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评《“九一八大案”备忘》

张友文

武和平新著《“九一八大案”备忘》（群众出版社2012年12月版）因在政法机关内部发行，发行量受限，故其史学价值、文学价值等不易被外界所知。实际上，这本“非虚构”之作含金量不菲。它以文学手法叙述20年前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大案”，虽非原生态记录，但也没有戏说历史、消费历史，而是在坚守叙事伦理和价值立场的基础上，再现当年侦破此案的真实情景，跟踪办案人员的成长和进步，剖析文物犯罪频发的原因，提出具体可行的应对策略，批判中华民族文化中的负面基因……堪称公安文学之翘楚。

如果说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侧重于“以人说案”、偏向“外”在地讲述案情之复杂和追捕之艰难，那么“新著”则大相径庭，实现了由“外”向“内”的转型，即由案到人，着力聚焦于人，且直击人物内心深处。

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所倡导的文学“自性”是针对文学之外的一切他性而言的，诸如政治性、新闻性、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市场性、集团性等，他们都是文学“自性”的对立项。“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步促进了文学“自性”的觉醒，文学不再受伦理纲常约束，紧接着“自性”又被“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所压倒。建国后，中国式的政治写作开始唱主角，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迎来文学“自性”的全面复苏。可是，如今原先主宰着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潮流尚未完全消失，强大的商业潮流又对文学“自性”产生了新的冲击，由此可见，传承文学“自性”任重而道远。在文风粗鄙的当下，一向对文字充满敬畏的武和平先生毅然决然地担起传承文学“自性”之重任，《“九一八大案”备忘》就是例证，单看书中的小标题即可窥见端倪，如“草蛇灰线”、“雾锁古都”、“惊鸿一瞥”等，或比喻，或象征，真乃“自性”满满！

走进文本，开篇伊始一个个待解之谜扑面而来，“我”为什么要祭奠文西山？文西山何许人也？荒塚足痕是谁留下的？……在叙述顺序上，是后发先叙；在事件的因果关系上，则先果后因，真可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文心雕龙·序志》）。窃以为，采用倒叙的结构，一是可以激发读者寻根索源的兴趣，吸引读者一路看下去；二是强化故事的神秘感，起伏跌宕，增强可读性和含蓄性。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会发现文西山一伙是一群江洋大盗。警方未锁定文西山之流之前，就开始与他们进行心智的较量，这场黯淡了刀光剑影的心理拼杀被武和平先生比作下棋。换言之，下棋是“我”与犯罪分子博弈的隐喻，形象贴切，文本文学性大增，而且这一隐喻贯穿文本始终。“我”通过与犯罪分子“手谈”来揣摩对方的心理，如“自幼曾背过吴清源大师的棋谱，深知你属先手棋，占尽了开局的上风，我只能以‘浅侵削略’法应手，在危局中靠意志和智慧一步步脱离险境，绝处逢生。”这一段意味深长，不仅为下文埋下了伏笔，而且喻示了侦破过程的曲折和艰辛。

惊天大案发生之后，警方旋即赶赴现场，才知遇到了“高手”，他们在武警巡逻、悍犬看守、探头密布等安防措施层层到位的情景之下竟能顺利得手，实乃“高人”。案发后，迅速明确侦查方向历来是破案的关键之所在！通过反复地“现场重建”和数个轮回的白热化讨论，加之换位思考和潜意识的心理分析，旷世盗贼的“心理画像”大致有了谱。凭借想象完成的“心理画像” 在侦破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大大地丰富了文本的文学性，因为想象性即文学性之一。

特别是四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归案后，他们的心理图谱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彼刻，武和平已进入了棋手的心理现场，探究其心理路径，与其灵魂进行多层次地对话与交流，并直击其心田最柔软的部分，敦促其忏悔意识下意识地流露，震颤人心，制造了非同凡响的艺术效果，使得文学“自性”尽情彰显。

《“九一八大案”备忘》作为一个“非虚构” 文本，注重理性逻辑被视为理所当然。可是，武先生却不时地注入一些非理性因素，如人民警察的直觉、犯罪分子的预感及认定的“天数”等。如果把这些不可能用科学理性解释的现象视作“虚写”的话，那么，诸如痕迹物证的勘察和走南闯北的调查取证、追逃及追赃则被视作“实写”，他能把两者拿捏得恰到好处，不简单！如果太实，则有拾《9·18大案纪实》的牙慧之嫌；如果太虚，又与“备忘”的主题相悖。驾驭文本“虚” “实”的能力是对作者文学功力的极大考验，武和平先生做到了，可喜可贺！此外，他并没有走宏大叙事的路子。可设想一下，如果他一味地为人民警察唱赞歌，通过颂扬他们舍小家顾大家的英勇事迹来向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献媚，则文本的文学“自性”会大打折扣，生命力也不会久长。

武和平传承文本的文学“自性”还体现在语言方面，如把“古城”比作“马达”，“破案”比作“创作”，“展柜”比作“少妇”等，比喻新奇别致。再如，民警大规模出动排查用“车辚辚、马萧萧”来描绘，增强了文本的文化蕴藉。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消费历史、解构宏大叙事甚嚣尘上，历史日渐失去昔日的庄严感、严肃感，但是，恪守党性、立场坚定的武和平先生并没有追赶潮流，紧跟消费主义生命本能的快乐原则，把“九一八大案”视作娱乐性、游戏性的素材任意杜撰，而是通过个人化的叙述，沉潜于生命的记忆，强调个体在历史中的真实到场，传递的是身在其中的某种亲验性，并以一种清澈的目光对此案作深刻的反思，不易，不易！

要言之，在文学泛化，文学与文化合流的当下，武和平并没有被乱象所迷惑，而是依然传承文学“自性”，让文学回归本位，且拒绝消费历史，这一点值得广大公安作家好好地学习。拉杂写来，谨此表达我对武先生的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