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书院--大江法律服务网官网-www.flfww148.com

据安邑县志第十三、十四卷中《响当坟》记载：元末明初，有一百姓，善风水，世居运城以西。其子羡慕父术，屡求葬地，不答。直到其父病危，问之，乃曰：“恐怕你无福。可于我死后，抬棺至西北方五十亩地内，遍游之，绳断之处即葬地。见有铁冠者过，乃下葬之时。但殡后百日不能离家，则贵不可言。”言毕气绝。子遵父嘱，在五十亩地内抬棺遍游，果然无故绳断，但铁冠者未至，不敢下葬。忽风云大作，盆雨倾注，适有行人头顶铁锅而过，遂欣然下葬。此后，子不出户庭半步。至九十九日夜，子忽思：“次日款待亲戚，酒礼未备。天明已足百日，当无妨忌。”于是，凌晨赶至运城。城门未开，便卧地等待。此时，城内御史梦见有一白发者告曰，接驾、接驾，如此反复数次。御史惊起，开城门观之。只见一孝服者卧于城门之外。询之，不言。又问，子才实言相告。御史大惊。恰在此时，又闻城西北葬地鼓乐喧天，象是后端即将登基之举，便惊。遂带兵马追其葬地，掘其墓穴。果真白气一道，直入云际。闪烁之间，似见乘马者多人升天而去。御史惊叫：“好险，好险，河东竟有这等风水！如果不是掘墓及时，我朝必将亡矣！”为此，遂在此地筑起“九峰山”、万岁碑和历代帝王祠等，意在镇压河东正气，破坏河东风水。

这个传说，虽属荒渺，但传者甚像。于是，河东百姓便寄希望于这块“风水宝地”，期望在此地建造学堂，育出一批“秀才”、“举人”和“清官”来。

（二）

“兴学”的期望终于实现了：明朝正德九年（1514）春，河东百姓终于通过集资这个方式，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起了一座“河东书院”。

据《河东书院》碑记：“正德甲戍春，御史安阳张子仲修，巡盐河东，官史革愆，商民胥悦。夜读书，昼诲诸河东生，乃从官师之请，作河东书院于路。于是，诸车人、店人、牙人愿献木石及力，诸工师愿献能，诸园薮愿厥植。乃选义士命理，乃筑堵周七十雉，乃作‘先门’三稳南面，北渡石桥，‘仪门’三稳，又北，‘讲经堂，五稳……”碑文告诉我们：当御史张仲修顺应本地官绅儒生，计划兴建学堂时，许多赶车的、开盐店的、作生意的、当经纪的，都愿意献出木材、砖石、钱财和劳力；许多能工巧匠愿意义务做工；许多务农种树养花的愿意献出土地、树木和花草。于是就挑选了几位正派的人士具体负责承办建校事宜。

