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停止了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发动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他和彭德怀一起，在前线统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一部）。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他们率部南下关中，直接援助张学良暨东北军和杨虎城暨第十七路军，以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配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在西安城内的政治谈判。本文将通过考察任弼时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活动，着重探讨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起的作用。

　　一 整训部队枕戈待命

　　1936年11月26日党中央和军委任命任弼时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随后又决定他参加七人中央军委主席团。

　　任弼时刚一上任，就和总指挥彭德怀一道，根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利用山城堡战役后间隙，领导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为期7天的整理和教育。他们要求各部队“健全党的组织，加紧进行党员教育，深入传达上级指示信，发动（官兵）讨论和测验”。深入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是整训部队又一重要内容。11月30日，针对少数部队中个别人严重破坏群众纪律问题，任弼时等及时电示全军指战员：要“加强阶级教育，提高战士中的自觉纪律”，“凡属违犯和损害群众的利益及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我们须誓死反对”。此外，他们还要求部队缩小机关，以充实战斗连队，巩固部队团结，整理军容，改善给养。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根据中国工农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逼蒋抗日斗争需要，任弼时和彭德怀向红军各级首长强调：红军在争取群众和影响友军，与之建立亲密关系基础上，还必须“严守友军区域纪律，不打土豪，不破坏其现有政权组织”；部队行军不走友军交通线，宿营在乡村，城镇让给友军。

　　经过上述整训工作，红军指战员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部队面貌有很大改观。“战斗情绪甚强”。“地方工作及友军统一战线的工作，由于执行新策略”，纠正了收缴友军或地方政权枪支等“左”的错误，少数骑兵部队群众纪律“开始不好，以后有大的进步”。

　　值得提出的是，任弼时对红四方面军留在黄河以东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给予特别重视。12月9日，任弼时还亲自到第三十一军司令部驻地，调查了解该军第九十一师团以上干部及部队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情况。10日，又参加了萧克等组成的该军党的特别小组会议，听取关于部队整编及军政教育和党的工作情况汇报。并亲自到第九十三师详细了解团、营、连干部们的情况。据他当时的工作笔记记载，调查内容有自然状况、政治觉悟、工作能力等项，极其详尽。

　　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东进和西安事变后南下关中的几个月中有了很大进步，这一成绩无疑是凝结着任弼时很多心血。

　　扩大红军是任弼时历来重视并非常抓紧的重要工作。在西安事变前后这段紧张的日子里，这项工作被提到战略地位。任弼时等认为：“红军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加紧充实红军部队，可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扩大、巩固抗日的中坚力量，以实力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对冲破蒋介石的限制与封锁是非常必要的。为此，任弼时等于12月22日不失时机地向红军各兵团首长发出关于扩大红军的指示信。提出：我们必须抓紧时机，利用一切机会来扩红，争取在1937年2月底扩大一倍（12月28日又提出6个月内扩大10万新红军），号召各级军政首长明确这一战略任务，努力动员全体指战员，动员前线和后方，“坚决为完成这一任务而斗争”。

　　关于扩红工作方法，任弼时等规定为：1、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及红军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宣传，激发群众参军参战的巨大热情，造成加入红军的热潮；2、发动群众没收汉奸、卖国贼及民愤大的土豪的土地财物分给群众，解决其切身利益；3、严肃政治纪律，严密扩红组织，组织竞赛和严格督察，总结经验教训；4、定出扩红计划，利用各种方法贯彻执行；5、训练入伍新战士，做好优待新战士家属的工作。根据释放蒋介石后的新形势，任弼时等还提出，红军应进驻人口较稠密地区，加强白区抗日义勇军组织，使其成为扩红主要源泉。同时，他们还十分注意依靠各级地方党组织开展扩红工作。

　　任弼时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在短暂时间里，就使部队政治工作卓有成效。全军指战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各项决策，在西安事变前后这段非常时期中，整军经武，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兴起而努力奋斗。这些成绩表明，任弼时已经是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这方面，我们还可以举两个事例：

　　第一，关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后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上提到了“决议”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也深有同感。他讲：对中日矛盾，十二月会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在十二月决议时，提出了抗日，就应该放弃反蒋。

　　第二，关于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1937年3月30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严重错误。4月6日，他和彭德怀返回前总驻地，第二天，即和彭德怀等联名，及时将会议精神电告红军各部首长。17日，他到甘肃省宁县向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作传达，25日，又赶往镇原向援西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等部组成）作传达。他的传达，“更深刻更彻底的揭发了国焘路线，同时又在部队中经过干部特别小组会议”，“干部会讨论弼时同志报告很激烈”。

