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毛泽东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最后共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67人判处无期徒刑，9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42人判处死刑。
批转东北局的报告，亲自抓“三反”斗争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1951年，毛泽东的警告言犹在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就开始在党内滋生和蔓延。毛泽东决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党、政、军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展的第一场针对自身的反腐倡廉的运动。
东北是中共最先夺取政权的地区，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党的一些干部，在物质和金钱的诱惑下，便开始纷纷败下阵来。1949年，在沈阳市就有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的赃款竟达5亿人民币（指旧币。1955年3月1日发行新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同时，新政权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官僚衙门的习气也十分盛行。
东北局书记高岗最先看出东北存在着的腐败现象。1951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极有针对性地作了《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
毛泽东通过阅读高岗的报告，敏锐地觉察到，东北问题对于全国既具有典型性，更含有普遍性。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地的电报时指示：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公开提出：“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这时，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泽东在阅读这些报告后，更加确定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心。这种决心在他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告的批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说：“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在阅读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的报告后，他的心情更是难以平静。报告中列举的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前任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犯罪的事实，触目惊心。
毛泽东亲自抓“三反”斗争，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必须向中央提供“三反”报告，以便让中央作出比较，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1951年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薄一波和安子文作动员，要求中央所属各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务必把群众发动起来，开展揭发检举和坦白交代，1952年1月10日前必须向中央交出合格报告，如若不然，“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指出，不管什么人，“手上不干净的，一律撤职，撤职后不给饭吃”。薄一波还当场宣布对三名领导干部“撤职查办”的决定。当日会散后，各单位连夜开会，元旦的那天，各部部长、副部长参加完团拜会就立即回去布置运动，谢绝了所有的娱乐活动。
毛泽东对中央直属机关的动员十分满意，元旦刚过，他便在一份报告中向中央局及分局等党的各级领导推荐，指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而在具体部署上，他要求尽快进入实际的斗争中去，把学习文件的时间缩短到四五天，在十天之内就要把斗争开展起来，并及时将情况报告上来，否则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妨碍运动的，都要撤职查办。
毛泽东不主张在“三反”的发动阶段，给群众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办。他指出运动的重点是那些管钱管物的单位，“无论党政军在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迫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都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
时至一月中旬，“三反”斗争的进展，还是不能让他满意，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还没有完全揭露出来，毛泽东着急了，立即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运动之所以发展不平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党内有人担心，揭露出那么多的贪污分子，会不会使基层组织瘫痪，对此，毛泽东却毫不担心，他说：“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要求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并亲自审阅、修改、批转各地报来的“打虎”计划
从1952年1月中旬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
所谓“老虎”是当时对贪污犯的通称。当时给“大老虎”定了六条标准：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以上且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
毛泽东同意六条标准。1月23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2月4日，他又在《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他在一份批语中说：“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他亲自审阅、修改、批转各地报来的“打虎”计划。如此严厉督责，全国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打虎队”，由那些积极性极高的队员们专门负责搜寻、清查、批判“老虎”。
华北军区在运动中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在5天的时间内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贪污款额总计为65亿。
毛泽东认为，凡属管理钱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斗争的注意力当然要引向这些部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那些用钱不多的机关，如宣传、教育机关和民众团体，就没有”大老虎“，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是糊涂的。他的意见已是十分明确，“打虎斗争”包括所有领域和单位，没有任何单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显示，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占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8个贪污，其中1个村干部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已够上“小老虎”。毛泽东抓住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斗争引向高潮，他说：“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
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清查真假，严禁逼供
在全国性的“打虎”斗争中，由于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自然使各单位争当先进，惟恐落后而受批评。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赶，也就免不了逼供，于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许多假“老虎”，无形中伤害了好人，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偏差。
毛泽东也关注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他一面强调进度和指标，一面又在不断地调整政策。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还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当时，鉴于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们贪污的金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下，考虑到扩大教育面，中央研究决定对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处分。在对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上，毛泽东也主张更宽大一些，在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的处分外，他还特意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最后共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67人判处无期徒刑，9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42人判处死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