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山禅城区敦厚村一间面积不到15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租住着一对30来岁的男女。在外人看来，他们俨然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男的白天在工地上班，女的在村口卖水果，时不时能见两人相依偎着去买菜逛街。就连他们自己，也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另一半，手机通讯录上对对方的称呼都是“老公、老婆”。
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一对搭伙又搭床的“临时夫妻”。两人在老家都已结婚，独自外出打工后难耐寂寞和对性的渴望，最终走到了一起。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称，我国已有十多万农民工在异乡结成了“临时夫妻”，其中包括许多将配偶留在家中独自外出打工的已婚农民工。有人开始担忧，如果放任这种性伴侣关系疯狂蔓延，真正的受害者将是处于更弱势地位的打工女。但有婚恋专家对羊城晚报记者说，“临时夫妻”现象已经不单单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消失已不可能，还会逐渐增多。
连日来，记者走访佛山多个城中村和外来工群聚地发现，临时夫妻并不鲜见，他们或同样身份卑微，或同样苦苦度日。让这些男女游走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真爱，比如慰藉，又比如性……
实录1
逃避家暴，漂泊到异地重拾温暖
敦厚村是佛山著名的城中村所在地，在这里，聚集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2011年，31岁的林凡作为众多外来工的一员，只身从四川广安来到了佛山。对于来佛山的原因，林凡淡淡地说：“婆媳不和。”长期的争吵和厮打终于在丈夫的一记耳光后画上了句号，林凡哭着跑出了家门。第二天，她回家收拾行李，头也不回地走了。
起初，林凡落脚广州，但在大城市林凡感觉难以生存。“工资不高，开销却大。”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来到了佛山，并很快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两天后，她拖着行李来了。
因为没读过多少书，林凡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经老乡介绍在一川菜馆里做清洁工。在这个过程中，她认识了现在的男人陈建。
2012年6月的一天，陈建和几名老乡到林凡打工的川菜馆吃饭，林凡在做清洁过程中听到这桌男人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在聊天，于是林凡上前和他们聊了几句。就这样，黑黑壮壮的陈建给了林凡第一印象。之后的日子，陈建几乎每周都要来吃一次饭，久而久之，林凡和陈建也熟络了起来。在私下的聊天中，双方都得知对方已经结婚，但这却并没有影响双方的发展，两人感情逐渐升温。
林凡坦言，最初的时候，自己时常会觉得内疚，觉得对不起丈夫，但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当初之所以会和陈建在一起，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尊重和爱护，而这些都是在自己丈夫身上感受不到的。”不过林凡逐渐感觉到，陈建和她在一起，更多的是为了性。“他是一个对性极度渴望的人，我私下了解过，他在认识我之前经常会去找小姐。和我在一起后虽然没有再去找过，但每周三四次的性生活是少不了的”。
林凡曾多次服用紧急避孕药，还做过一次人流。每次想到这些，林凡又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和家庭。“但我又能怎样？我已经大半年没和家里通过电话了，四川那个家已经回不去了，我想着再这样和陈建过一段时间，如果他还能继续对我好的话，我明年过年回去就和丈夫离婚，让现在这段感情不会显得那么龌龊。”
实录2
离开丈夫，与另一个人做起了夫妻
26岁的叶青是贵州省正安县人，2008年在重庆和丈夫李强结婚，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没过多久，李强去了东莞打工。“有时候一个月都不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也不寄钱回来。我只是一个女人，一把屎一把尿地带女儿，好辛苦”。
女儿10个月大的时候，叶青将她交给父母照顾，独自一人来到东莞找李强。但此时的李强像变了个人似的，对叶青爱理不理，甚至对其拳脚相加。叶青说，到后来李强干脆不干活了，“经常在外‘沟女’，找我要钱，心情一不好就对我施暴。”叶青说，有一次李强对她大骂后，直接将其推进了河里。这让叶青彻底死心，她决定离开这个男人。
