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蒋介石、宋美龄、蒋纬国在台北（来源：时代周报）

今年5月（2009年），台湾桃园县政府以观光为名开放当年的“军事管制区”—慈湖，并在此解密了当年的“最高机密”—“国光计划”，曾经的残酷争斗又真切地映入眼帘。“国光计划”是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秘密制定的“反攻大陆”计划。本文以台湾最新解密的史料为基础，以组织最为严密的“国光计划”为核心，展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的政治军事较量。

伺机反扑：种种计划层出不穷

新中国成立以后，自1953年起，大陆实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到1957年顺利完成。大陆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提高，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58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1959年至1961年，大陆又发生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由于中国历经数十年的战争洗礼，经济发展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加之解放后的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大陆政经形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

据国民党陆军段玉衡少将称，在1950年至1954年间，台当局致力于防卫台澎金马，巩固“复兴”基地，创造有利“反攻”形势。在这期间，台当局并未制订详细的“反攻大陆”计划。而在大陆出现天灾之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嗅到了可乘之机，积极在台秣马厉兵，伺机反扑大陆，各种计划纷纷出炉。在“国光计划”正式启动前的五六年间，台当局共制定了凯旋、中兴、联战等作战计划。在1955年至1956年间，蒋介石指定陆军“副总司令”胡琏邀集“国防大学”及实践学社教官若干人组成小组，研拟对闽粤“自力反击作战构想”，蒋介石也曾听取简报一二次，此为蒋介石反攻作战的开始策划阶段。

1957年5月至1958年4月间，蒋介石又令“国防部”遴选优秀军官30余人，以任务编组的方式编成“中兴计划室”，全部人员由“国防部”各厅局干部兼任，并由“参谋本部”常务次长曹永湘兼任主任。下设作战、后勤等处及若干作业组。后蒋介石又指示陈诚成立督导小组，专门听取该计划室简报。据时任该计划室处长的邢祖援回忆，该计划制订了详细的作战策略，包括一般战备、特种战备、登陆后作战及反攻时机假设等内容。

1958年4月至8月间，台当局又成立“联战演戏计划作业室”，该计划室基本全部接受“中兴计划”的人员与档案，仍属临时编组性质，由“副总参谋总长”余伯泉担任主任委员、蒋纬国担任秘书处主任。但是，该计划室的性质却完全不同，主要是制订与美军联合作战计划以“反攻大陆”。该计划对美军完全公开，更邀请其参与有关计划的讨论。在作业上，也参照美军联合两栖作战范式，来制订两军联合两栖登陆作战的程序。邢祖援认为：“此种作业一面具有教育性的意义，一面也转移美军的注意力，使其认为国军的反攻大陆计划，系以共军为假想敌的一种训练、测验之目的。”该计划并未有急迫的时间性，仅有二三次由余伯泉向蒋介石报告。

对于这一系列的“反攻计划”，蒋介石基本上只是应付附和，基本上是做做样子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反攻计划”。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是极机密的事情，不能让美国参与其中，尤其是在美国不支持其“反攻大陆”的情况下。因此，这些只是骗美国人而已，希望借此转移美国的注意力，并争取到大量的美援。

最高机密：“国光计划”启动

1961年7月11日，蒋介石在日月潭召见“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参谋总长”马纪壮时表示：“建设台湾为的是反攻大陆，否则我可以不干。当前革命形势对我有利，过去在台12年，虽有机会，但没有现在的形势有利，再不奋斗打回去，则决回不去了。”蒋介石还分析到，“现苏俄与北韩结军事同盟，南韩形势不稳定，东南亚寮国（台湾称老挝为“寮国”—编者注）与苏俄勾结，3个月内，东南亚一定有事，欧洲半年内也将有事。大陆灾情严重，社会很乱，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裂痕日大”。“国光计划”主任朱元琮也认为，在民国55年（1966年）前后数年，应该是台湾反攻登陆的适当时机。在这样的考量下，为了真正研拟“反攻大陆”的相关作业程序，蒋介石开始思考启动最高机密—“国光计划”。

1961年4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县大埔小湾秘密成立临时任务性编组—“国光作业室”。蒋介石指派朱元琮将军兼任主任，并调集陆海空三军优秀作战军官31人、士官3人参与其中。

蒋介石对“国光计划室”寄予厚望。在该计划仅仅成立3周的时间里，即率领“参谋总长”、“三军总司令”视察大埔营区，并听取简报。在1961年至1972年的12年间，蒋介石共主持会谈听取简报97次。其中在1961年至1965年的5年间，蒋介石共听取简报81次，其中1963年至1965年三年都达到20次以上。而且，由于参与该计划的工作人员生活相对辛苦，为了安抚这些国民党军中的精英，国民党当局给予“国光计划”工作人员十分优厚的待遇。蒋介石在听取第二次简报后，便指示“参谋总长”彭孟缉每人每月发津贴2000元新台币。蒋介石对该计划室工作人员亦是十分礼遇，据朱元琮回忆，蒋介石对作业室工作人员“只有鼓励，从无指责，并以‘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其中，当忘利害之虑’相策勉”。