河东书院座落在运城西北五公里处，今大渠办事处院内。据县志记载，原面积较大，占地30余亩，有学田40余亩，座北朝南。主要建筑顺着中轴线自前至后，其它建筑，两边对称。从中轴线向北，前有先门、仪门、讲经堂，堂前台阶上建有卷棚，台阶旁是两棵桐树，桐树外是松树，台下还栽有许多松柏和苦槐。在堂的东西两边建有五间房舍，相向而对。东叫“崇义斋”，西叫“远利斋”，还有两个“碑亭”，分别在两斋的南端，面南而立。在斋的背后建有花墙，和仪门之墙相交。仪门东边，有个“东号门”，是面南的。向北走，有“东上号门”、“东中号门” 和“东下号门”，再往北走上东序。在它前边有三个号房，都是面南的。自这门转路登上台阶，都有树木夹阶陈列，下边是楸树，中间是槐树、上面是桐树，在台阶背面是两棵梨树。台阶周围种着茨柏。在“仪门”西边，有“西号门”，是面南的。沿西号门往北走，有与“东号门”规模体制一样的三座门，再北还有两个门，门前左右各有揪树。五间面南的“退思堂”建在中轴线上“讲经堂”之北，“退思堂”的北面，是“四教亭”。在堂东偏南下边的，是向西的“左曲房”，它后面是管文件人住的房子；在堂西偏南下边的，是向东的“右曲房”，它后面是勤杂工友住的房子。在西墙的西边有四排向东的单人住的小房间，叫“西蜂房”；在东墙的东边也有四排向西的单人住的小房间，叫“东蜂房”。在中轴线上“四教亭”的北边筑有一座土木结构的楼房，称为“书林”（又名“藏书楼”），楼上中间是祭祀三晋名贤的神堂，两旁是藏书的房间，楼下有个象块圆形玉石的水池，叫“环池”。池内种莲，还可划船，是个“天光云影”的风景区。环池北是“乱石滩”。滩的北边是“九峰山”。山间中峰上建有“仰止亭”，便叫“仰止峰”。山东面叫“杏坛”，山西面叫“桃源”，山旁掘有砖井，叫“源头”，山下有四洞，可由前山曲折通往后山，洞叫“游仙”。“莲池”在山的后麓。山上怪石嶙峋，重峦叠嶂，树木茂密，云雾缭绕，所以左山叫“豹变”，右山叫“风鸣”。前人登临藏书楼，有“怪石攒成九叠屏，层楼上倚六符星”之句。就是指“九峰山”而言。“环池”的东边是“石榴园”，建的亭子叫“日新”；西边是“葡萄园”，建的亭子叫“月种”。这两座亭的背面栽有松树，亭前有围绕菊花畦的篱笆，背松拥菊越过篱笆就可以观山玩景。在山北的西面有亭，叫“悠然”，它的后面有个“牡丹园”，亭子叫“丽景”；再往后有个“纫兰园”，亭子叫“余珮”，园子座东向西，亭子座北向南。另外，还栽了许多竹子，通过竹园的小路，可以达到山的深处。在山北的东面有亭，叫“绿猗”，它的后面有个“荼縻（这个字应该还有个草字头，读mi）园”，亭子叫“微风”，再往后面有个“籍草园”，亭子叫“一般”，园子座西向东，亭子座北向南。从“仰止山”后，经过青杨林荫道往北走，就到了“游息亭”，再往北走，就进入“百果园”。这座山的北边东麓和西麓，都有砖井槐亭，用水车汲水，从山两边流过，南流通过源头井，再往南汇流到“乱石滩”，再往南汇流到“环池”。环池的东南和西南都设有水闸，东西两条水路，各流经蜂房、厨房、号门流到方塘，两流又汇于石桥，两边方塘又可向北流，灌溉山后各个园林和百果园。可见，整个书院门庭庄严，斋殿巍峨，讲堂宏敞，碑亭傲立，园林清雅，小桥古朴、环境优雅、风景宜人，真可谓河东一绝。前人咏诗一首，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河东书院的胜景：

胜地幽深草树新，

开先卜筑待居邻，

山连华岳环三晋，

水带黄河见七津。

剩有琴书期自得，

不妨鱼鸟月相亲，

诸莲径竹多风日，

坛杏宫芹与暮春。

(三）

河东书院的所有堂、斋、亭、园，不但布局讲究，风格清雅，而且一堂、一斋、一亭、一园，甚至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碑一石，都与儒家的教育思想连在一起，起到了“文以载道”的作用。学生们进入“先门”，就想做个有道德的人；瞻望“仪门”，就会端正仪容；视碑石，就会使人对以后行为怀有惧敬之心；居住在斋舍里，就会静心寡欲，洗心从善；进入“崇义斋”，就检查自己思想是否正确；出了“远利斋”就考虑自己行为是否违法；登上“讲经堂”，就会刻苦读书；来到“退思堂”，就会思己行为，防止过失；站在“四教亭”，就正心诚意；抬头望山，就以仁为乐；低头看水，就以智为乐；看到两边的“蜂房”，就想到怎样修养思想、做好事业使它正确而恰当，仁者不忧，知者不惑，义者不错；“日新”的含义是忠，“月种”的含义是顺，不失忠顺才能表现出岁寒松柏不凋的气节；所建“松棚”，就是教育人永远向松树学习，以松为明，保持松树的风格；过“乱石滩”，意在使人勇于接受挫折和困难的考验；登上“书林楼”，就会使你不断攀登，追求知识、探索真理；游览“杏坛”，以追述古代，鉴古谱今，汲取经验教训；访问“桃园”，就会想起陶渊明渴望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在“悠然亭”休息一会儿，想想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千万不要干那些违背社会和自然规律的傻事；在“丽景亭”会看到大自然对我们的良辰美景；在“绿猗亭”会想到造物主给我们的奇珍异宝；在“微风亭”就看到气象万千、变化不息的宇宙，感到自己知识贫乏，天地间许多奥妙等待我们去探求；在“余佩亭”，看看兰草，就会立志做个品端学优的人，以自己的言行熏陶别人；“藉草园”内，棵棵小草装点大地，你就会想到只要对大家有贡献，即使做棵小草也很好。只要能象上面所说的那样，那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排除各种干扰而休息了，所以，“游息亭”建在后面。人很象各种树木花草，都要有个结果的，所以“百果园”建在最后。

