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控制着中国近八成民营医院，莆田系老板们却在多年里刻意保持隐身状态。如今，他们正在努力摆脱“莆田游医”的恶名，并试图借着医改的政策春风浮出水面。
2014年春天，翁国亮一行人从莆田市长、福建省长一直见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背负“莆田游医”的不良声誉三十多年来，他们终于当了一回政府的座上宾。
国家卫计委主管的《健康报》记载了这次座谈：“当了解到在全国各地从事医疗产业的莆田人达到6万多、举办的民营医院有8000多家时，刘延东点点头……”
以这个数据计算，“莆田系”医院已占中国民营医院的近八成——卫计委网站显示，截至2013年10月底，民营医院共10877家。
美莱整形整容、曙光男科、和美妇儿、天伦不孕不育、远大心胸……这一连串被广告“炒”熟的医院背后站着同一批老板：来自福建一个并不富裕的城市（2012年GDP统计显示，莆田在福建9个地级市中排名第7），甚至来自同一个小镇。
1980年代，这些街头卖艺的人，依靠1毛钱成本的偏方起家，如今已经化身为天天打高尔夫的亿万级“大佬”。
2013年11月，隐秘而分散的莆田系医院浮出水面——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地产商冯仑、华夏医疗集团董事局主席翁国亮牵头成立“医健联盟”（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14名会员中有8位莆系老板，下辖全国1000余所医院。最近，他们拿到了平安银行100亿的授信额度。
虽然控制着全国80%的民营医院，莆田老板们却始终隐身幕后，旗下的医院名字也是五花八门看起来毫无联系。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摆脱“莆田游医”的恶名，试图做出一批高端连锁医院。
“祖师爷”与“四大家族”
莆系老板本没有医学背景，他们是从一张治疗疥疮（螨虫）的偏方起家的。
今年64岁的陈德良被称为“祖师爷”。当年村里穷，他本是依靠修锁、磨菜刀为生，后来遇到了一个耍把戏的广东人，江湖人称“洪蝴蝶”。他拜了师，就跟着离开了莆田，“闯江湖”的方法是变魔术、耍猴、打拳，然后卖狗皮膏药。
几年后，陈德良发现一张治皮肤病的偏方，从此单干。“用硝酸化水银，十几个小时后，水银变成水，再加上醋，一擦就好了。”陈德良擦着胳膊、比划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对这个药方的剂量还记得很清楚。
实际上，这张“歪打正着”的偏方确实符合化学原理：汞与浓硝酸过量反应，生成硝酸亚汞，二氧化氮和水。硝酸亚汞无毒，可损害细小生物细胞，醋会增加它的活性和溶解性。
从化学药品商店买的硝酸和水银，成本价是一两毛钱，他们配好后按照每瓶一两块钱卖，很快发财了。“每天能赚一两百块，好的时候有三四百，高兴死了。开玩笑！那时候科级干部每个月工资也只有36块。”说起这些，陈德良依然激动。
陈德良的侄子詹国团，15岁跟着他跑江湖，被当地认为是现在的莆系“帮主”。提及皮肤科发家的原因，詹在4月《创业家》杂志刊登的口述中说，“因为皮肤科不动手术，一般都是药膏药水涂一涂，要么吃点药，也不需要其他科室辅助，也不需要其它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陈德良那次带了8个徒弟出去，除了侄子詹国团，还有陈的邻居陈金秀、镇党委书记的儿子林志忠——这三个人加上“徒弟的徒弟”黄德峰，构成了现在著名的莆系富豪“四大家族”。
当时，赚到第一桶金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其它科目，比如性病市场。
“因为性病这东西不敢声张，不好意思在公立医院实名登记，而且哪怕治坏了，也认个倒霉，不会跟别人说，所以他们能从里面发财”，一位莆田当地人如此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莆田游医也因此声名狼藉。
1990年代名噪一时的“打假英雄”王海，从詹国团开始进行“黑医院”调查。
一份流传甚广的材料——《1998，王海杀入性病市场》中写道：“目前占（詹）国团和他的家族在中国的南昌、北京、合肥、天津、长沙、成都、贵阳、石家庄、沈阳、青岛等城市开设或者控股的性病诊所已经超过100家，96和97年度的纯利润已经超过了3000万人民币。”
此后，詹国团避走国外。但王海并未能阻断莆田游医们的财路。
往政策的门缝里挤
1980年代，莆田游医的合法性来自陈德良在一个函授班的结业证：莆田爱国卫生学会许可证。在最初的手写小广告上，它是唯一证明公信力的宣传语。拿着这张证明，陈德良和他的徒弟们遍行中国。
每到一处，他们在旅馆租两间房，一个开药、一个看病。“政府不抓，做一两年也有，政府抓，几天就被赶走了也有”，詹国团回忆。
那时候刘永好正在卖饲料，他们曾经跟刘的经销商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各包一间房。这段二十几年前的相遇，像是医健联盟的“前缘”。
承包科室，是莆田系合法化转型的开端。
1990年代，他们以公司的名义跟医院签合同，承包“弱势”科室，用上千万买断十年或三十年。
