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之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特务、土匪非常猖獗，他们不仅经常发动叛乱，还不断地制造各种谣言。尽管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整套党政权力控制体制，但社会上人心浮动，城市与农村的治安相当混乱。针对敌特土匪破坏活动日渐严重的形势，1950年3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但新政权百废待兴，西南华南许多地区尚未解放，财政金融混乱，经济恢复的任务相当繁重，加之还要进行的土地改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非常之谨慎。对于土改，毛就明确提出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他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

毛泽东强调“不要四面出击”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 会议提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什么不是镇压反革命，毛解释说：“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毛泽东还提到，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因此，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至少不要使他们反对我们。

建国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多次安抚资本家，要他们安心生产。1950年1月，刘少奇在天津同安子文等谈话时说：“现在（资本家）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毛泽东也对上海的资本家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同样，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也批评了那些妄图消灭资产阶级的观点，“我们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根本不知道《共同纲领》为何物。很多同志不是和资产阶级合作， 而是和它作对，打击它；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让资产阶级不得其所。结果把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情况非改变不可。”

针对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厂、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有所作为，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力争团结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既是一种斗争策略，也是联合政府性质的新政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足半月，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同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敏锐地发现抗美援朝为解决国内问题带来的良机。

毛泽东指示镇反“不要浪费时机”

对于是否参加抗美援朝，毛泽东是经过了反复思考、多次犹豫的。聂荣臻回忆：“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时部队已经开到鸭绿江边，邓华同志的先遣队已经做好过江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后才下了决心。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苦心的。”胡乔木也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抗美援朝虽非毛的主动选择，但他却看到了这场战争带给共产党解决国内问题的良机。毛一改在镇反运动中的谨慎态度，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毛认为，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刘少奇说得更直白，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及其联合国军的大举卷入，原本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特务分子以及各种不满中共政权的旧势力散布的各种谣言，更是在许多偏远地区和农村造成民众的惊恐不安。有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反攻大陆”之类的政治谣言甚嚣尘上，这些谣言的传播者主要是会道门、土匪、小商贩，这无疑促使中共增大镇反力度，进而取缔一切会道门及帮会组织。

随着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在毛泽东的推动下，镇反运动很快就跃出了法律的框架，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至1953年底，经过了三个阶段的镇反运动，按毛泽东后来的说法，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取缔，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同时，毛泽东对于新政权的性质以及对知识分子、资产阶级都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政策。

对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建国之初，中共虽然把资本家列为团结的对象，但从意识形态出发，他们仍然认为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借助抗美援朝的政治氛围，中共对资本家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对于民主党派及接受过英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中共是将其划入资本家阶级的。毛认为，他们具有亲美、崇美的本质，这很容易走向共产党的反面。中共中央开始利用这次机会， 尝试着对这些中间派及其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引导、政治熏陶，乃至思想改造。

1950 年12月29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刊载了他的旧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以清理资产阶级思想为目的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则标志波及全国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的展开。

正当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发动之时，毛泽东又相继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内部以及党政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级工作人员。中共中央认定：造成贪污、浪费的最大的祸根，是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化影响的侵蚀，是“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的结果，强调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

“三反”运动开展后，很快发现私人资本家偷漏税，乃至于偷工减料以牟取暴利等情况，这为打击资产阶级提供了机会。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明确指示：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 分辨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五反”的斗争矛头实际上指向了整个资产阶级。运动中，把整个资产阶级归结为“本性恶劣”、“血腥残暴”、“贪得无厌”、“无耻透顶”的一群。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从1952年 1月起，开始连篇累牍地炮轰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这场运动中，许多资本家对他们的前途感到绝望，失去了在行业中继续经营下去的信心。大批资本家因走投无路而自杀，即使像卢作孚、冼冠生这样爱国守法的资本家也未能幸免。“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的资本家还未见有具体的数字。据学者杨奎松的统计，仅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自杀的资本家就达876人，平均每天几乎都在10人以上。

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还与抗美援朝期间强烈的反美气氛有关。这时，美国自然是新中国最大的敌人，为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克服崇美、恐美以至亲美的思想，提高仇美、鄙美、蔑美思想，宣传克服民族自卑、自馁以至奴化心理，提高民族自尊、自信、自傲心理”，中共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美宣传。

“仇美、鄙美、蔑美”的“三视”教育

在抗美援朝运动的进行中，“三视”教育内容包括：美帝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必须仇视美国；美帝在本质上是最腐朽的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必须鄙视美国；美帝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貌似强大，本质虚弱，是完全可以打败的，必须蔑视美国。

“三视”教育于抗美援朝期间迅速在全国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恐美心理和崇美心理是“缺乏民族自尊心的糊涂思想和错误认识”，亲美心理则是一种反动的、奴化的思想，都必须坚决扫除，不许存在。据学者侯松涛的研究，这一过程中所勾勒的“全新”的美国形象可概括为：其一，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打劫起家的两头蛇”，“是中国人民的吸血鬼”，美帝的侵略是“伪善”的、“杀人不见血的侵略”，因此，美国“是我们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最凶恶的敌人”；其二，“作为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魁首”，美国是“世界上最反动的、最野蛮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屠杀人类的老窝”，因此，它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是“世界的反动中心”；其三，美国是最为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特务、流氓、强盗的国家”，美国是“狗的天堂”、“人的地狱”、“疯子的天下”。美国人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不愿作战。美国的科学研究正在走向末路。总而言之，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

“三视”教育清除了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使美国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文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成为“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在当时的中央领导看来“三视”教育的意义远在单纯的战争动员之上，它逐步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这是一个无价的收获”，因为“这种侵略毒素不是一天侵入的，是长期的不知不觉迷惑、麻醉侵入的”，它成功激起大陆民众对美国的仇恨情绪，为中共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舆论准备。“三视”教育运动所形成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直到1972年，中国政府宣布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中国的普通群众“在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当他们在报刊上看到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握手言和”的时候，他们普遍感到惊愕，以致目瞪口呆。

学者沈志华认为，抗美援朝使中国“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与此同时，朝鲜战争将中国更深一步地推向了苏联一方。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中共也越来越向苏联靠近。

斯大林指示中共1954年成立“一党政府”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会议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政府委员、副总理和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分别占一半或一半以上，多党合作执政的政党体制开始确立起来。对于这种有别于苏联体制的人民民主专政，斯大林怀疑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担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可能执行亲英美的路线，因此向中共施加压力。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苏联只派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参加，而没有派苏联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前来祝贺。两个月后，毛泽东赴苏访问，苏方也有意冷落，使访问出现曲折。

随着抗美援朝的推进，毛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转变，对苏联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1952年，他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同年10月，刘少奇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斯大林提出：现在可以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选举与通过宪法可以在1954年进行，如此还可以解决政府存在的问题——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不能够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政府。

很难说来自苏联的建议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的决定。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严厉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右倾观点”。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宪法提出了“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宪法未对政权性质作是“统一战线”还是“一党”的表述，但选举出的政府最高决策层的领导人——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均是共产党员。会议产生了新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而原代行最高权力机关职权的政治协商会议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为“向党委和国务院提意见并加以协商”的非权力性多党派商议机关。一届人大在法律意义上宣告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结束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意志。

（参考资料：《毛泽东文集》、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三视”教育》、刘建平《当代中国史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