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时期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大江法律服务网官网-www.flfww148.com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日子时，曾这么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孙中山)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级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帮助下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初，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

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

黄埔军校政治部从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国共决裂止，存在近三年，前后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

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任校长，构成三驾马车。

这是很有意思的权力架构，党代表是老大，校长是老二，政治部主任是老三，但是平时主要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政治部主任辅助；而政治部主任，在特殊情况下又可行党代表职权，可以当临时的老大。

廖仲恺、戴季陶都是国民党大佬了，而蒋介石当时还不算是。

廖仲恺是国民党元老，左派领袖，1903年9月结识孙中山，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后协助孙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1年5月，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廖仲恺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协助孙中山北伐。

因积极筹款支持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廖仲恺遭到反对北伐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囚禁，经夫人何香凝等人的积极营救获释。

此后，廖仲恺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廖仲恺任广东省长和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建黄埔军校。

1924年1月，廖仲恺任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工人部长，并积极筹备建立黄埔军校，任党代表。

一句话，此刻的廖仲恺在国民党中位高权重，绝对是核心人物。

戴季陶，又名传贤。早年曾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运动。

辛亥起义时，为保卫汉口，戴季陶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为光复上海，他又积极策划，勇打前锋，并在以后的护法斗争中因口诛笔伐袁世凯而被捕下狱，一时名噪江南。

可以说，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中，戴季陶是一员革命的干将、马前卒，因而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

戴季陶常追随孙中山左右，因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讲话记录下来，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国民革命要义》两本书。

五四时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曾参与由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翻译出版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在介绍苏俄政治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曾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戴季陶年轻时到过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一般相信，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戴季陶留学日本时与日本女子所生。

蒋纬国晚年公开承认戴季陶才是他真正的亲生父亲，可见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多么铁。

由于戴季陶对日本颇有研究，在那些年的十余万留日学生中，能够达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剖析阐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

戴季陶在《日本论》开篇曾说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戴季陶研究日本后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

戴季陶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

戴季陶虽然是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但是他是国民党右派领袖和理论家。

戴季陶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持有不同意见。

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是众望所归，也是各自政治势力的平衡。

而蒋不是校长的必然人选，当时至少还有三个人可以取代他：许崇智、邓演达和何应钦。

邓演达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忠诚将领，他从小就对广东籍的孙中山极为崇拜，14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不久加入同盟会，后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毕业后不久，被孙中山任命为新创建的粤军第一师少校编练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负责分批轮训军官。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在蒋介石等人掩护下脱险到达上海。邓演达及时潜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

1922年冬，孙中山调滇、桂军驱逐陈炯明，邓演达奉命联络第一师的其他各部，配合滇、桂军东下讨陈，自任前锋，重新占领了广州。

1923年春，粤军第一师重新整编，邓演达升任第三团团长。此时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乃调邓演达所率部队负责保卫大本营。

从这个角度看，邓演达当上孙中山卫队总指挥官时，他的政治排名远在蒋介石之前。

但是苏联方面不认识他，对他一无所知。

此外邓演达也是国民党左派，和廖仲恺关系也很铁，廖邓组合是除国民党左派外的其他政治派别不能接受的。

结果，邓演达只能安排在黄埔军校次要位置，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

不久，邓演达忍受不了政治排挤，离开黄埔军校，前往欧洲，后又前往苏联学习。

何应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黔军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1922年夏任云南讲武堂教务长。1924年春任广州孙中山元帅府参谋。

何应钦的资历也算不差，云南也是同盟会的老根据地，可是他在孙中山身边时间太短，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度不够，此外也没人挺他，但是他的无派系背景，还是让蒋介石任用他为总教官，从此他成为蒋介石的心腹。

在孙中山眼中当时还有一个更好的人选：许崇智。

不过作为粤军老大的许崇智，不为苏俄了解。

而江浙大佬张静江对蒋介石的大力举荐，成为蒋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最后一个关键砝码。

其实蒋成为黄埔军校校长是偶然中的必然：

其一，他有军事背景，但他当时不是军阀，故而具有一般军阀所没有的心胸与眼界。

其二，蒋一直追随孙中山，虽然不属于任何派系，但是长期侍卫孙中山，人脉不少，是各派争取的对象。

其三，蒋对孙中山忠心耿耿，据称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做了一件孙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