很快，禁令来了。2000年，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政府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合作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2004年，承包科室被卫生部列入严打之列。
“现在还记得那道禁令带来的损失”，新加坡华康医疗投资集团董事长、莆田人陈新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与多数莆田老板不同，陈新贤是医学专业出身，曾在公立医院做过七年，从住院医生一直到副院长。1997年，他下海从商，买进口的器械，与公立医院签合同，赢利抽成。禁令下达后，民营资本不得不抽离公立医院，他只能折价将器械卖出，勉强保本。
撤出公立医院后，莆系资本很快找到了第二条路：买下整个医院。上述禁令中允许，已合作的公立医院如果经批准，可转为独立法人单位。
“那可能是全国第一个私立医院。”1999年，惠好医药董事长翁国亮在江西兼并了定南县人民医院。他说，为了“拿下”那家医院，前后谈了两年。“那时候其实是个灰色地带，谁也没说不行，也不说行，这种情况一般谁都不敢碰。”
“其实前十年，除了你能办医院，所有的具体政策都没落地，”翁国亮说，“我个人认为，各级政府拿到医改方案，都放到抽屉里去了。那些年各地民营医院开张，卫生厅都不会派人去剪彩的。”
熬了几十年后，政策的春风正徐徐吹来。
2009年，“新医改”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其中包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
对于民营医院而言，最重要的政策体现在医保准入、银行贷款、土地、税收和人才五个方面。
2013年，国发4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炉，在政策“落地”上较以往有大幅推进。2014年“两会”，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提出“四个放宽，一个简化”，在资本进入门槛和人才流动、多点执业上再次给与支持。4月初，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提出“放开非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为民营医院价格松绑。
中央越来越大力度的支持，旨在利用民资力量，撬动公立医院改制的铁板。
莆田人开始筹建高端医疗机构。
位于浙江嘉兴的新安国际医院，是商务部和卫生部批准的首家民营综合性国际医院，从土地到人力，詹国团投资6亿。目前他在莆田建的新安医院，预计投资30亿。
为了减少行政阻力，詹国团聘请曾经做过公立医院院长、时任莆田市卫生局局长的黄加庆担任首任浙江新安国际医院院长。
莆田蹊径
到目前为止，虽然在数量上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基本持平，但是在诊疗人数和资产总量上却呈现出9∶1的结构。
国家卫计委会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13年10月底，公立医院13440个，民营医院10877个。而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民营医院诊疗人次数仅占9%，资产仅占总量的7%。
新安国际医院院长黄加庆回忆，在2009年创办综合性医院，开业第一天几百人的服务团队，只等来了一位门诊病人。
这样的情形延续至今。2014年4月16日下午2点，南方周末记者走入成都市一家公立医院：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挂号处几个窗口都排着十人左右的队，每个科室门口都坐着几位等候的病人和家属。
但同在成都的莆田系旗下的青羊区第二人民医院，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下午3点，两层楼的所有科室，门都开着，里面的医生或是独坐或是三三两两地说话，只能偶见一两位病人。
公立、私立医院的这种反差场景，使得莆田系不得不另辟蹊径。
直至今日，莆系医院中最常见的仍是男科、妇科、不孕不育。同时，也发展出了整形美容、牙科、眼科和高端产科等更多科目。
这些专科的共同点是：低风险、高利润、非医保。
“民营医疗只能做‘补药’不能做‘泻药’，一个不成功都承受不起。”陈新贤说。
安全性，是民营医院考虑的首要因素，他们选择的专科基本都是不会伤及性命的。
高利润，是另一个主要原因。据投中集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专科医院利润率前三名分别为：眼科、整形外科和口腔。妇产科、皮肤科则分列第9、13位。
近年来，民营医院逐渐被纳入医保范围，其实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经营非医保范围内的科目。
医保，曾是去民营医院就医的最大阻碍，不能报销，病人不来。然而能报销以后，医院却付不起这个成本了。陈新贤反映，医保是低廉的福利价格，没有公立医院那样的财政补贴，民营医院可能入不敷出，同时，国家在医保方面资金缺口大，今年的钱明年给很常见，资金链难以为继。
