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世上写母亲的作品或文章，到底有多少，无法统计，其中不乏名家之作。那些文字，饮水思源，颂扬母爱，无不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足可流传后世。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个极平常的女性，加上我又是一个更其平常的人，所以我写母亲实在是很难下笔。但我却忘不了我的母亲，尽管她老人家离开我已经整整九年了。

  我生性乐观，似乎从不知道世上还有"悲哀"二字。一九九一年七月十六日，母亲在兰州（三儿子家）因病去世，其时我正在武汉桂子山参加高考阅卷，接电报后当即请假同妻一道火速动身。然而，真正面对母亲的遗体，竟一声也哭不出来，因为我怎么也不能把“死亡”与心目中的母亲联系在一起。耳边仿佛还回响着她那单纯而几近天真的朗笑，眼前仿佛还活跃着她那忙忙碌碌的身影。直到我们兄弟几个来到兰州新黄河公路桥上，亲手捧着母亲那洁白似乎还散着余温的骨灰，一把把撒向黄河时，我才确切地明白，母亲真真切切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是宁波人，十几岁就嫁给正在外面学生意的父亲。从那以后直到她七十六岁去世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这次到黄河撒骨灰，父亲的本意并不是要借此送母亲回故乡，而是一种折中的主张。我的父母亲都极开通。母亲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头脑已有点糊涂，帕金森病折磨着她，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意外地清醒。她老人家几次拉着老三的手叮嘱，她一生没有为国家作什么事，死了把遗体捐献了吧。当时这种要求，在兰州很少听说。父亲是支持的，反倒是晚辈一时难以接受。再说临时也无法办理。不久，母亲溘然长逝，于是最后便有了“撒骨灰”的决定。这时，大家的思想才完全一致。因为，这既是一种新风尚，也是对阔别家乡的母亲的告慰。

从解放前夕直到1990年离汉去兰州，母亲一直住在武昌。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她的大半生岁月竟是与居民委员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直到现在，街坊邻里提起我母亲，都还十分敬佩和思念。他们亲切地称呼她为“殷（母亲叫殷雪琴）委员”或者“殷大姐”。母亲一生没有作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甚至连一个值得当今媒体炒作的“新闻”也没有，而且在我们填写过的各种档案表格里，母亲的职业永远是“家庭妇女”；但母亲的“不平常处”正在这里。现在还找得出几个像我母亲这样无怨无悔、全心全意、没有分文报酬，却把一生贡献给街道居民工作的人？即使在那整天讲“革命”的年代，几十年如一日满腔热情地为街道为群众服务的人也是不多见的。事实上母亲参加工作的机会并不少，那时社会鼓励妇女走出“小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洪流，街道办起各种工厂，母亲是居委会委员，还当过居委会主任，谋个职位或兼点职务，是很容易的事。据我所知，和母亲一道的委员们，很少不是这样作的（后来她们退休了都还领到一份退休金）。可是母亲总是说，指标让给别人吧，我们家还可以过。而且还说，街道工作也得人干，既然大家信任，还是就这样尽点义务的好。其实我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一家人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

  母亲参加街道工作时间很早，从解放初当居民小组长起到后来的居委会主任，一气干了差不多三十年。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为着生计跟着父亲东奔西走，饱尝生活的艰辛。后来，父亲有了一点积蓄，便和一些朋友合股，从重庆来武昌开了一家书店，母亲才算是安定下来。武汉解放后，母亲亲眼看见解放军的好作风，感受到人民政府的好政策，从心底热爱新社会。她读过高小，在当时的居民中要算“大知识分子”了。居民开会，干部常请她作记录或读报，她感到自己被人尊重，非常高兴。回到家里总是一边吃饭一边对父亲讲听来的“新鲜事”，她觉得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她无比信赖政府，对上面的号召没有不响应的。1950年底，她积极支持大儿子参军，1954年又全力支持父亲把书店交给国家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可以说从新中国诞生起，她便把毕生精力用于居民工作了。

居民工作是由一大堆鸡毛蒜皮的琐事构成的，母亲除了家务，几乎将其它所有时间为大大小小的拉杂事务忙碌。那时突击活动多，一时是除四害，一时是捐废铁，一时又是清洁大检查......母亲常常忙得不能好好吃顿饭。星期天我就多次在母亲带领下到外面参加大扫

除。有人问母亲，你把儿子也动员来了？她就大声地笑道，是啊是啊，学生只会读书怎

么行呢？

母亲忙得最起劲的时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那时，街道也在大炼钢铁，人人相信“超英赶美”近在眼前。母亲终日沉浸在兴奋之中，每天回家很晚。有天晚上十点多钟，她匆匆回来了，我问是不是还要到工地去，她却一迭声地说，“快快，把那几盒北京糕点找给我，她们都饿了！”我真有点不愿意，那几盒糕点是一个亲戚刚从北京带来、家里人都还没有尝过，现在一下子全要拿去慰问居委会的婆婆妈妈，未免过分！但母亲拿过糕点，明知我不乐意却只是笑笑说，这些嘛以后还可以吃到的，现在我们出钢第一呢！我看着母亲风风火火离去的背影，完全想象得出“炼钢炉”前她是怎样地开心啊。

