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色浓重，一个人在茂密树林的草丛间寻找一座坟茔，有些恐惧，似乎还有一些与坟茔主人一样的孤独。终于见了，一块墓碑，独卧草丛之中，屈指算来已10余年了。

墓碑的主人叫陈廷贤，红25军的救命恩人，一个拯救了红25军2900人生命的人。

1934年底，红25军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和红7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样，同样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2000多主力几乎全部牺牲，指战员几乎全部遇难，只有少数人撤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在卢氏朱阳关、五里川地区同样遭遇了国民党陆军第60师8000余人的堵截，左、后皆有追兵，如果强行突围，完全有可能全军覆没，是陈廷贤的出现才将红25军从一条少人知晓的小路带出了包围圈，保全了2900名官兵的生命，并使这支队伍经过鄂豫陕根据地的发展，成长成为6000人的一支劲旅。

墓碑是1996年3月卢氏县委、县政府为他立的，正面写着“陈廷贤之墓”，上方是一颗鲜艳的红五星，背面有他的生卒年月和为红25军带路的英雄事迹。

1934年12月4日，进退无路的红25军在栾川叫河愁眉不展，这时，一个肩挑货担的货郎被手枪团发现，他叫陈廷贤，山西晋城人，从小流落卢氏，靠一副货郎挑子谋生。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竟是程子华军长的老乡，他看着这支只有十六、七岁，个个衣衫褴褛，在料峭寒风里露宿村外，不打扰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着群众挑水、扫地的孩子军，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从小穿梭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之间，熟悉山间的每一条小道，每一支河流，他把一条经香子坪、通河、大石河、文峪，沿洛河南岸，过龙驹、黑沟、徐家，进入官坡、兰草的小道指给红军，并带领他们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顺利穿越铁索关，进入陕西南部，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因了他的向导，红25军免遭重大牺牲。

离开红军的时候，红军把200块大洋送给他做酬谢，面对这笔他靠货担几乎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陈廷贤谢绝了。临行，程子华军长把自己与吴焕先政委联名写的盖有印章的纸条郑重地交给他，上面写着他为红军带路的前后经过。并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老乡，你是我们共产党的人，是我们红军的人。”

从此以后，他自己便觉得自己已是共产党的人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带路回来的当天，县民团就听说了他为红军带路的事，在城隍庙里严刑烤打3天3夜，他只字未认。1950年，已成为县副食品公司职工的他主动要求向组织交党费，组织上问原因时，他才讲述了曾为红25军带路的事，但空口无凭，当年那张盖有印章的纸条在租住的土坯房的檩条洞里被日军的战火烧毁了，组织上就没有承认他的党员身份。不承想，这一次“暴露”却成了他“说假话”、“编造历史”的罪名，“文革”期间遭受了无休止的批斗。他伤心透了，再也不提此事，这段历史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沉没了。

但红25军没有让它沉没，作为一个普通百姓，陈廷贤的事迹以300字的篇幅被载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军史》，成为“军史布衣第一人”。当年的红25军军长、后来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程子华没有让它沉没，当年的红25军政治部科长，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没有让它沉没，他们在合写的回忆录—《艰苦转战，长征入陕》中记述了陈廷贤的功绩。建国后，程子华任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时曾6次派人到晋城寻找，刘华清也曾到河北寻找，均没有结果。当年的红25军老兵，后来的中纪委原副书记郭述申也没有让他沉没，1993年他到卢氏兰草军部故地重游时还讲到：陈廷贤是为红25军长征立下大功的人。

陈廷贤当年说自己是河北人（本意是黄河以北人），红25军后来一直在河北寻找，当年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把“陈廷贤”说成了“陈廷献”，两个小小的误会让红25军用了30多年的时间没有能够找到他，其实他当时就在卢氏县城卖盐、卖酱油。1983年，红25军战史编辑人员把调查范围扩大到山西、河北、河南，才得知陈廷贤的确切住址在卢氏，红25军掌握的资料与陈廷贤本人的讲述完全一致，从而确定了他的身份，但此时的陈廷贤已重病卧床，1984年正月撒手人寰。

50年前，他把一支2900人的队伍带出了鬼门关，50年后，他走了，无怨无悔地走了。当年的200块大洋他没有要，现在也什么都没要，就这样平静地躺在2000多年前曾为虢国国君建立过行宫的虢山腰间。他毫无遗憾地走了，但遗憾的是我们，他拯救了2900人的生命，我们却什么也没有能够给他，只给了他一块墓碑。现在，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这块墓碑不断地擦拭，让它永远闪耀着和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