根据台“国防部”的军令，海陆空三军司令部分别成立光明作业室、陆光作业室和擎天作业室，以协助完成“国光计划”。而三军作业室也有相应的执行任务部队，并将任务加以细化，其中陆军包括“光华”、“成功”和“武汉”作业室，“光华”负责反攻第一阶段的登陆作战，包括建立滩头阵地和立足战区等，而“成功”侧重于第二阶段的建立攻势基地，主要负责华南战区，“武汉”则是专门负责特种作战；海军有启明、曙明和龙腾作业室，“启明”主要是指63特遣部队，“曙明”指64地面部队，而“龙腾”是指金门防卫部和95、71特遣队；空军有“九霄”、“大勇”等作业室，分别指空军作战部和空降兵作战部。

据披露，“国光计划”包含“敌前登陆、敌后特战、敌前袭击、乘势反攻、应援抗暴”等五类26项作战计划、214个参谋研究案。据段玉衡将军回忆，由于美国力阻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蒋介石提出，先持续三四天炮击，诱发炮战，蒋向世界宣布大陆向台湾挑衅，这便成为台湾发起“反攻大陆”的借口。然后，台空军开始反制作战，并在数日后展开登陆。蒋介石还声称，“美国协防条约中并没有规定不准我反攻”。此外，所有计划都详拟到师的任务层级。以“国光一号”为例，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建立滩头阵地，主要是以两栖作战方式，动用一个陆战师，由舰至岸运动，在将军沃突袭登陆；第二阶段是建立立足地区，根据后续部队的情况，计划动用8个步兵师，在30天内占领泉州至漳浦地区；第三阶段是建立攻势基地，又分为3案指导进行，大体是攻取漳平、龙岩后，或攻南平，或梅县、兴宁、潮汕，或先攻取南平再攻梅县等地，预计共动用14-16个师，在登陆90天内完成。

同时，为了验证反攻计划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国民党军队也进行了数次兵棋推演和实兵演练，包括紧缩装载、快速下卸、商船舣装、渡海测验、空降多载演练等。在国民党军队逃台后，士兵的数量下降，精神状态不佳，加之美援的武器装备并不能很好磨合演练，因此在军演中常常出现车毁人亡的事件，其中以1965年的惨剧为甚。1965年6月24日，在台湾左营桃子园外海进行了模拟登陆演习中，有多达5辆两栖登陆车被海浪打翻，数十人丧命。

该计划有严格的安保措施，据称当时“国光作业室”设有保防官，有特殊而严密的保密规定，即使同属一处的参谋，如果不是奉命参与同一计划的制订，也不能询问或打听相互承办的计划，所以相互之间根本不知道所研究的内容。

保蒋困蒋：美力阻“国光计划”实施

上世纪50年代，美国虽然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驻有军事顾问团，美海军的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游弋，给予台湾大量的军援装备物资，并协助训练国民党军队。但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坚决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认为国民党反攻大陆不仅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因此丧失台湾这块基地。

因此，驻台美军和情报人员极尽所能地搜集相关的情报，希望发现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蛛丝马迹，并加以阻止。据朱元琮将军回忆，美国也曾风闻蒋介石的“国光计划”，并暗中进行侦探。1951年7月上旬，在一次酒会当中，美国顾问团团长戴伦突然询问台“参谋总长”彭孟缉，为什么台空降团及陆战队不按年度计划训练，且兵工厂日夜加班修理武器？在同年的8月9日，美顾问团的成员不顾台宪兵的阻止，硬闯属“国光计划室”中位于三峡阳明营区的“成功计划室”查看，并派直升机飞抵上空进行盘旋侦察。同时，美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舰只，密切跟踪台湾外岛的补运船只，而陆战队的美籍顾问还每周清点两栖登陆车的数量。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记者会中公开表示，台湾如果“反攻大陆”，需提前与美国协商。而据驻金门的王多年司令官在1965年1月4日报告，美国务院在金门派驻一个707小组，直接与美国务院保持联络，如台有“反攻大陆”的动作，美国务院便采取阻挠行动。在同年进行的“腾海二号”演习中，台一个陆战师在澎湖登陆，美顾问团连忙派29人赶到港口及演习地点进行仔细观看，而且派5人随同国民党军舰查看。

为了掩盖“国光计划”，蒋介石指派余伯泉主持台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朱元琮认为，也是为了争取美国更多的军援，“巨光计划”提出如二战中诺曼底登陆般庞大的反攻计划，“提出的战备需求实在惊人”。当然，仅仅是演戏的“巨光计划”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蒋介石对此也仅是听听而已，不曾有任何的“指示”，“那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海战大败：“反攻计划”搁浅