母亲也有伤心的时候，记得有天晚上，她从外面回来，一句话不说，很不高兴。等到父亲回来了，她便诉说，"......为什么这样说我啊，我是为他们好啊......"父亲忙安慰她，但母亲最后竟然放声大哭。我在这之前可是从没见母亲哭过，我以为母亲是个没有忧愁的人。不久弄清楚原委，母亲去做调解工作，解决两家为过道闹矛盾的问题。谁知其中一家男的胡搅蛮缠，不但不听母亲三番五次的好言相劝，反骂母亲多管闲事，说了一堆难听的话。母亲尽量忍着，在回家路上越想越难过，终于有了这场大哭。事后，居委会的一些委员来了，派出所民警也来了，都劝慰她。过了两天，那个男的带着女人上门道歉，这时母亲反倒不安起来，忙给他们让座倒茶，笑道：“你们的事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气头上说的话，说了，过去了，就不要记它了！”母亲的大度使那家人千恩万谢地离去了。

母亲尽管忙碌，却极少因她的“公务”而耽误家务。每天总是起来得很早。扫地是她的第一项活动，几十年如一日。扫地可以看作是她“居民工作”的一部分。当时我们住的二层老式楼房的楼上，楼上楼下一个门出进的有上十户人家，如同一个大杂院。母亲总是从自家房里开始，接着顺着楼梯扫，一格一格绝不马虎，最后一直扫到大门口。等到有人起来，地早已扫完了。邻居们说，殷委员太辛苦了，每天还要为我们扫地！母亲笑着说，“你们都是上班的人，我没有事，扫扫地也是应该的嘛，再说这也是我的早锻炼哩！”扫完地，母亲去买菜，然后清理房间、生炉子、弄饭等等。通常上午忙家务，下午、晚上去居委会。时间长了，家里人都习惯了，我放学后也尽量帮着做饭什么的，好让母亲有更多的时间外出。

母亲就这样起劲地忙她的“事业”。如果不是“文革”，母亲的居委会生涯还会长一些。那场运动迫使母亲无事可干，因为她是一个“工商业家属”，由于父亲解放前开过三年书店，解放后就被划为“资本家”，于是母亲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那时她和很多人一样对许多事想不通，居委会也早瘫痪了，所以只好呆在家里。不久，父亲下放阳新五七干校，母亲自然也一同去了。当时新华书店的职工们分别住在农民家，母亲便为父亲和一道的同仁们做饭、洗衣服，大家都亲切地称我母亲为“陈嫂”。

那场“大革命”终于过去了，父亲恢复了原来新华书店的职务，不久便退休在家；母亲则无“政策”可“落实”，只是“陈嫂”又变作“殷委员”。不过，这时母亲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身体、精力大不如过去。头发几乎全白，人也消瘦，而且手发抖。矮矮的个子，颤颤地走在街上，随时会被风刮倒似的。她依然每天到居委会去，尽自己的力量为大家作点事。当时，居委会有一部黑白电视机，这在那时还是稀罕物，所以每天晚上去看电视的人很多，尤其放假期间的学生。母亲差不多天天晚上去值班，帮着卖几分钱一张的票，帮着维持纪律，回来总是很晚。母亲把那些门票钱一分一分地清好，再交给居委会，留作订报买文化用品开销。看着母亲年老体衰的样子，家里人都劝她不要再去了，母亲固执地说：“我还能尽点义务嘛！在家坐着不做事难受！”

不久，居委会调整换届，母亲的名字虽然还在候选人里，但街道干部事前已强调“年轻化”，所以母亲理所当然地落选了。这天，母亲开会回来，步履艰难，一句话不说，人也像一下子衰老了许多。原来，母亲事前并不知道这天改选，突然的落选对她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尤其是事后没有任何干部来做做工作，看望一下这位把一生的精力交给居民工作的老委员。或许在那些街道干部们看来，这是很小的事，居民委员嘛，年纪大了让让位，应当是对老太婆们的照顾。可是他们不知道，我母亲几十年来是把这没有几个人看得上眼的居民工作当作她的事业。后来，街里干部听到下面的反映，感到了工作上的疏忽，几次来家向母亲表示歉意和慰问，母亲的心情才慢慢恢复了往时的开朗。

这时恰好兰州的老三去深圳开会路过，见母亲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家里住房条件又太差，征得父母亲同意后确定二老去兰州定居的时间，不久他们实现了兰州之行！

    母亲的一生是如此的平凡，但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她的“不平凡”。

“花甲夫妻一生勤劳为助夫教子甘无职家务余闲仍为居民无酬服务三十载人讥真傻子......”,这是父亲1991年在母亲去世后撰写挽联中的几句话。父亲现在也已年高九旬，住在北京大儿子家。老人家对母亲怀着深深的感激，前不久执意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我想，这既是父亲对人生的一种豁达，同时也是对母亲当年遗愿的实践。

  黄河水滚滚东去，我曾在兰州“黄河母亲”塑像前久久徘徊。我想，“黄河母亲”的伟大在何处呢，不就是因为她是我们中华民族千千万万母亲那勤劳善良无私奉献的美德的象征吗！现在，母亲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我只能在心底呼唤着她。（陈仁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