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云回到自己的家，门前的坝子长满野草，一棵橘子树早已死亡，连枯萎的树叶都不见了。推开房门，一件家电都没有。一些桌子板凳凌乱地堆在客厅正中央，零落的床铺早已布满灰尘，浓重的霉味扑鼻而来，厨房只有空空的炉灶，连碗都没有。

    长年离乡打工，被荒芜的不仅仅是家。20年过去了，王善云不但没有为自己攒下多少家业，连妻子也跑了。尽管到了退休回家的年龄，他却不能像城里人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于是，有媒体记者给他们这类日渐老去的打工仔取名为：打工裸老族。

　　他们渐渐老去 留城回乡两茫茫

　　打工20多年，在城里没有办养老险，60多岁了，只能回家种地

　　开县汽车站，20年前，王善云就是从这里出发去打工。

　　许明早打工25年，过年回家与亲人团聚是她最高兴的事。

　　王善云今年61岁了，他是重庆开县长沙镇人。1992年，王善云到广东深圳打工。

　　1992年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因那一年，如今有一批企业家被称为“九二派”，也从那一年开始，一个口号开始流行：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

　　在很多打工者的日历中，1992年底1993年初，正是他们打工生涯的开启时分，如今，就是他们的“打工20年”。

    　回家之困

　　父亲埋在这里

　　我以后也要埋在这里

　　回家之后干什么？王善云在老家还有三亩地，现在是妹妹和妹夫种着。他打算回家后种油菜、水稻、玉米和地瓜。“种地是把老手，从小就做起的事情，不会忘。”20年没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王善云对自己种地的本事还是信心满满。他打听到，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也像城里的“公家人”一样有钱领。

　　2011年，重庆开县作为“民心工程”之一的农村养老保险实现了全覆盖，这让他回老家多了一些信心。尽管农村人的养老金比城市人少许多，而如王善云这种农民工则连这微不足道的养老金获得都很困难。

　　“从社会公平角度讲，不应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甩给农村。”去年7月，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但事实上，因为缺乏养老保险保障，老无所依的上一代农民工不在少数。从城市回到福利较少的农村，生老病死都意味着风险自担。

　　昨日，重庆晨报记者给王善云打电话，他的号码还是显示为“广东深圳”，交谈当中，他的口音，时常不自觉地更换为重庆腔调很浓的“川普”。他已经决定，过段时间再下深圳，工作一年两年，为儿子结婚挣点钱，然后，不好找工作了就回开县老家，继续种地。

　　大年初一这天，王善云赶到镇上，花60多元，买了香，买了纸。他给他的父母去上坟。

　　“祖父埋在这里，父亲埋在这里，将来我也要埋在这里。”王善云伫立坟旁，早春的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山村的静谧似乎能让时光掉在地上，哐啷作响。

　　家庭之伤

　　钱没挣多少，

　　家散了，孩子没管了

　　2013年这个春节回到开县，王善云要见很多人，老乡、亲戚、还有他的两个外孙。他去了外孙家，给了两个孩子一人100元，没有在那边吃饭，因为女儿女婿也在深圳打工，没回来过年。

　　王善云回家要见的人当中，并不包括他的妻子。当年，老家穷，“交换亲”很普遍，王善云的妹妹嫁给了他妻子的哥哥，两家都免了聘礼。妻子小他15岁，也来过深圳几次，住几天就走了，出租屋客厅里的一张单人床挤两个人很辛苦，妻子不停抱怨“深圳东西太贵”。

　　2007年，妻子提出离婚，态度很坚决，她跟村里一个50多岁的男子相好。“那个男人又不会挣钱，种地也不行”，王善云不能理解妻子的选择。在老乡们眼中，王善云勤劳而老实。“钱这些年都寄回了家，那个女人带着钱跟别的男人跑了，太气人！”同屋的老孙说起这事直跺脚。

　　如今，王善云恼妻子另寻了相好，更怨妻子没有让两个孩子读更多书。“钱没挣多少，家散了，孩子没管了。”王善云这两年一直在想，外出打工的选择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他常常摩挲着前妻和女儿、外孙的合影。

　　儿子王维龙在龙华一家玩具厂工作，之前已换了五六家工厂了，做过不同的工种。王善云苦苦干了20年，信奉多干活多挣钱的信条，从来没有动过做老板的念头。但是儿子不一样，他没有存款，可已经有了做生意的想法。

　　许多和王善云年纪差不多的老乡都回老家了，他暂时没有走的主要原因是放心不下儿子。儿子让他很失望，辍学原因不是因为穷，而是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想到深圳来“见世面”。

　　儿子没有想好将来做什么生意。现在的他只知道，打工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王善云托了不少赤尾村的老乡，想跟儿子说门亲事，找个老家的姑娘。有了外孙的他想早日抱上孙子。但是儿子显然对此很不领情，希望自己在深圳找个姑娘。父子俩在这件事情上分歧很大。

    团圆之乐

　　老大回来了，

　　弟弟要好好招待一下

　　尽管在老家生活了40年，如今，王善云也还是显得不怎么适应开县的气候，“雾多，有点冷，不像深圳。”昨日，头发花白的王善云，从开县长沙镇赶到开县县城，与重庆晨报记者再次见面。在开县汽车站，穿黑色皮夹克、头发花白的王善云，摆各种造型，让重庆晨报摄影记者为他拍照。