　　二 冷静思考直抒己见

　　1936年12月12日深夜，任弼时和彭德怀正在窑洞中查看地图时，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西安发生事变扣留蒋介石的电报，他们经过反复研究，于13日、14日致电军委，指出：“西安剧变后对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目前战略方针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电报还估计到，“何应钦可能组织蒋嫡系发动对张战争，我应把握主动”。

　　我们知道，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首要的是认清事变性质。抗日是和平解决事变的目的，不杀蒋介石是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前提，充分的军事准备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必要手段。彭、任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同党中央不谋而合，是很有助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对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后的国内外局势，任弼时同样能够正确地分析。12月26日，张送蒋返回南京。任弼时和彭德怀得到军委的情况通报后，从26日至28日多次致电军委和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及放蒋后，目前中国局势有走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较多可能”，“蒋组织大规模的进攻红军之可能性较少”。这一事变，“给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以有力的推动”，“党的主张已取得某些实力派拥护和接受”。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如英美的动摇和日本的威胁，蒋回南京以后，“可能产生新的动摇”，“仍然会不放松限制红军的发展，束缚红军于寒苦的边缘区域”。为打破蒋的束缚，根据军委和毛泽东电示，彭、任在庆阳发布命令：“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于扩大补充，野战军仍执行南进方针。”而这与党中央关于形势正在好转，但蒋的承诺“尚待证实”，故红军应“占领有利的战略地形”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彭、任能够保持头脑冷静，全面分析形势，正确地把握部队，表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鉴于西安事变爆发后，亲日派何应钦调兵遣将，向张学良、杨虎城兴师问罪，敌军主力已从潼关进逼西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曾提出一个集中主力、兵出河南、进逼南京，从军事上配合西安张、杨的战略设想，对此，彭、任经过研究，向军委提出异议：如此巩固西安的战略方针目前不应采取，因为这“必须红军出河南取进攻姿态，这样可能延长内战，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且我主力在时间上来不及，增援西安要须时二十天”。而西北敌军将以胡宗南为指军中心，对我军实施南北夹击，不仅“隔断中苏和西路军联络，兰州亦不巩固”。彭、任觉得，为了达到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的战略目标，停止内战具体而有效的办法是：把握红军主力，乘敌目前混乱局势，“首先打击胡宗南，消灭西北中心反动力量”。至少应压迫胡敌西退，在运动中歼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这样才能争取毛炳文、曾万钟及中立青海、宁夏四马，巩固后方，停止潼关之敌的进攻。这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提出了相同意见。这些意见归纳起来，就是集中主力，就地打胡，巩固苏区，从战略上配合西安张、杨。

　　由于亲日派在军事、政治方面的步步紧逼，以及一些中间势力的不明真相，西安张、杨一时陷入孤立无援境地。而其部队也“出现不稳”，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红军迅即出动，直接援助张、杨，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形成军事上“三位一体”的联合防御体系来巩固西安，已成为我党能否立足西北，推动全国抗日局面出现的关键所在。故决定以红军主力取直径南下，迅速出至陇东西峰镇地区，靠近东北军，“或增援西安打何应钦，或增援固原打胡宗南”，并准备南进关中。据此，彭、任立即向红军各部发布出动命令，部署红军主力分三个梯队，“均以七天为限到达指定地点（西峰、庆阳附近）集结待命”。第三十二军、第二十八军等组成追击军，牵制胡宗南部，掩护红军主力南下。12月20日，彭、任率红军主力兵分两路，夜行晓宿，秘密南下。

　　1937年1月2日，当蒋介石蓄意报复，调遣大军重占潼关，进逼西安之际，彭德怀、任弼时还及时向军委提出一个建设性意见：野战军第一步应集结在兴平、扶风地域，相机打击进犯西安之敌。如将来地形、敌情不利于我作战时，则向商州、洛南转移，进攻洛阳，深入河南，取得战略上的主动，直接从军事上支援张、杨，不使他们陷于孤立。军委和毛泽东对这个“攻敌所必救”，以主力深入敌根本重地，借以调动敌人，争取战略主动的意见非常重视，故不仅抽调英勇善战的徐海东第十五军团首先前出商洛地区阻击敌人，而且也准备将红军主力全部开往陕南，跳出敌人凭借陇海铁路和黄河组成的战略包围圈。

