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河南，可谓民不聊生。其根源有二，一为兵灾，一为匪祸。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又是前者所致的结果。关于兵灾，时人有过调查，1930年河南112县，被迫负担兵差者达92县之多，军队对地方的苛敛，往往超过正常税负十至百倍。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河南全省的骡马，因军队的征用，已经绝迹，此中不难窥见军阀混战对河南民众生活的严重摧残。
连年兵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匪患的飙起。许多民众不堪兵灾，无以活命，只得上山为匪，以至于当时河南流传有“不作匪、不当兵，不能安生”的民谚。据学者沈松侨估算，1924年前后，“斯时河南土匪总数当在十二万人以上，平均每县有匪千人左右，其中临汝一地即有土匪一万二千人，洛宁县亦达七千人之谱，殆可谓遍地皆匪。”1930年红十字会调查豫东兵匪灾情的报告书里，如此描述民生的惨况：
“人民不死于岁，即死于兵，（不死于兵，）即死于匪。过其地，但见瓦砾堆积，墙壁残余，不见炊烟，徒闻血腥，奄奄待毙之孓遗，令人望而下泪。”
宛西（包括河南省西部的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四县）民间自发的“地方自治”，就是在这样一种凄惨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1930年代的宛西自治，发端于整个宛西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既与土匪横行有关，更与地方民众为抵御土匪而高度军事化有关。以镇平县为例，1928年县城曾遭土匪攻破，县长横死，9000余间房屋被焚，12000余男女被俘；1932年又再遭匪乱，焚毁房屋47000余间，民众因此流离他乡者11万余人，匪乱之巨可见一斑。再以内乡县为例，当地豪绅富户为身家性命计，纷纷买枪办团，筑寨建堡，其最盛之时，全县有大寨三百余座，小寨无数，每座大寨人、枪数量动辄数百，地方的高度军事化也可见一斑。
宛西自治的核心人物别廷芳，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崛起为宛西的土皇帝的。别氏1883年出生于内乡县，其父有田产三十余亩，也识文断字，能为乡人排难解纷，颇有些德望。别氏早年读书，稍长弃文习武，横行乡里。辛亥后内乡土匪蜂起，当地财主杜升堂修筑老虎寨，买枪募勇，保护家产，以别氏骁勇，任为寨主。自此，别氏开始了他的武力统一内乡之路。
别氏的武力统一之路，满是血腥的杀戮。不断击退来犯土匪之余，别氏不断兼并自己的“战友”。1914年，他曾半夜偷袭自己的好友曹会成，目的是为了夺取曹的13条枪，遭到伏击后，别氏怕被人认出，又枪杀了自己受伤不能行走的侄子并弃尸灭迹；1918年，为了夺取亲家王谦禄的十余条枪，别氏故技重施，夜扮强盗偷袭，打死王家六口人，抢走所有枪支；1919年，别氏闻听老学友袁江陵购有步枪五、六枝，又夜袭袁家，将其满门杀绝。以这样的不择手段，别氏终于在1925年成为坐拥人枪达两千之众的内乡一霸。
1926年，别氏设计驱逐了内乡最大的武装头目民团军旅长张和轩，继而又诱杀内乡县长袁升庵——自1927年4月到9月，因为别氏跋扈的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乡县长六易其人。该年秋，河南省民政厅派袁升庵为内乡县长，袁氏一改此前历任县长畏惧别氏而尸位素餐的作风，积极过问行政事务，结果被别氏视为眼中钉。别氏以邀请袁氏下基层探访民情为由，将袁氏诱至该县王庄村，命预先埋伏好的“土匪”将其枪杀。
此外，别氏还相继暗杀了县公款局长、司令部副官主任、内乡师范校长、县府视学等大批政府要员，自居宛西民团司令，以司令部代替县政府发号施令；以司令部财务处代替县政府田赋管理处；以各区保的调解委员会，代替县政府的军法承审处；一切民事诉讼概由司令部和地方民团包办；一切派粮派款均不通过县政府；区、乡、保长、学校校长的任免，县政府无权过问。别氏自此独揽全县军、政、财、教大权，正式成为内乡的土皇帝。