所以，他们会选择非医保范围内的“特需项目”，拼市场。在劳社部2006年发布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中，明确规定不在医保范围内的科目有：美容整容矫形、体检、近视眼手术和不育（孕）症、性功能障碍等。
这些，恰恰成了莆田医院扎堆的地方。
从散沙到连锁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莆系版图中，每位老板手下的数十上百家医院往往不成“网络”，只是“散沙”，彼此之间毫无关联。
比如，“四大家族”之一的林氏家族，旗下林志忠的博爱集团，就包括深圳博爱医院、上海远大心胸医院、上海仁爱医院和广州现代医院等，名称不一却各自出名。
属于同一集团的医院名称迥异，而名称相同的医院又可能隶属不同集团。
以“曙光”为例，林志忠的博爱集团有一家南京曙光医院，林宗金的英才集团也有名为“曙光”的男科医院二十余家，而翁国亮也曾从詹国团手中收购过浙江嘉兴曙光医院。
这让莆田系医院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外界难以了解。
另一方面，这也与多年来游走在政策边缘有关。他们习惯了小心翼翼，躲藏在背后。他们通常以“集团”的方式建立或购买医院，聘请医生和院长，自己完全隐身。
比如，2002年陈新贤就收购了成都市青羊区第二人民医院，但南方周末记者询问了数位在医院工作了5年的老医生和门口的接待员，均不知道这家医院是公是私，更不知道谁是老板。
没有官方资料，没有媒体采访，是这些莆田系医院的共同特征。唯有在翁国亮的港股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料中，能窥到冰山一角。
翁拥有惠好医药集团和华夏医疗集团，后者在港股上市。华夏医疗旗下有三家医院：重庆爱德华医院、嘉兴曙光医院和珠海九龙医院。前两家是收购，第三家是托管。
翁的曙光医院是从詹国团手中买入，而爱德华医院之前的主人是现在安琪儿妇产医院的老板——同为莆田人的卓朝阳。
除了登记在册的这些医院，翁国亮还曾经买卖过另外三家：佛山市启德医院、蚌埠市奥美嘉女子医院和上饶市协和医院。从这些医院的名字上，看不出任何联系。
为了让消费者接受这些医院，莆田人花费了巨额的广告费。其实，打广告，本就是莆田人在游医时代的“立身之本”。从电线杆贴纸条，到最早投电视广告，时至今日他们的广告遍布电视、电台、网络和路边站牌。
有说法认为，莆系医院呈现“散沙”的原因是便于“处理”——如果某个医院出了纠纷，就割舍掉，而不会影响其它医院的名声。
而翁国亮与陈新贤均向南方周末记者给出了另外一种理由：因为银行贷款不向民营医院开放，早期做医院只能是亲友凑钱，这导致了股权结构的复杂，医院名称大股东说了算，“没有统一的大股东，就没有连锁的医院”。
这样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今，“医健联盟”中的老板们都产生了做品牌的愿望，从散兵游勇进化为高端连锁。
2010年，陈新贤开始在国内经营圣贝牙科，目前在一线城市已有数家分店。“一直在亏，今年一季度亏了1200万”，他说。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他全力培育的招牌，从前几乎不接受采访的他，为了宣传圣贝现在开始出现在媒体上。
而自称是“莆系3.0”的卓朝阳，则主攻高端消费，做安琪儿连锁妇产医院。
2014年4月，南方周末记者来到成都的安琪儿医院，只见欧式风格建筑，大门口围着六名保安，前台坐着十几个负责接待的女员工。院内有五类客房，每次住4天，每天1980-7780不等。手术费自然分娩2万，剖腹产2.6万元。
翁国亮对于未来的目标也与此类似，“我能确定的是，一定要统一品牌，一定要控股。我的所有医院都要是一个爹娘生的，标准化，连建筑物都一样。”
以联盟之名集体转型
2013年夏天，翁国亮接到刘永好的邀请，“叫几个朋友”，参加冯仑在西安的立体城市项目剪彩。恰好他和詹国团等几位老乡约好去昆明打高尔夫，于是背着球包一起绕道西安。
没想到在那里，这八九个人成了主角。“第一天一起谈，第二天就拉着我们去见区政府。一起吃饭，一起住，在大巴里，刘永好就说，不如我们搞联盟吧，或者俱乐部？”翁国亮回忆说。
医健联盟的框架和主角就此成形。这些人聚在一起，野心指向全国的医疗产业，计划包括建立30家三级甲等医院，兴建医院周边的地产项目，进军培训和教育。
据冯仑旗下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杰斌介绍，在立体城市设计初时，就以高就业系数、需求弹性和持续向好性为标准，锁定了医疗特别是高端医疗行业。
莆田系医院，由此进入他们的视野。
如今，他们找到的这几位莆系老板，都有着医疗集团式的产业支撑。经营的业务早已跳出医院，打通了医疗器械和药品等上下游链条，甚至延伸到其他非医药领域。
在翁国亮的商业帝国中，除了遍布福建的“惠好”药店，还涉及矿业、地产。
“刘永好负责资本，冯仑负责地产和物业，我负责医院管理。”翁国亮如此描述医健联盟的分工。
不过，他们目前的共同目标是筹集资金，与银行合作。在医健联盟的第二轮会员中，他们正打算引入一家银行。
过去莆田医院很少能从银行贷到款，现在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短短半小时里，翁国亮就两次接到银行洽谈业务的电话。 (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