其四，蒋不属于任何派系，但是他的苏俄之行，使他成为共产国际为数不多的可以信任的同志。谁让访苏的代表团才4人呢？

其五，蒋对与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有自己的看法，比起只讲阶级斗争的张太雷、只懂中国文学的邵元冲更具现代意识。

其中最关键的是，在陈炯明事件中，蒋始终坚持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的坚定，给众多国民党要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共产国际和孙中山都选择了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党其他派系也乐见其成。

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黄埔军校教官，在蒋介石提名的17人中，只有张申府是共产党员。时年32岁、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第一人。

可是“莫逆之交”的戴蒋组合，破坏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生态。

开学不到一个月，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别。

戴主任戏剧性地失踪，黄埔军校师生甚感莫名。

其实是戴蒋组合不被国民党其他派系接受，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

而廖仲恺与蒋介石的私交不错，蒋介石的校长一职很胜任。

按惯例，资深的比后起之秀更有基础，但是戴季陶够义气，他将机会留给了蒋，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

戴季陶神秘失踪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

邵元冲，浙江绍兴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赴日本谒见过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回国，主编上海《民国新闻》，其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袁斗争，并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机要秘书，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1923年，受孙中山指派，邵元冲与蒋介石一道代表国民党赴苏俄考察。

邵元冲是旧派文人，他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真的当成一个教授职位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和党代表廖仲恺很少打交道。

邵元冲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任务是每个星期由小汽艇送到岛上来作几次政治演讲，讲完后夹上公文包匆匆离去。

邵元冲所主持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其实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工作的书记，成了实实在在聋子的耳朵——摆设。

政治部是不能当空架子的。

失去了邓演达协助的廖仲恺，将希望放到了共产党方面。

廖仲恺经同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决定请共产党方面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这位最早执教黄埔的“红色教官”，早年与陈独秀、李大钊来往甚为密切，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编委之一。1918年12月，三人还曾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后来陈独秀交给张申府一项新的任务，让他到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展中共党员。在欧洲的三年里，张申府介绍了后来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周恩来、朱德入党。

张申府进入黄埔军校源于与蒋介石的相识，据张申府回忆：“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

当时国民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与中共开展党内合作，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张申府通晓英语、德语，加上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

为了办好学校、培养自己未来打天下的栋梁之才，蒋介石曾请求留学西欧的黄埔军校学生入学考试面试主考官张申府(共产党员)，要他举荐一些国外学习的优秀人才到黄埔执教，蒋介石其实是希望张申府可以接任。

不料，张申府似乎没有理会弦外之音，他爽快地开列了全是共产党人的十五个人的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第二是周佛海。此外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

1921年春，张申府在巴黎时，介绍了23岁的周恩来加入中共，成为中共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小组成员。

当廖仲恺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也决定派周恩来去黄埔军校接任这一职务，并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接到张申府的推荐信后，当时还在法国的周恩来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来。

张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廖仲恺立即答应寄路费。

说实话，黄埔军校地处广州郊外，实在是个生活艰苦的地方，此外，黄埔军校内部派系林立，大部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不愿去蹚浑水，情愿在国民党中央谋取一官半职。

张申府虽然是黄埔军校第一位中共教官，也介绍了一大批中共人士进去，但他自己在黄埔的时间并不长，任职一个多月就“开小差”了，于1924年6月19日离开黄埔，当时由他举荐的周恩来还没回到广州。

张申府回忆说：“等到开学后不久，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名才能发表，可是蒋介石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校便发布了。还有那种习惯了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

张申府的出走一方面是对蒋介石不满，另一方面也与此时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共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

这个革命化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当时“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

这引起国民党右翼的极大不满，甚至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孙中山也同意在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反应强烈，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

周恩来来了，开始在政治舞台施展才华。

1924年9月初，周恩来抵达广州，对黄埔军校表现出极大兴趣。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后，将政治部从广州市迁进军校，并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使军校政治面貌大为改观。

黄埔一期学生刘天回忆说，周恩来到广东之前，“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还只是一个地方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是很聪明的，他看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

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来接手后，逐步使之完善。周恩来聘请了不少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

周恩来在黄埔发展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支部。与此同时，他还利用自己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中共领导的学生军。在叶挺的协助下，周恩来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了另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这些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骨干。

周恩来建立健全了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团员，使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势力有了长足的发展。

随着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中共党员人数由占学生总数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左派师生。

为加强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从第一期学生队中选调了李汉藩、杨其纲、蒋先云、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