别氏以地方豪强的身份攘夺政府权力，自然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的解释。别氏的解释是“自救”和“自治”。前者能够为别氏的血腥崛起赋予一定的合理性，后者则是借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推行“县自治”的东风，来为自己的合法性洗白。但别氏学养有限，其与淅川县武装强人陈重华联合搞的“内乡、淅川地方自治委员会”，虽有章程，却既无自治目标，也无指导思想，更没有没有可行的操作模式。
直到1929年镇平乡绅彭锡田出现，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宛西自治”才得以启动。彭氏1893年生于镇平，家有薄田6亩，草房8间，可谓清贫。其出人头地，全赖自己努力向学。1909年，彭氏被保送河南优级师范，已秘密投身于反清革命；辛亥年，与革命党人张钟端在开封起事，失败后幸免于难；1913年进入北京汇文大学，结识了民国乡村建设派思想家梁仲华；1916年因学费困难退学，返乡任教；1919年入西北军张之江旅，担任军法处长；至1926年，已在西北军中升至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之职，已是省级要员。彭氏的上述经历，为其积累了政界、学界与军界三方面的雄厚资源，是别廷芳这般地方强人所难以企及的。
1927年，彭氏奔母丧返乡，途中因土匪横行迟滞达18日之久，抵家时母亲已然下葬。别氏由此对镇平匪患深恶痛绝，加之又有本县乡绅苦求其留乡办理民团剿匪，彭氏遂辞去西北军要职，留在镇平做了个区长，一面办理民团，一面推行自治。与别氏白手起家靠血腥杀戮统一内乡不同，彭氏因社会资源丰厚，不过数日之间，即已纠合起力量强大的民团武装。此后历时两年有余，始才肃清镇平匪患。
也正是在长期险象环生的剿匪生涯中，彭氏开始思考解决乡土民生问题的根本办法，其思路也逐渐转向乡村自治。1929年，军阀韩复榘曾希望彭氏出任豫南民团总指挥一职，彭氏婉拒了这一当红要职，转而商请韩氏出资设立了一所“河南村治学院”，并亲自担任校长；民国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学者如梁仲华、梁漱溟、吴丽泉等遂尽集于此。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河南首当其冲。镇平匪患再起，民团无人领导，几至溃灭。彭氏应家乡父老请求，辞去村治学院院长之职，再度回乡。也是在此年9月，彭氏联络淅川陈重华、内乡别廷芳与邓县宁洗古，经过三天商议之后，达成了一个宛西四县联防剿匪的协议，成立“宛西地方自卫团”；并正式联合提出“宛西地方自治”口号，订立《十条公约》与《五不办法》。随后，上述会议内容被制成檄文，颁布全境。
彭氏的加入，为宛西四县的“自治”带来了实质内容。首先，是有了目标。1931年元旦，彭氏在镇平县全县区村长大会上演讲，将自治的目标总结为十六个字。彭氏说：
“兄弟在昨晚就准备今天要说的话。要说的话很长，在说话之前，先送给大家十六个字，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这十六个字兄弟盼望多年，几乎望眼欲穿了！这十六个字还可以换成八个字，就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如果能做到了，在耶教，就是天堂；在佛教，就是极乐世界；在道家，就是蓬莱仙岛；在儒家，就是尧天舜日；在老百姓，可说是太平景象。这十六个字如果能做到，就是谁给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也不和他换。孙总理所说的地方自治，就是期望得到这十六个字。”
其次，是有了指导思想，即“自卫、自治、自富”，通称“三自主义”。彭氏将其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一对应，作为宛西自治的合法理论基础。彭氏说：
