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风 时评作者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8月初，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17年3个月。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已悉数复出。媒体梳理52起官员免职案例，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官员半数已起复；有作风问题无缘复出。（8月12日《新京报》）

对此，专家分析，免职而不降职，为复出埋下了伏笔。这就意味着官场早就做好了接纳这些免职官员复出的准备——“伏笔”必然是为“下文”做铺垫的。基于此种语境，这种官场姿态，可能来自于某种官场生态。在这种官场生态中，弥漫着一种惺惺相惜或唇亡齿寒的暧昧气息，也不乏同病相怜的体谅和宽容。因为，免职官员能不能复出，还要看官场肯不肯接纳。有作风问题的不就无缘复出么？

也许正是“有作风问题无缘复出”，才说明了在免职官员复出上，“关卡”设在“脐下三寸”。按理来说，免职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为复出的障碍，应该属于对免职官员复出事无巨细的把关。但相对于犯有其他错误被免职官员的复出，则仅仅是“丢不起那个脸”的避嫌。从这种“荣辱感”上来看，其他诸如权力寻租、玩忽职守、挥霍公款等，都成了官场不大介意的“常见病”。这样的官场生态，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免职官员“带病”复出的温床？而“有作风问题无缘复出”，不过是在哀其不幸的同时“怒其不贞”罢了。

如此说来，权力的“贞操观”，只守住了官员身上的一条底裤？如果用这种道德底线对免职官员复出把关，对公权力的属性而言，已经几乎没有意义。试想，“三鹿毒奶粉”事件、山西襄汾溃坝事故等造成的危害，与不雅视频、嫖娼门相比，哪些后果更严重？然而，当年因“三鹿毒奶粉”事件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已悉数复出；山西襄汾溃坝事故1年后，四名被免职的省市主要干部，都已走上的新的领导岗位。只有哪些因网上“裸聊”、微博调情、包养姐妹等丑闻免职的官员，无人传出起复消息。

当然，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往往是其他问题的一个“附加题”。但是，这道“附加题”成了免职官员复出的“必答题”，并非是某种官场生态中的“洁癖”。对于这种能“纳垢”而不愿“藏污”的选择性接纳，可能还是因为后者的“偷鸡摸狗”纯属个人行为。而且，即使在体制壁垒下，也是能被公众看透的丑事。而权力寻租、玩忽职守、挥霍公款等，不但是失控的权力的通病，也是腐败官员的共同嗜好。或许在某些官场生态中，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于是，对那些不慎“湿鞋”的同僚，无论是出于惺惺相惜还是唇亡齿寒，正常的组织挽救，心急之下就变成了尽力“搭救”。

因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强调，“降级”处分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降级’处分有个两年时限，两年后解除处分，但即便是解除了处分，仕途、晋升，也要按照职级一步步来”。这已经是基于对官场自律的担忧。但无论如何，对违法违纪官员免职后连降数级，对被免职的或在职的官员来说，都具有教育和儆效意义。也可以让符合复出条件的官员免受舆论质疑，轻装上阵。