　　时隔不久，彭德怀、任弼时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虽经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却连连受挫，“情况颇严重”。二月中旬，张闻天、毛泽东等来电，征询彭、任“有何意见”，彭、任、左权（时任“前总”参谋长）致电军委：西路军目前处在一种严重关头，野战军亦处在“团结友军、保障和平，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之重要关键”，提出，红军以主力西出，于军事、政治上均不利，三分之一出援不易完成任务，途中需要时间40天，万一发生变化，则增援无效，困难更大，可能被蒋军隔断，造成更不利的局面。建议用积极的政治交涉办法，或以适当的军事力量威胁青海省会西宁，以求达到接出西路军之目的。

　　军委和毛泽东经慎重考虑，“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情况变化）时在东面作战”，决定红一方面军全部不动。随后，重新调整了援西军的兵力部署。后来的事实说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彭、任等人的建议，调整援西军的兵力部署是正确的。否则，红军主力分散，援西军远征跋涉，既难以救援西路军，又分散了东面红军主力的实力，不利于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甚至会使援西军陷于险境。如时局突变，红军主力难以迅速集结，将会导致全局战略上的被动。

　　三 主战主和力促和平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于12月下旬先后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提出党的基本方针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继续督促与逼迫蒋实现抗日救国诺言，反对亲日派挑动内战阴谋。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内部在战与和问题上分成两派，分歧愈演愈烈。中共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周恩来等，从中尽力说解，分歧仍未消除。

　　这时，彭德怀、任弼时已率红军主力开进至西安以北数十里的泾阳、三原地域。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彭、任也及时前往西安城内去做说服工作。他们或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或者宴请有关进步人士，解释党的正确主张。第十七路军将领赵寿山一时对释放蒋介石想不通，彭、任和杨尚昆等红军将领，亲往赵寿山警备司令部进行说服，并同赵等十七路军将领合影留念。使其“明确认识放蒋是对的”。

　　为了说服主战（张不回陕则不惜与蒋军开战）派，彭、任以红军前线指挥员身份，于1937年1月下旬来到西安城内，同杨虎城、王以哲晤谈。出席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召开的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方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工作是有成效的。

　　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不仅将张学良扣押不放，而且还企图进一步分化张、杨所部。西安方面主战派又占了上风，连联军代总指挥杨虎城也提出准备开战。1937年1月30日，周恩来等来到“前总”驻地泾阳县云阳镇，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紧急会商，大家认为，为避免造成与西安友军方面的对立，只要两个朋友意见一致，红军可以保留自己意见，采取灵活策略，支持他们的主张，包括和他们一起打仗。

　　会后，任弼时等致电陕北毛泽东、朱德等，提出“打有两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的前途，我们应力争第一个前途的实现”。任弼时还说，同张、杨部一同打仗“不是为着发展大规模战争，而是为着求得和平解决”。如开战我们应争取打几个胜仗，为和平而斗争。毛泽东、朱德等当即复电指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我们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应始终同他们一道，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后来，任弼时以简炼的语言概括道：“由于我们一年来统一战线的号召与努力，不但深入群众中，而且影响到各军队上层分子，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各派都公开谈抗日，加以我们的让步，更促成这一和平的实现。”

　　任弼时和彭德怀是前线红军的最高首长，他们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整训部队，把来自不同根据地刚刚结束万里长征的各路红军，集中统一在党中央及军委号令之下，这对于我们党沉着应付突发的西安事变，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前线最高首长，彭、任对党中央及军委的战略意图理解如何，直接关系到统帅部指示能否准确下达给各部队，并变为红军指挥员具体行动的大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党能不能指挥枪。难能可贵的是，彭德怀、任弼时对党中央及军委指示、命令理解深刻，但并不盲目执行。发现上级指示有需完善之处，在条件许可情况下，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根据前线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政治上、军事上的远见卓识，直抒己见，协助统帅部进一步完善各项决策。上述彭、任几项建设性建议，都是立足于党牢牢把握红军主力巩固西安，准备应付突发事变，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达“迅速停止内战，发动全国抗日战争之目的”。故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所采纳。当然，彭、任对自己建议中的不正确之处，一经军委和毛泽东指出即迅速改正。

　　总之，任弼时和彭德怀手握重兵在外，以卓有成效的工作，一面整训部队，保证党对红军绝对领导；一面协助党中央及军委完善军事战略方针。使党中央、毛泽东得以坐镇陕北，运筹帷幄，用政治谈判和军事防御的两手策略，指导西安事变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最终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作者单位：吉林省建材学校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