“什么是我们的主义呢？简单言之，即‘地方主义’是也。什么是‘地方主义’呢？即自卫主义、自治主义、自富主义是也。……吾所谓‘地方主义’，即孙总理之三民主义，范围上虽有大小之分，实质上初无二致也。……我们的自卫主义，即是民族主义；我们的自治主义，即是民权主义；我们的自富主义，即是民生主义；合而言之，我们的地方主义，即总理的三民主义也。”
再次，是有了实践的基本途径。彭氏为宛西自治制定了一个“五步走”的基本程序：(一)自卫，会后要切实整训民团编查保甲，推行五证，防止匪徒。(二)教育：筹办宛西乡村师范，培养师资及地方自治人材。(三)经济建设：治河改地，植树造林，修道路，兴水利，发展农业，振兴工矿业。(四)建教合一：以教育完成建设，以建设充实教育。(五)教养卫合一：集中事权，以民团，保甲为中心，动员人力、财力，促进建设发展。以农田、水利、蚕丝、畜牧所得利益，充实自卫、教育的经费。用教育薰陶、组训保甲、民团，改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建设和自卫的效率，务求自卫力雄厚，自养力充裕，自教力切实，以达民有、民治、民享的目的。（转引自《别廷芳地方自治纪实》）
宛西的自治，以彭氏1933年遇害为界限，大略可以区分为“彭锡田时代”和“别廷芳时代”两个阶段。当然，这一界限并非那么分明，宛西四县的自治，自始至终其实都没有做到步伐的完全统一，彭锡田固然没有办法将他对自治的理解完全贯彻到别廷芳的内乡，别廷芳自然也不能过多干涉彭锡田在镇平的改革。四县自治的民主程度虽然不同步，但总体来讲，1933年之前，外界对宛西自治的印象，主要来自彭锡田在镇平的改革；而1933年之后，镇平改革夭折，外界对宛西自治的印象，主要就来自别廷芳的内乡了。
按彭锡田的规划，宛西自治包括“自卫、自治、自富”三大要素。彭氏认为，虽然“卫”、“治”、“富”是最终目的，但“自”的手段更为重要。以“自卫”为例——“自卫”的内容当然包括剿匪；地方安定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无论是彭锡田时代，还是别廷芳时代，宛西四县在剿匪上从来不曾懈怠。其效果也有目共睹，不但境内匪患完全消泯，乃至于贺龙、徐向前部欲转往伏牛山区发展根据地的计划，也因宛西强大民团力量的阻碍而告失败；但在彭氏的理念里，“自卫”仅仅剿匪是不够的，还需要驱逐“匪式军队”和“贪官污吏”。彭氏曾公开说道：“自治这件事，万无官民合作之理。我们想推行‘自治’，就得推倒‘官治’。推倒‘官治’之后，豪劣才没有护符；进行自治，才没有障碍。”为了推倒“官治”，彭氏还取缔了镇平县内一切的党派活动，不但将国民党在镇平的县党部逼去了南阳，也迫使中共在此地的支部停止了活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将希望寄托于“民”的信念，“自卫”这宛西自治的第一步，采取的“兵农合一”的实现方式，全民皆兵，就地训练，匪来迎战，匪去务农。镇平匪患因此彻底根除。
这种对“自”的重视，贯穿了彭氏在镇平的整个改革过程。彭氏曾告诫镇平的民众，地方自治的实质，是一场“自救”，只有民众实现了“自救”，才能“救地方，就国家”。在《镇平自治宣言》里，彭氏说得很明白：
“总理所说的‘民族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团结；‘民权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组织；‘民生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发展；《建国大纲》尤其是要以我们的‘地方自治’做基础。缩小而具体地说：我们地方上的痛苦，一定要我们人民自身来解除；我们地方上的福利，一定要我们人民自身来谋求。”
彭氏宣传“自治”之“自”，可谓不遗余力。譬如，在1931年元旦的镇平县区村长大会上，彭氏曾严厉批评了当地民众普遍存在的自私症和依赖症。彭氏将自私症比喻为“肠痈”，分作“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三大类，告诫民众：“这种自私自利的病根不生法去掉，社会水远不会好”。依赖症则被比喻为“半身不遂”，彭氏也将其分为三大类，（1）依赖官吏；（2）依赖驻军；（3）依赖绅董。彭氏尤其提醒民众注意，不可依赖绅董，因为“依赖绅董最易流为少数人的专制，与依赖官吏差不多。有时比依赖官吏的害处还要大！兄弟也是绅董之一，所以前天兄弟向宣传股的先生们一再声明，宣传时，叫大家自动地起来干，不要靠兄弟。”