从此可见，河东书院的所有堂、斋、亭、园的建设与题名，不仅显示了它的用途、特点和内容，而且都具有深刻的含义，起到了文以载道的作用，使每个学生时时处处都能受到有益的启迪和深刻的教育，这充分体现了设计者和造物者的匠心与苦心。

（四）

河东书院自建成到停办先后经历了明朝、清朝、民国三个朝代，共423年，是原河东地区三朝最高学府。

据县志载：明万历八年，张居正奏毁天下书院，御史李廷观急改“河东书院”为“三圣庙”，才免遭劫难；万历十三年御史赵楷更名“崇圣馆”；万历十六年御史吴达可又更名“育才馆”。清初恢复“河东书院”，清康熙十年（1671）御史布舒熊一洒重修。康熙二十年御史黄斐再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河东道吴匡将其改为“河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又将其改为“省立第二中学校”（1911-1934暑假）；旋又改为“省立运城中学校”（1934年暑假——1937）。1933年增设高中部，是一所高、初中具备的完全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于10月间奉令停办。这时初中部已编至五十三班，高中部编至第五班。河东一带沦陷后，校舍被日军占据，后被焚毁。至此，三朝学府仅存“藏书楼”。其它建筑物已荡然无存，“九峰山”已成废墟，但假山、石桥遗迹可辨析。现为市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五）

河东书院还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数百年来，英才辈出，人文蔚起。革故维新，继往开来。辛亥革命，播下火种。五四运动，急起响应。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学生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景定成等就在安邑创办“教育会”，宣传革命思想，河东中学堂的学生颇受熏陶和启迪。因而，同盟会策划起义光复运城的许多活动都以河东中学堂为基地，学生运动在我区萌发最早，为后来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孕育了革命种子，培育了革命先锋，成为河东革命策源地。

1925年，中共太原支部派王鸿钧、崔锄人到运城发展党组织。他们深入二中开展学生运动，先是组织学生反对阎锡山盘剥群众的房捐税，后又成立了运城“涉案后援会”，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在斗争中，学生祁金兰、乔子甲、王月春、冯天祥等4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这是运城地区的第一批中共党员。

运城地区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也创建于二中，时间是1926年春，名称是中共运城支部，书记是二中学生祁金兰。同年7月，中共河东支部干事会，也在二中成立，支书仍是祁金兰同志。

1927年，二中学生运动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们不但发起了第二次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而且走出学校，到工农中去宣传共产主义，开展革命斗争。在当时，轰动晋南的有两大斗争：一是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二中党员王月春等人在省委特派员郭巨才、河东特委冯彦俊的领导下，联络从太原返乡度暑假的同学，在猗氏县胜利地开展了反对劣绅刘廷训、资本家王万年侵吞“五卅后援会”捐赠的援沪款800元、破坏反日运动的斗争；二是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1927年7月，安邑旅运学生在二中党员冯天祥和省委组织部长王鸿钧等的领导下，发动了驱逐安邑县长郑裕孚的斗争。整整闹了一天又半夜，吓得郑裕孚交出现洋四千元和部分金银财物，并悄悄化装逃出城外。

1934年暑期，“山西省立第二中学”改名为“山西省运城中学”。校名虽易，传统犹存。校门两旁的墙上就写着这样一幅楹联：上联是，滴自己的血，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先，都不算好汉；下联是：悲人类的灾，悯人类的难，人类的疾苦共相关，爱人爱物爱世界，才是好青年。学校制定的校歌歌词就是：“皇皇运中，历史悠长，四方学子负笈来，人文尉起为栋梁。明理知耻，发奋图强，大家要忠勇，莫彷徨。负起时代使命，挽救民族危亡！”，因而，运中师生的思想更为活跃，他们成立了社会科学联盟；开展了反对会考斗争；发动了几次学潮；组织了“一二·九”游行；欢迎红军东征；举行悼念鲁迅活动；宣传西安事变情况；还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运城地方队部；尤其是发动了声势浩大、震动全省的运中抗日学潮。“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运中的救亡活动达到了新的高峰。全校师生组织了歌咏队、服务团，四处演出，慰问伤员，动员战士英勇杀敌，教育人民参军参战，在运城方圆几百里播下了抗日的火种，难怪河东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谚：“要革命入二中，要敢干入师范！”

是的！书院——二中——运中，的的确确为我党和革命培养出了一批高级人才。如，冯彦俊，曾任河东特委书记，山西特委书记；王月春，曾任河东特支干事会宣传委员、猗氏县党的最早负责人；祁金兰，曾任河东特支干事会书记、夏县最早的县委书记；王炯，曾任太岳区秘书长；王迪康，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秘书长；陈皓，驻朝武官；任景龙，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