　　开县汽车站，是王善云梦想起航的地方，1992年，他正是从这里出发到深圳打工。今年1月30日，携24岁儿子王维龙，从深圳启程回开县，也抵达这里，回乡过年。

　　回到开县长沙镇永利二社，父子俩住在王善云妹妹王善英家里，王善云兄弟6人，他是老大，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二妹家里条件好点。”其实，二妹与二妹夫都在家务农，同时，照顾三个孙子。

　　2月9日一大早，躺在床上的王善云正在琢磨着，眼看就要过除夕，家里丝毫没有过节的气氛。妹妹王善英来电，“哥，中午到我们家来吧。”王善云听后马上说：“好好好，我们马上过来帮忙，顺便买点菜。”说完叫醒还在熟睡的儿子王维龙，“走，快去镇上买菜。”

　　经过1小时的山路，王善云和儿子来到长沙镇上买了一条十几斤的草鱼，花了100多元。到二妹家的时候已经11点钟了，屋里已经摆好卤猪头、红烧鸡、炒青菜豆腐等。饭桌上，妹妹、妹夫、弟弟、弟媳还有儿子王维龙8个人围在一起。“还是喝两杯吧。”弟弟王善清说完就给王善云开了瓶啤酒。王善云也笑嘻嘻地接过酒说：“好久没陪兄弟喝了，过节肯定要好好喝几杯。”

　　中饭过后，王善云一家人赶往王善清家吃晚饭。

　　“中午喝的啤酒，晚上还是喝点白酒。”王善清边说边为王善云满上一杯，王善云说：“我在深圳打工，每天晚上就喜欢喝酒才能睡得着。”说完王善云端起酒杯就是一大口：“春节快乐。”

　　大年初一这天早晨起来，王善云回到自己的家，这是一栋红砖平房，门前的坝子长满野草，一棵橘子树早已死亡，光秃秃的枝桠，连枯萎的树叶都不见了。推开房门，客厅里一件家电都没有。一些桌子板凳凌乱地堆在客厅正中央，房间里，零落的床铺早已布满灰尘，浓重的霉味扑鼻而来。厨房只有空空的炉灶，连碗都没有。

　　辛苦这些年，

　　手里剩下不到2万元

　　打工之苦

　　在重庆人的头脑中，“打工仔”是指打工的年轻人。在深圳赤尾村，王善云在这里度过了20年时光。“打工仔”这个词语，如今已不能准确界定他的身份，于是，有媒体记者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集合名字来称呼：打工裸老族。

　　2012年12月，深圳晶报、深圳晚报的记者，在深圳赤尾村遇到了他，他们撰写了《“打工裸老族”老王和他的老乡们》等报道，深入报道了这名日渐老去的“打工仔”。

　　记者见到王善云时是一个下雨的周末，天色很灰。他穿着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边的灰色夹克外套，脚上还是那双工地上也穿的橘色塑料鞋，缀满灰浆。他身材不高，背有些驼，头发灰白。王善云一直做着散工，从未买过任何社保。

　　当年到深圳第一个月，王善云给老乡吐苦水：“要钱还是要命？”他觉得深圳是个好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没有城市户口、连小学都没念完的农民，他只能做别人都不想做的苦力活。在老家开山砸石头，在深圳他挥动榔头和铁锹，拆墙拆地板。这一干，就是20年。

　　回到赤尾村，王善云就是一口重庆话。合租的人都是老乡，甚至还能攀上远房亲戚。走在赤尾村的小巷中，大家用重庆话打着招呼。赤尾村中多川菜馆，因为这里的开县人多。同屋的老乡中有人说赤尾村住了至少500开县人，另一个人摇头肯定地说：“最起码有800人。”在深圳，底层打工一族多聚居在不同的城中村。现在王善云租住在赤尾村的农民房中，两房一厅的出租屋9个人合租，2000元的房租中王善云承担260元。他住在客厅里，床头就对着厕所，一张高低床的上铺就是他20年来的全部家当，唯一的电器就是那部没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进入冬天，气温下降，大街上已有人穿上棉服，但是王善云的床板上还只有夏天的那床凉席，没有褥子。他说自己习惯了，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傍晚，打开水龙头，摊开覆满尘土的手掌，灰黑的尘土与水流汇聚成泥浆冲走，这是王善云一天工作的结束。王善云的手机里存了40多个号码，一半以上是在深圳从事建筑装修行业的老乡。

　　王善云算了一笔账，每月房租和水电要300元，抽烟100元，吃饭500元，交通和通讯100元，其它杂费200元。打工这些年，除去早年寄回家的钱，他手里只剩下不到2万元了。

　　“有工就干几天，然后在家耍几天。”王善云说，这两年，在家“耍”的时间越来越多。即便有活，也从工钱相对较多的拆墙工变成了工钱较少的垃圾清运工。尽管他在老乡中人缘不错，还是有不少包工头嫌他年纪太大。不久前，在宝安一个装修工地，王善云负责将拆墙后的碎砖残瓦用板车运走。才干了半天，包工头就让王善云走了。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他也明白自己确实老了，刚来深圳时什么体力活都干，现在挥几下铁锤、推几车垃圾他就要扶着墙歇一会。这也直接导致叫他干活的老乡越来越少。

　　(记者 杨昱 林祺 见习记者 肖楷韬 龚正 图/重庆晨报记者 许恢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