针对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大搞曾国藩、左宗棠治兵那一套，周恩来也搞了一套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分量，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并先后请来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熊雄等中共党员任军校政治教官，还请来罗易、聂荣臻等中共党员任政治部秘书兼教官。

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周恩来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重与爱戴，潜移默化地为国共分裂后的中共情报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1月下旬，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组建起的黄埔学生军投入东江战役，彻底消灭陈炯明军阀部队。

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协助蒋介石、加伦将军在前线指挥作战。

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奇挂名代理。

卜士奇，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学都称他为“老大”。

卜士奇曾任加仑将军的翻译。

东征陈炯明时，他和加仑将军及邵力子、蒋介石生活在一起。

蒋经国在俄期间曾得到卜士奇的照顾。

卜士奇挂名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间，由于其他工作繁忙，很少到军校来，军校的右翼孙文主义学会与左翼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情绪日趋严重，直到个别人开枪行凶。

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应廖仲恺请求，派包惠僧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包惠僧在1921年7月曾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包惠僧在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前，曾兼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

包惠僧工作一向四平八稳，小心谨慎。

包惠僧把黄埔军校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这样把学生每日的时间掌握得很紧，使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的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

这样的安排，让对立的学生几乎没有时间打架。

就这样，在包惠僧主任的竭力维持下，黄埔军校内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也没有闹出大的乱子。

随着第二次东征战役的进行，前线急需政治工作人员，包惠僧被调任东征军第3师党代表。从此，包惠僧离开了黄埔军校。

包惠僧调任东征军第3师党代表后，黄埔军校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当时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代理。

邵力子的资历也很老，他参与了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邵力子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仍是一名共产党员。

虽然如此，但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很深。

邵主任在黄埔军校主持政治工作，除了作一些非讲不可的政治演讲外，其他的一些事情多推给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处理。他处理与黄埔军校师生们的关系时常采用“中庸”之道的方法，但是这个信奉“中庸”的邵力子后来成为了蒋介石的铁杆粉丝。

在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邵力子录用了一大批朝鲜人。

1926年春，朝鲜人金元凤带领朴孝三、朴建雄等17名朝鲜义烈团员，通过在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任副官的朝鲜革命者孙斗焕(化名孙建)的关系，找到当时在上海秘密主持黄埔军校招生的陈果夫。

金元凤一行抵达广州后，带着陈果夫的介绍信，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转呈校长蒋介石。

经过简单的入学考试，金元凤等人全部被录取为军校第四期学员，金元凤化名崔林，被分配到步兵科学习。

在军校学习期间，金元凤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优秀的领导才能。因此在1927年1月军校毕业后，他被留校担任政治部少尉教官。

当时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的还有金山、金奎光。

金奎光，1898年生。早年在朝鲜参加学生运动，曾被捕判刑两年。1923年到中国，入广州岭南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党委派至黄埔军校，任第四期入伍生队教官。1926年初起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留守广州部队排长、副队长、连指导员。1927年12月率朝鲜人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组织朝鲜“创一党”。

邵力子随蒋介石北伐后，熊雄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熊雄原名祖福，早年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3月离法赴德留学，并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又与周恩来、刘清扬、萧三等人发起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正式改名为共青团)。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国，就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在广东革命政府举师东征时，熊雄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协助主任周恩来工作。东征胜利后，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虽说主任一职由邵力子代理，实际上，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是由熊雄主持。

熊雄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先后邀请了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等到黄埔军校作报告。

毛泽东到黄埔军校作报告时，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当时的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是国民党新兴势力一文一武的风云人物，彼此相见都有惺惺相惜的敬意。

毛泽东在黄埔军校的初创工作中，曾与恽代英一起秘密负责上海考区的招生工作。他也曾是黄埔军校上海考区的主考官。

在黄埔前四期，当时的蒋介石也频频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及来穗的各省省党部书记到黄埔参观讲演，具体操办的就是熊雄。

因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身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此时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也受邀到黄埔军校讲演。

蒋介石亲自到大门外码头迎接。把毛泽东部长接到校长办公室休息片刻后，又亲自引路陪伴，全体师生起立致敬后坐下，蒋介石也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端坐恭听。

讲演结束后，蒋介石起立带头鼓掌，全体官生亦起立鼓掌，经久不息。

后来，蒋介石又设宴款待毛泽东，并亲送其至船码头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