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办事”不改，公款吃喝难禁

公款吃喝，一度是部分人的“为官之道”。

 “很多时候‘醉翁之意不在酒’”，上海一名县处级干部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推杯换盏间可以拉近关系，揣度彼此，继而提出正规场合或意识清醒状态下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诉求。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广西一名县委书记坦言，真正好酒的干部很少，但为了维持“圈子”，有时候没办法不喝。甚至如果几个星期不参加这种吃喝，就会感觉被边缘化了。

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随着中央和地方持续开展转变作风各项活动，公款吃喝之风初步得到遏制。但受拉关系、跑项目、要资金等利益驱动，“酒桌办事”依然大行其道，有的干部对中央规定“左顾右盼”，心态复杂。

浙江磐安一名科级干部说，以前联络感情主要通过接待，如今不让吃饭喝酒，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应对。“各地执行‘八项规定’有紧有松，你不吃请，别人吃请，以后工作如何开展？”

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

此次采访，本刊记者的足迹遍及12个省市。据观察，会议研讨、检查评比带来的公款吃喝明显减少，但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最经常的公务接待活动仍然是吃饭喝酒。

一些地方干部坦率表示，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接待就是生产力”，话虽不好听，却是实在话。

江苏某县接待办主任说，上级部门分配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最“高效”的方式不是按部就班走程序，而是“两拨人喝顿酒，酒醒后事已成”。近一段时期，纯粹“务虚”的接待少了，但跑项目、要资金的接待不仅没少，反而有增多趋势。

安徽某县财政局局长说，资源分配与接待好坏之间的关联很强。政策资金给谁都可以，关键靠感情，而吃饭就是联络感情的手段。有时候电话汇报说不清楚，请上级来看一看、吃个饭，往往更能了解基层情况，加深彼此感情。

“什么时候财政部门门可罗雀，资金分配都按制度来，公务接待浪费就不存在了。”上述财政局局长说。

在记者接触的多位干部看来，“酒桌办事”效率高，是公款吃喝风难禁的重要原因。上海一名县处级干部说：“在中国，酒到位意味着关系到位，关系到位了啥都好说。”

山东一名镇党委书记说，接待上级和外地领导时最难办，万一接待不好，得罪了人，该有的项目和政策资金扶持也可能不给了。

“联络”上级靠吃喝，招商引资也离不开吃喝。“乡镇书记天天喝，只是来人不同拨。”广西桂林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如今招商引资是硬任务，各地优惠政策相差无几，很大程度上是“感情招商”。喝一次是认识，两次成朋友，三次变亲戚，喝到第四次基本上就能签订项目合同了。

吃？“说实话，我心里没底。”

“遏制公款吃喝和酒桌办事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当下中国是“求人社会”，求人原因大体有三：资源少、有障碍、需关照。求人方式中，以氛围宽松、礼节得体、啥都能说、距离拉近的“酒桌办事”广受推崇，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不改变‘酒桌办事’的社会生态，遏制公款吃喝难以持久。”张宝义说。

“大吃大喝是负担，没有吃喝有压力”

除了跑项目、要资金“必须吃喝”外，一些干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风气多年积累，形成了一定的心理惯性，吃喝既被当作工作方式，也被认为是感情交流渠道。“大吃大喝是负担，没有吃喝有压力。”

记者走访发现，多数干部认为中央号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来，喝酒少了，身体好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也有少数干部对饭局减少表示忧虑，害怕“淡了感情”，被“圈子”边缘化。

广西一名县委书记说，以前整天都有人张罗吃饭喝酒，有时候确实感觉要不断请人和被人请，自己才有“存在感”。

桂林一名乡镇干部说，在官场上，饭局是衡量干部地位和能力的重要标志。天天有饭局，说明这个干部能量大、关系广，往往会被领导评价为“能力强”，受重用。如果一个干部没有饭局，说明他没什么关系，往往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很难被领导看中提拔。

这名乡镇干部说：“现在饭局的负担少了，但心里的负担反而重了，交友圈子越来越小，今后怎么在官场上‘混’？”