彭氏有一种特别的宣传方式很值得一提，就是将镇平县大小所有乡镇的名字都赋予“自治”的含义，让民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自治”这一概念当中。以该县第七区所辖的十一个乡镇的名字为例，它们是：民权、民主、民智、民信、民新、民勤、民盛、民贤、民善、民和、民乐。其他乡镇的命名也是如此，譬如：民治、民有、民享、自由、平等、和平、博爱、文明、自强、孝悌、忠信、合群、尚贤、至正、至善、简朴、公德、模范、公益……
宣传之外，彭氏更重视通过实践培养民众的自治能力。首先，是搞真正民主的选举，让民众切身体会到民主的好处。1931年，在镇平自治委员会的主持下，镇平全县范围内开始搞邻闾乡镇长的民主选举，制定的选举办法是：乡镇长的选举，自治委员会不提出候选人，由民众无记名投票直选，凡公民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任何限制；区长的人选则由自治委员会提两个名额，加上前任区长，由乡镇长大会无记名投票选出。虽然民众对民主选举所知有限，但因为自治委员会下派的工作组的努力，本次选举基本上保证了民主和公平，譬如：彭营乡的原乡长，作风素来恶劣，民选无望之下，动员本族富人操纵选票，结果操纵选票者被工作组罚了二十大板后押往乡公所关押。再如杨营乡某财主被民主选上，却觉得这个职位只能纯粹为民众服务而不愿就任，经连夜出逃躲了起来，结果被工作组强制罚款500大洋，不得不回来就职。
其次，是厉行法制，以此为民主自治保驾护航。彭氏依据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提出在镇平实践“司法独立”，其首要手段，就是废除了国民政府以行政包办司法的“县政审判”制度，改行独立的“息讼会”制度：县设“息讼总会”，区、乡则设二级、三级“息讼分会”；每级息讼会有成员五人，须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品行端正，口碑良好，三人由自治委员会从公职人员中提名，两人由民间推举，最后由全民公决，方可宣誓就职。自治委员会并且立法规定：息讼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忠于法律。有胆敢幕后活动，对息讼会办理的案件打招呼、下指示者，无论案件是否受到影响，均视作已构成犯罪，按重罪惩处。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办学校培养自治人才。自1930年10月到1932年10月，彭氏在镇平县内总计办了274所学校；各区公所、各乡村中小学还设立了民众阅报处；各区设立了民众教育馆；县设民众图书馆一座，藏书7178册；十区各设民众图书馆一所，共藏书9089册；另设十个巡回文库，存书1063册……彭氏关心教育，一则是认为“自治”必须民众觉悟之后才能完成；另外则是希望教育系统负担起监督“自治”的作用。彭氏规定：村校不得搞关门办教育，须同时对村乡行政承担义务。乡村小学是乡村推进自治的中心，小学教师是建设乡村的指导者，村庄小学教师享有行政监督权，凡关系村乡民众利害的事情，村乡长未经本村乡小学教师同意，不得成为合法决定，村民有权拒绝执行。彭氏如此规定，有两重用心：其一，是通过乡村教师，向各级村干部贯输有关自治的知识；其二，是希望乡村教师起到一个对地方行政的监督作用。1933年，彭氏联合别廷芳等人，创办“宛西乡村师范学校”，作为培育自治干部的大本营，彭氏自任校长。这所大学，是其以教育促自治的巅峰。
1933年，彭禹廷被暗杀，原因可能跟彭氏的均富思想有关。彭氏在镇平最招豪绅们忌恨的政策，是搞“赋税累进”，简言之，就是按拥有土地或资本的多少，划分不同的缴纳税赋的等级，拥有土地或资本越多者，赋税累进得越重。彭氏的看法是：限制贫富差距，又注意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但这一政策并不被镇平的豪绅们所理解，有1931年7月11日彭氏在自治办公处召开的“富绅座谈会”上的严厉讲话为证：
