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7年盛夏的一天,一位退休老教师,一位不到古稀之年的人。带着不平静的心理 ,不安的眼神,走完了他的一生,到那个没有忧愁、没有烦恼、没有病痛,安安静静、公公正正的世界去了。熟悉他的人们从他生前不好的出身,不幸的婚姻,不和睦的家庭,蒙受不白之冤,身患不治之症;从他死后潦潦草草、静静悄悄葬于荒冢,不禁发出一声声感叹:他这后半生生活得好苦,好累!这种种不幸怎么全摊到他的头上,命运之神对他太不公平了!
1929年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有着一个梦幻的童年,金色的年华。我和他同住一个村庄,同一个姓氏。他长我一辈,大我两岁。我们是少年伙伴,同窗学友,是数十年的挚友。
我和他还有另几个同年龄段的孩子,常常在一起玩耍做游戏。春季去野地里抽茅芽、挖胖婆娘腿(一种路边野草味甜可吃)、采野花、捉蝴蝶,或上树扒鸟窝,房檐下掏鸟蛋。或用杨柳树枝编帽子,做哨子(用长约2寸的柳树枝除去中间木质留下外皮,像唢呐一样可以吹响)。夏天下河蹚水、洗澡、捉鱼,捉螃蟹。秋季上山采野果,扒花生,摘柿子;在外面烧红芋,烧玉米穗。去稻田捉泥鳅,树上捉知了(蝉的俗名),草丛抓蟋蟀。冬天下雪堆雪人、打雪仗,河里结冰,去滑冰、玩冰块。还时不时地玩跳绳、逮羊、滚铁环、捉迷藏。
到了上学年龄,我和他又一起上私塾,念《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
1941年春,青山联保处成立中心小学,我和他又一起去哪里考学 。我们同时考上四年级,在同一个教室听课、做作业、写作文,同一个宿舍住宿。
我们家乡离青山 20里路,要翻三座山,走四条沟,因都是孩子不敢独来独往。不管礼拜六回家,还是礼拜天去学校都要走在一起。若在山顶或沟底休息,还要面对面地坐着相互了望放哨,担心野兽侵袭。
我们在青山同了3学期的学。当我上到五年级上学期后,因家庭困难辍学。他一直上到高小毕业,接着又在县城里读完中学。
也就在城里上中学时,他加入了“三青团”敌伪组织,为他的人生埋下了隐患。
完成学业不久,17岁的他就完了婚。配偶与他同成份、同学历、同年龄,称得上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人生伴侣。数年后他们就有了两个聪明活泼的男孩。建国初期夫妇双双当上了人民教师,工作一帆风顺,生活幸福美满。
他在乡下教书,我在城里工作,平时我们很少见面。只是每逢春节放假在一起聚一聚,谝一谝,玩一玩。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8年正当他事业有成,憧憬未来之时,一个晴天霹雳劈头盖脑打在他的头上:组织上宣布他有严重历史问题,给予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遣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处分。自此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生自由,成了人民的专政对象。
“屋漏更遭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让他意想不到的,在受刑事处理不久,他的婚姻又发生了严重危机,结婚十多年的妻子,带着小儿子同他离了婚。此时他只有同他年迈母亲与大儿子相依为命,苦度光阴。在劳动生产中出的牛马力,干的脏重活,拿的低工分,分的次等粮,吃的瓜菜代,穿的破衣衫。
生活艰苦倒可忍受得了,怕的是精神压力与人身摧残。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每每召集地、富、反、坏、右开会,轻者要他交代问题,坦白罪过。重则小会批判,大会斗争。特别是在动乱年代,动不动给头上戴高帽子,背上背着大字报,胸前挂着大门板,游乡示众。每次过后累得他大口喘气,大汗淋漓,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几次想一死了之,但考虑到上有老下有小,又打消了轻生念头。这种痛苦生活一过就是21个年头。
老子被管制,儿子受株连。随他生活的大儿子成了黑五类,受到人们的压制与歧视,不能当兵,限制上学。文革中更受到身心摧残,不是站会场受批判,就是绳捆索绑,殴打悬梁。
在这段时间,我回家只偶然见面,相对无言。不是我落井下石,对朋友不忠,是那个特殊年代所不允许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执行安定团结方针后,经过落实政策,他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甄别。事后我从落实政策人员那里得知,他本是三青团的分队长,按照敌、伪、军、政、警、宪划定界限,三青团的区队长才是敌我矛盾,给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他是当时审干搞扩大化给造成的错案。落实政策给他恢复了公职,继续当教师,政治上获得了自由,生活上有了保障。很快妻子与他复了婚,小儿子又回到身边。几年之后他提前办了退休手续,让大儿子接班,给娶了媳妇,一家人又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好景不长,祸不单行。不知什么原因,妻子同他再次离婚,彻底决裂,小儿子也随母亲改了姓氏。
我活了80多岁,在我所见所闻的人群中出现结婚,离婚,复婚的,只是凤毛麟角;结婚,离婚,再接婚,再离婚的情况,绝无仅有。可能在百万人口中不一定有此一例。然而这种离奇古怪的事就偏偏发生在他的身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受“代沟”的影响,他的大儿子与他反目为仇,争吵不休,只有以分居告终。
政治蒙冤,婚姻破裂,家庭不和,使他长期过着形单影只,孤独无缘的悲惨生活。为了摆脱这种生活环境,也为了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使他与麻将结下不解之缘。今日打明日打,上午打下午打,甚至夜以继日地连轴转。一下麻将场常常是头晕脑胀,筋疲力尽。困了倒床便睡,渴了喝几口凉茶。饥了不是吃剩饭,便是啃几口冷漠。日积月累,身体逐渐消瘦,头发由黑转灰,又由灰变白,到后来头发、眉毛、胡须全成白色。不知道他年龄的人,还以为他七老八十了,其实是受了心灵创伤,身体摧残,生活折磨所致。
我们是从小到老的叔侄,又是多年同学。在他退休之后,我每次回到老家,总要去看看他,问问他的生活环境与身体状况。分居后他住在一间昏暗潮湿房子里,床、桌、箱、柜,还有3副待售棺材与他为伴。生活上省吃俭用,衣服有旧的不买新的,饮食能凑合就凑合,头痛脑热吃几片药应付一下。
1993年春,我回老家修墓,一有空就到他家去玩。他也多次来到墓场转转,还送给我两株棕树,栽在我的墓前。我问他你不修个墓,他说我身体还好着呢,以后再考虑修吧。他还没顾上为自己修墓,就离开人世了。
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去世那年5月20日在县医院门口。他面容憔悴,骨瘦如柴,问他那里不舒适,他一手搂起上衣,一手拉我的手按他的腹部。我一触摸明显感觉腹部有肿块,将肚皮顶起一个包。问他让医生看了没有,他说看过,已办好住院手续。我向他说了些安慰的话便离开了,不成想这次见面竟是我们之间的永别。
事候我才知道,医生已确诊他是肝癌晚期,因医疗费困难,又无人护理。住院3天就回乡下,两个多月后即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作为他的生前好友,我只有向他表示深切哀悼,祝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他将他的人生悲剧一起带到那个世界去,不让它在活着的人群中重演。
商南县财政局退休干部 朱峰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