在这期间，一个叫杨志的男人对叶青关怀备至，总是在她伤心流泪的时候及时出现。杨志和叶青都是贵州人，都曾在西樵的一间陶瓷厂打工。2011年8月，杨志和叶青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两人在南海西樵租下了一间房子，过起了夫妻般的生活。2012年春节，叶青和杨志一起回老家过年。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2012年10月，叶青生下了一个男孩。正当“夫妻”俩享受着儿子带来的幸福时，10月22日中午，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叶青打开门后惊讶地发现，丈夫李强愤怒地站在门外，身后还有两个男子。“我们是警察，怀疑你重婚，需要你协助接受调查。”就这样，叶青和杨志被带走了。
今年年初，叶青和杨志分别因重婚罪被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记者26日联系叶青时，她说他们拘役已满，被放出来了。“我已经和丈夫离婚了，以后还能不能再和杨志一起还不确定，现在最要紧的是好好照顾我的儿子。”
走访出租屋内临时夫妻“正常化”
在禅城区的季华路旁，也有一处城中村——华远村，因为房租便宜，聚集着大量农民工。25日晚上，羊城晚报记者来到这里看到，只见华远村内菜场、超市、诊所一应俱全，俨然就是繁华都市旁的一个小世界。
对于临时夫妻现象，房东何伯称已经见怪不怪了。他告诉记者：“去年年底，一对男女到我这来租房，女的25岁，男的30岁，登记完身份证我就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单间，只有一张床。”何伯说，当时看他们经常出双入对，有时候还会以“老公、老婆”相称，所以开始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小夫妻或是情侣。但有一天晚上，楼上突然传来吵闹声，事后才知道，原来是男子的老婆找上门来了。“他和那个女的竟然不是夫妻！”何伯说，男的当晚就被他老婆揪走，而那个女的第二天也匆匆搬走了。
在南海桂城的一处小区里，一间复式套房被房东改成了一个个隔间，并标上ABCD的字样，租给不同的打工者。26日晚10时，羊城晚报记者来到这里，称想租房，于是房东热情地招呼起记者。
“这里都住了一些什么人啊？”“都是附近上班的人吧，都是男女一起来的。”在攀谈过程中，记者看到一位打扮时髦的女子上了楼，据房东介绍，这个女的每晚都要来找上面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两人和夫妻差不多，有时还手牵着手出去买东西。“这个男人是有老婆的，不过不是这个女人。”房东小声地说。
反思 “临时”二字几多无奈
有专家就说，如果伴侣能在身边，恐怕没有人愿意去做临时夫妻，“临时”二字，是挣扎，是无奈，这些都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记者注意到，在某网站组织的一次《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现象,咋看？》的调查中，42.4%的被调查者选择“理解！长期两地分居，很现实的社会问题”；24.1%的被调查者选择“反对！不道德也涉嫌违法，增加社会隐患”；32.6%的被调查者建议“为他们提供探亲、夫妻房等人文关爱”。
羊城晚报记者在采访和翻看相关案例中发现，在这些所谓的“临时夫妻”中，支撑他们游走在法律和道德边缘的原因除了孤寂难耐、找个人照应外，生理的需求成为让他们在一起的最主要原因。
在广东，原省计生委主任张枫说，广东有3000万农民工，很多人由于不能解决性生活问题，长期处在“饥渴”状态。但是，这种以性为基础的感情是很危险并脆弱的。记者发现，“临时夫妻”中，不少都出现过意外怀孕染上性病等问题。加上双方或一方有自己的家庭，一涉及钱和前途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分歧，甚至大打出手。
南海法院一名法官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临时夫妻”确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群体，该院每年都会审理不少离婚和重婚的案子，其中不乏因为“临时夫妻”引起的。
建言 政府要创造团聚机会
国家二级婚姻家庭咨询师、广东省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副会长温馨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临时夫妻”这一现象大多出现在老乡群体里，比如在同一间工厂上班的老乡，因为大家都不愿住宿舍，所以出来租房住，又因为某一对互相看对眼，进而变成“临时夫妻”，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
她表示，社会必须承认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不要当作是否道德或性开放的问题。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比如要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提供双职工就业的机会。从政府到政策，都应该为外来工群体创造合家团聚的机会。这样就不会随便找个人结成“临时夫妻”了。杨 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