“土地税，工商税，我们定的政策立足长远利益，是结合镇平实际的，是科学的，是慎重的。这需要你们中有一些人提高认识水平才能理解。若还不能接受，就赶快想想管子之言，也许就想通了。兄弟今天就直说了吧，富人不要认为吃亏了，你们实际上沾了穷人的大光！今后，富户将在杜会安定的生产经营中得到繁荣活跃的市场。如果你们不让穷人有饭吃、有房住，只想自己发财，你们的饭就吃不长！房就住不稳！家就安生不了多少时光！你们个人也未必就一定能寿终正寝。人来人世上，干什么？难道，就是要为财物而生，为财物去死，而不留荣光？这层道理，你们回家想一想！我今天的话有失尊敬了，可仅仅是有失尊敬，比之血腥，要儒雅得多。你生点儿气比一家人哭好！想想这一层道理吧。”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彭氏的命运了。彭氏之后，别廷芳成为“宛西自治”的领袖人物，自治的重心，也从镇平，转移到了内县。自治的性质，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人朱玖莹曾担任过南阳第六区专员，有过近距离观察宛西自治的机会。去台湾后，朱氏回忆道：
“环宛东、南、北三面九县，群盗蜂起，不可扒梳。南阳高城探池，亦一夕数惊，昼不为市。而宛西三县则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虽有巨寇，不敢叩镇、内、淅之门。余向耆老问之，皆曰：内乡别司令领导地方自治、自卫，编保甲、训民兵，农隙讲武，则全民皆兵，兵不废业而可以自养也；入境出乡负贩，皆验证设卡，昼夜巡查，使内匪不生，外匪不人，则奸究无所混迹也；而又治河改地，课农劝工，使村无游民，野无旷土，则富、教皆兴矣。余以为善，邀别氏移其法于南阳等十县。”
朱氏在盛赞别氏搞宛西自治带来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之余，其实也道出了其中的严重问题：“编保甲”和“验证设卡”——1934年宛西奉上峰命令，取消自治委员会等一切自治组织，改编保甲，这一巨大变化，通常被解释成别氏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别氏显然过于积极了，不但认真贯彻了上峰下达的“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保必归乡镇”的指示，还进而将互相监督、互相告密、彼此连坐等恐怖内容也引入其中，这只能解释为别氏对保甲这种逆流而动的体制本身就非常喜欢。
“验证设卡”与保甲制差不多，也是在别廷芳时代搞起来的。所谓“验证设卡”，是别氏在宛西所搞的“五证制度”，包括“出门证”、“迁移证”、“通行证”、“乞丐证”和“小贩营业证”。若无上述证件，境外之人固然进不了县，境内之人也是寸步难行。当时宛西境内四处张贴“白天查路条，夜间查住客”的大标语，来历不明、面目可疑之人，动辄遭遇逮捕刑讯。其结果，自然是造就一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天堂”。
别氏武力强人出身，文化素养有限。彭锡田去世后，别氏虽然继续高举彭氏“宛西自治”的大旗，也仍然坚持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为自治目标，但别氏所关注的，已经只是一个“治”字，另一个“自”字，似乎远远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对此，《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别廷芳事录》里有一段极生动的描述，该书说：