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他们衷心拥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但中国是人情社会，请客吃饭由来已久，亲兄弟间还要请吃饭，何况是来了客人。“正常的公务接待还是需要的，我们反对的是奢侈的大吃大喝。”

但各种接待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有学者指出，政府官员的“优势”，部分体现在能够运用公款吃喝，可以混淆私人宴请和公务接待，可以小吃小喝也可以大吃大喝。这种优越感经年累月，演变成为一种潜在的官场文化。

“干部怕吃喝又怕没吃喝，背后是扭曲的价值观。”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说，有的干部和群众把公款吃喝当作摆谱、有面子的表现，实际上不是满足食欲，而是满足心理，深层次是文化因素，是积弊多年的潜规则。

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刘献指出，吃喝之风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心态与市场经济交换机制，渗透到党内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来，导致请客送礼庸俗文化在干部中愈演愈烈，再反过来影响社会风气。

“部分干部对于吃喝的‘心瘾’，已经是遏制当前吃喝歪风的‘文化性障碍’。”刘献说。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

还有一些干部，对于“横向”“纵向”各种吃请乐此不疲，他们的“酒桌办事”，主要目的是“拉帮结派，跑要帽子”。

“老实干部进步难，正常干部流动难，一线干部出头难。”江苏淮安一名乡镇干部说，基层干部压力大、责任重，但提拔机会很少，正常情况下很难纳入领导视野，所以有的人就想各种办法接近领导，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喝酒。基层干部中流传着这样的段子，“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树典型。”

有的地方选人用人机制不够公开透明，公款吃喝歪风背后，是干部选拔的不正之风。有基层干部说，当前干部选拔中，感觉有的就是提拔了“酒肉朋友”，提拔了“小圈子”里的人。对干部来说，机遇很重要，一晃可能机会就错过了，自然会利用吃喝送礼这样的“平台”维护一些关系，在关键时候“互相关照”。

另一名基层干部说，当前干部考核与选拔的导向仍以领导意见为主，下级占的权重不高，群众所占分量更小。如果这种局面不打破，酒桌就是一条拉圈子、要帽子的“捷径”。

刘献认为，当前干部选拔中的民主测评推荐，范围很小，造成了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干部。吃饭喝酒成了沟通渠道，很多在公众场合不能说的话，酒桌上都可以说，说了虽然不算数，但意思都已经到了。

酒瓶子还连着印把子

另有一些吃请，虽然未必用了公款，却同样浪费社会财富，侵蚀党风政风。

受访基层干部和企业家说，近年来国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了一些审批事项，缩短了部分办事流程，但各部门权力垄断、层层审批的格局未变，群众办事依然要靠“吃饭开道，喝酒提速”。

江苏一家经营实木橱柜出口的企业总经理说，去年他计划在当地工业园区盖一座厂房，一打听全部手续办下来要盖22个章，如果材料齐全，盖每个章要7～15天。但实际耗时远远不止。比如他找供电部门签字，领导不是开会就是出差，多方打点后拖了半个月才办完。“我是当地民盟成员，人头熟，跑了4个多月盖完了章，一个朋友没这么幸运，跑了一年多才办完所有建房手续。”

酒瓶子还连着印把子，中间有一条权力寻租链条。“原来的审批变成核准，再变成备案，看起来放权了，但收费并没减少。”上海一家民营物流公司董事长说，现在很多部门不是直接收费，而是通过服务外包。有的部门指定相关企业或公司提供服务，比如白蚁防治、消防安全等，“合不合格没人管，只要交了高额服务费，就能通过审核。”

这种“酒桌办事”，背后是正常办事流程阻塞，实际是行政权力滥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现在有一些中介专门替地方政府和企业跑项目、要经费，并从中间抽成，已形成灰色产业链。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也许很“合算”，但全社会成本呈几何级数增加。

“不仅是干部作风问题，更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艳滨说，“酒桌办事”背后是权力之手伸得过长，财政、国土、建设等部门拥有行政审批权和大量财政资金，县乡一级为获得资金和项目，往往采用吃饭喝酒送礼等方式。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不从制度上约束行政权力，公款吃喝即便风头被遏制，也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最终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吕艳滨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