清、乔留锁、李子祥……；还健在的只有教导主任邵水云，吕自诚、吕志敏、杨翠生、我和你。除吕自诚外，现在都住在城里。”

我感慨之余，马上和迎宾饭店联系，决定第二天上午宴请他们。

    第二天，该来的五个人一个都不少，还加了一个后来才去西王任教的刘学基。一见面，邵水云主任就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想不到还有这么一次机会！”

    “在西王时，我还是单枪匹马，现在孩子都51了，起码50年我们没有见过面了！”杨翠生说。

    “一接到电话，我就在记忆中搜索着你的印象：一个身体非常瘦弱的小老师，精精干干的，不太爱说话。有次骑车去候村开会，我们几个女的都摔了个仰面朝天，你却连笑都不笑，从我们身旁骑着车子过去了。”吕志敏说。

    吕志敏的一番话，把我拉回到了当年的西王学校里……

    那里有一位好校长，叫薛联斌，低个子，大眼睛，对教师特别严格，却非常和蔼可亲。记忆中，他经常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讯问我的教学情况，并针对我的汇报，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反复叮咛我要到到学生中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掌握他们的动向，有的放矢地备好课；还要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一年后，我被借调到解于县委文教部工作，他又嘱咐我一旦发现别处经验，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告诉我。他的上进心特别强，在众多的校长中，算得上是个佼佼者。后来在文化革命中，错误地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但他反复申辩，“我一不反党，二不反对毛主席，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果然，不久就平反昭雪了。我在王范任公社书记期间，他偌大的年纪竟从百里以外骑自行车追到王范，反复嘱咐我“一定要善待农民，为农民多办事，办好事！”我在王范之所以能和农民摸爬滚打在一起，和他的反复叮咛与教导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个好主任，就是邵水云。身为教导主任，却没有一点架子。经常组织教师们听我的课，现场指导提高我的教学能力。我根据教学经验，总结了一份“教学词汇的做法”，她一方面积极向上推荐，一方面在本校推广，对我这个小小年纪的老师触动很大。我在班里办了一份手抄报，起名叫《先锋》，每每张贴出来时，她都要来到班里从头读到尾，并鼓励我：“很好，坚持办下去！”我觉得，在她的手下干，不但不知道什么叫“累”，反而精神百倍，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那里还有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好老师，而且对我这个小老师的生活照顾和体贴得无微不至。李树森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同代四年级语文。她处处帮助我，起到了以老带新的作用。赵希钝代的是六年级数学，也经常跑到我的房间里询问在算术教学中有无困难,并帮助解决之。特别是年龄最大的翟录仙老师，可以说既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母亲。她心灵手巧，对手工课很有研究。据说，能用纸叠飞机、作粉笔盒，会用泥捏人、捏马、捏大车……。当时，我还带着五年级的“手工课”，想让孩子们给老师们做些“粉笔盒”。她就先把我教会，我再照葫芦画瓢，俨然一对师生关系。记得武琴义等几个女生做得最好，既实用，又漂亮，受到许多老师青睐。三年困难时期，我又二次回到西王学校执教一年。翟老师经常把我叫到她的房间，给我烤土豆吃。不知咋的，吃起来特别香甜，原来它不仅散发出土豆的本来香味，而且加进了一种叫母亲的味道。1958年我要结婚了，全校所有领导和老师，都像给儿子或弟弟办喜事一样，牵马的牵马，点炮的点炮，搭帐的搭帐，端盘的端盘……至今我还记得为我牵马迎亲的是50多岁的孙敬敏和李树森老师！

    想起50多年前的往事，我觉得在那个集体里，领导与领导、领导与老师、老师与老师之间，似乎没有疙疙瘩瘩的个人成见，有的只是和亲密与和谐.就是在生活会上，也是一是一，二是二，不辟嫌，不护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这些，早已成了难以忘却的记忆，如果现在人与人相处能像那个年代的那个样子，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