“在他（别廷芳）的统治区内，广大民众和那些敢说理几句话的人，以及敢于藐视他的人，他们的生死荣辱，全凭别廷芳的喜怒哀乐。一九三四年春，在县城有两个买卖铁锅的人在讨价还价，偶然从背后来一人说，卖锅人卖的锅是偷来的。为此，争吵不休。适遇别廷芳走到，别闻听后只摆一下头，就将卖锅人杀掉。城西安子沟一姓朱的因扒了邻村一家儿窝红薯，掐了一把谷穗，人被送到中一区区公所，恰遇别廷芳，别立令将朱枪毙在东城门外。诸如此类的割草娃娃摸别人家一窝红薯，册别人家一个嫩玉米穗，摘了人家一个南瓜，对这些，他的哲学是，小着都‘偷人’，长大也不是个‘好货’，就地枪毙除了。修自行车的因顶换了人家的车胎，他认为这种人‘拐固’给以杀掉。别廷芳最讨厌民众打官司，他的信条是爱打官司的，都不是好家伙，对爱架秆打官司的‘衙骨’，他不分你有理没理，一律除掉。对给人写状词的人，别廷芳也认为此类人不是‘好百姓’，必予除之。城关镇皮袄巷有个姓李的，为给一家写状词，别廷芳得知后，即派护兵将其处死。对那些不论你是匪不是匪，只要有人报告，他就要将其处死。总之，在他的管辖区内，他对所谓行为不规与犯罪，从不要什么界限，也不分罪大罪小，犯到他手下，你别想多活一天。他视庶民百姓教而不改，天性决定。什么司法科条统统不在他的话下。他要你午时三刻死，你别想活到半夜子时。他杀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老百姓的口碑答复是别廷芳杀人如割草。聂国政部下有个副官竟浇，经他的手杀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由此可见。”
好杀，贯穿了别氏的一生。与彭锡田更关注“自治”的过程（民众觉悟）不同，别氏只关心“自治”的结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杀卖锅人，杀写状词的，是为了“村村无讼”；杀偷谷穗的，杀换车胎的，是为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别氏的观念里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彭锡田在禁毒、禁赌等事上也好杀，但彭是先定酷律，尔后依律而杀，与别氏大不同），他眼里的“宛西自治”，就是由他别氏自己来治理宛西，其他人（譬如中央政府）不得插手。
宛西的公路建设，是1930年代的媒体报道的热点，其路“皆宽三丈，中稍鼓，两旁有流水沟，虽遇雨大，亦无泥泞。城内之大街小巷之道，均经修过，光硬异常”，记者们惊叹之余，选择性地过滤掉了这些光鲜的马路背后承载的民众的痛苦。据《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别廷芳事录》记载，自1931年到1937年间，别氏以“有利进剿”为由，强迫民众修了57条公路，总计超过4000华里；劳力与费用全部由宛西民众负担，故内乡有民谚：“给别廷芳修路做官差，等于死了没人埋”。别氏还规定：公路修成后，民众必须雪后扫雪、雨后垫沙——这正是记者们30年代见到宛西公路“无泥泞”、“光硬异常”的原因；别氏还规定：“汽车路上只准行汽车、自行车、黄包车；不准走牛车、马车、小车（木轮）、牲畜，如有强走，轻则罚款，重则扣留”。其结果是民众大量的牛车、马车因为不敢穿越这些公路，而不得不四处绕道而行；而彼时宛西的汽车屈指可数，1933年，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宛西考察，在内乡通往镇平的整条宽阔大道上，只见到别氏一个人的座车在奔驰如飞……
彭锡田时代留下的“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在别氏手里也变了味道。接任校长后，别氏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行辕搬了进去，将一个培养宛西自治干部的最高学府，变成了自己的政治中枢；别氏更进一步将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一种传统官僚体系内的“座师”与“门生”的关系；1937年秋，别氏出任河南省第六行政区抗敌自卫军司令时，宛属十三县的各级干部，都由他的这些“门生”给填充了……这所学校与“自治”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彭锡田在世之日的那段话：“依赖绅董最易流为少数人的专制，与依赖官吏差不多。有时比依赖官吏的害处还要大！”在别廷芳时代，迅速变成了现实。别氏于1940年去世，没有将宛西土皇帝的权柄传给子孙；1948年，共产党部队在别氏旧宅挖出大量烟土和银元，“其（银元）数目在一百五十万块上下”。 （据《内乡文史资料·别廷芳事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