在“国光计划室”成立之初，蒋介石曾下令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反攻作战的一切计划与战备整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反攻大陆”的行动被一拖再拖。直至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蒋介石终于拍板定案，决定“反攻大陆”。1965年6月17日，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召开名为“官校历史检讨会”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决定进行“反攻大陆”。据称，当时所有军官都留有遗嘱，以示死战之决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在“八六海战”及乌丘海战中惨败，准备长达五六年的“国光计划”在即将出生前流产。1965年8月5日下午5点钟，台湾当局为探测美国和大陆的态度和战力，国民党军队由左营秘密派出“章江”和“剑门”号（刚从美国接回四五个月，性能良好）两艘舰艇，运送十几位特战人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在任务完成后再将其秘密接回。为了凸显对此次行动的重视，国民党将其命名为“海啸一号”，特别成立了以海军“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为首的5人督导小组，并进驻左营进行督导作战，而战术指挥也是史无前例地由将级军官胡嘉恒少将担任。该计划除呈报台“国防部”外，还将其专送陆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以及驻基隆的海军62部队。为了欺骗大陆的雷达系统，这两艘舰艇先是绕道到香港外海，然后再向北行驶，让大陆以为是香港的商船。

然而，国民党军队的这一系列举动早被大陆的情报人员和雷达侦知，并将其锁定。8月6日凌晨，“章江”和“剑门”号进入解放军的埋伏圈，两军随即发生海战。在人民海军的猛烈攻击下，“章江”和“剑门”号先后中弹沉没，舰上近200官兵丧生，“剑门”号舰长王韫山被解放军俘获。而闻讯赶来营救的国民党空军和舰艇到达时，见到的只有两舰漂浮的碎片和油污。这就是著名的“八六海战”。据称，蒋介石闻讯之后大发雷霆。蒋介石“八六海战”的伤口尚未抚平，“乌丘海战”的大败又接踵而至。1965年11月14日，国民党运送补给的舰艇被解放军伏击，国民党“永”字号炮舰被击沉。至此，国民党海军受到解放军的重创，海上优势荡然无存。而这两次海战对蒋介石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年迈的蒋介石再也没有“反攻大陆”的信心和勇气，开始逐步放弃“自力主动反攻”战略，开始调整为“攻守兼备”、“待机反共”的策略。

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光计划”也开始慢慢淡出蒋介石的视野。1966年2月，“国光作业室”更名为作战计划室，改由作战次长督导，编制仍为四处一室，但将原属联五的“巨光作业室”改编为作战计划室的第二处，将原来第二处敌后作战业务并入第一处，而原业务管制则移入第四处，工作人员额定军官48人，士官3人，但副主任减为3位。1967年10月20日，为配合台“国防部”的精简政策，该机构工作人员减至36人。同年12月1日，为加强保密工作，减少参与攻势计划的作业人员，“国光计划室”大幅缩减下级单位人员编制，由原来的207人缩减为105人。蒋介石听取简报的次数也大为缩减，1970年以后，蒋介石再未听取过汇报。1972年7月20日，“国光作业室”被彻底裁撤，并入台“国防部”作战次长室，存在长达十几年的“国光计划”亦被束之高阁。

华而不实：“国光计划”注定失败

虽然台当局将“国光计划”形容为“最完备的反攻准备”，但是仔细检视该计划，似乎并不是国民党形容的那样完美，其中很多的因子注定了“国光计划”不可能成功。

第一，两岸实力的差距和得失民心的程度决定了国民党“反攻大陆”永远不可能成功。时任台湾“副总统”的陈诚坦承，当时台湾的“国力”只能支持初期登陆作战，登陆作战后便要以战养战，即以3个月的准备，打6个月的仗。朱元琮认为，这“实难做到”。

第二，“国光计划”的保而不密致使大陆对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了如指掌。虽然国民党当局将“国光计划”列为最高机密，但是，据前“海军司令”叶昌桐回忆，当时一位负责保密防护的官员告诉他，才刚刚开完会简报的案子，第二天中国大陆就透过广播公开。叶昌桐也认为，泄密到这种程度，登陆军上岸形同瓮中之鳖，根本不能打。而著名的黑猫中队在飞赴大陆上空进行侦察任务时，竟然能听到飞行员的父亲喊话的声音广播。

第三，国民党对美援的过度依赖严重掣肘该计划的实施。时任“光明作业室”主任的王河肃承认，“若无美国的武器装备和经济支援，以当时台湾的能力与大陆对抗，其成功率为几，不难获知”。而时任“启明作业室”主任的吴文义少将指出，“在作业期间最感困难的事，是计划所用兵力后，支援作战的能力感到不足”。在突击登陆时，所需的登陆小艇如LCVP、LCM及登陆运输车LVT-4等多数不能满足突击登陆需要，而美国为了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刻意不向台当局提供这些装备。

半个多世纪的烽火硝烟已经一扫而过。回首两岸历史，深感和平的宝贵和时间的轮回。当前，两岸关系已经迈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理应珍惜和平发展的美好机遇，通过建立政治互信、加强交流交往，最终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